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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抗战:军统局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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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30 08:3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苏圣雄:1939年的军统局与抗日战争
2015-06-30 10:48

军事情报组织的建立,与国民革命军建立者蒋中正对现代国家的想法密不可分。对蒋来说,所谓现代国家,即为能屹立在现代世界的国家。要建立这个现代国家,必须强调“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


  内容摘要: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称“军统局”)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的1938年8月组建,为国内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随着抗战的推展,军统局组织不断扩充。1939年是军统局持续发展并奠基的一年,组织结构趋于稳定,训练工作亦赓续开展。配合国家适时战略为“持久战时期”,“政治重于军事”、“情报重于判断与想像”,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之外,“地下战场”重要性乃益为提升,军统局扮演的角色更不得轻忽。本文整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呈现1939年军统局的组织制度、人事、人员训练,与实际工作内容,以明其对抗日战争之作用。

  一、前言

  军统局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简称。此机关前身为1932年初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由戴笠主持。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专责党派调查;第二处处长戴笠,负责军警调查;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主管邮电检查。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归并于该局第二处。1938年8月,调查统计局改组,三处分立为三个情报组织,原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由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而身负实权。①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国军战略进入第二期“持久战时期”(第一期自开战至武汉会战,为“守势时期”),此时期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击及反击,以消耗日军,并策应日军后方的游击战,加强日占区之管制,阻止日军之统治与对物资之攫取。故此一时期“政治重于军事”、“情报重于判断与想像”,注重挑选谍报工作人员,分析实际环境,制定各种工作计划。②情报工作之重要性,乃益为彰显。

  军统局1939年工作之实施,乃依据1938年所定之工作计划。一面扩展有关军事之情报,以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定谋决策之参证,一面在日本占领区加强行动与破坏,制裁重要“汉奸”,摧毁附日政权,及破坏日方交通,毁坏其资源,藉以打击日军作战能力。在国民政府统治所及的区域,军统局则注意“汉奸”、间谍之防范与肃清、“反动”之镇压、贪污之检举,以安定后方秩序,保卫蒋中正个人安全,强化抗战建国之信念。③

  学界过去论述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常局限于当事人的回忆。2012年“国史馆”开放由“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移转至“国史馆”的《戴笠史料》、《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两大全宗,供外界阅览,并召集学者研究,出版学术论文集,首建奠基档案做情报史研究之里程碑。④本文延续此一研究取向,整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呈现抗战时期、1939年军统局的工作情形,以期丰富抗战史研究领域,并增补情报史相关研究。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藏于国史馆,过去鲜少为人利用。此一报告收于《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由贺耀祖、戴笠上呈蒋中正阅览。为戴笠所撰,叙述采第一人称,其初拟的手稿藏于“国史馆”《戴笠史料》。⑤内容有一年来工作实施之提要与检讨、组织人事、情报工作、行动司法、电讯交通、警务与检察及缉私事项、文件收发等章节,并附有甚多图表,完整呈现1939年军统局的工作情况,史料价值极高。⑥另外,“国防部”情报局所编之《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3册),大量使用情报局原始档案,内容充实,当曾参考历年工作报告编成。⑦惟限于该书目的为编纂概要,许多细节为其省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当可补其不足。张霈芝曾任职于军事情报局,获工作之便,得接触大量史料,撰成博士论文《戴笠对抗战之贡献》。该文其后于“国史馆”出版,更名为《戴笠与抗战》,⑧亦深具史料价值,足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相互参证。

  二、组织制度与人事

  情报组织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西亚文明便曾建立间谍、情报之人员、机构。⑨中国很早就出现常设性的情报组织,如明朝的锦衣卫与东厂。西方常设情报机关的设立,为民族国家兴起之后;随着官僚组织的建立,常备军和职业外交官出现,情报机关亦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下建立。⑩

  国民革命军的情报组织,始于1928年1月,时蒋中正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戴笠奉命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名义,负责隶属该部之密查组的工作,专司北伐前线军事情报之调查搜集。1932年,密查组扩大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其后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课复并入军统局第二处。及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年,1938年8月,军统局改组,原第二处独立,仍称军统局。(11)

  军事情报组织的建立,与国民革命军建立者蒋中正对现代国家的想法密不可分。对蒋来说,所谓现代国家,即为能屹立在现代世界的国家。要建立这个现代国家,必须强调“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其“组织化”,重视直向、横向之互动,直向重统属,横向重连带,“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国家,如果不能发挥组织的力量,绝对不能生存”。情报组织这种严密的组织,可说是蒋中正建立其现代国家之重要成分。(12)军事情报机关组织愈趋完备,尤其在抗战时大为扩张,实符合蒋“抗战建国”之宗旨。

  (一)组织人事及其调整

  1938年8月,军统局成立,组织区分内勤、外勤。至1939年,属内勤的局本部设局长(贺耀祖)、副局长(戴笠)、秘书主任(郑介民,代理秘书主任为毛人凤),其下设有秘书室、第一处(处长赵世瑞)、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力公)、技术研究室(主任余乐醒)、会计室(主任徐人骥)、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及中警校驻兰州特训班(各训练班主任由副局长戴笠兼,兰州特训班副主任为王孔安)、中警校驻息烽特训班(副主任胡靖安)、外事训练班(副主任刘璠)、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刘绍复)、谍报训练班(副主任吴琅),内勤组织系统参见图1。(13)


图1:依据“内勤组织系统图”改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秘书室分设四科(往下区分各股)一诊疗所及子弟小学。第一科掌文书,第二科掌译电,第三科掌编制,第四科为总务。第一处主管管理,下设四科,依序执掌人事、训练、交通、警务。第二处主管情报,下设三科,依序执掌军事、政治、国际。第三处执掌行动,下设二科(依序执掌行动、司法)一特务队。第四处主管电讯,下设三科,依序执掌业务、工务、侦译。(14)

  军统局第三处下辖之特务队,其工作具有独立性质,除平日担任各项警卫之责,并负有其他之特殊任务。1939年9月,特务队为适应战时需要,予以扩编,于内政部警察总队及该队所辖之特务队内,挑选警士共200名,分期实施训练后,扩编为三个区队及一直属分队,为军统局警卫之用。饷项由该总队开支,军统局酌予津贴。11月,又将派驻息烽及修文担任特种警卫之部队,拨归特务队统一指挥,并负责考核与督导。特务队计有431人,有枪368枝,弹33,950发。(15)

  外勤组织,区分“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国际”、“其他”,其下再分各“区”、各“站”、各“组”、各“小组”。华中有重庆特别区(涂寿眉)、川康区(张毅夫)、西北区(李人士)、武汉区(唐新)及成都站(颜齐)、西康站(徐远举)、西安站(许先登)、汉中站(高曾传)、山西站(薄有錂)、兰州站(霍立人)、宁夏站(史泓)、河南站(岳烛远)、湖北站(朱若愚)、湖南站(金远询)、赣北站(萧漫留)、赣南站(谢厥成)、九江站(陈其章)。华东有上海一区(陈恭澍)、上海二区(江绍谟)、南京区(钱新民)及杭州站(徐松坚)、浙江站(童襄)、安庆站(周翼)、屯溪站(曹飞鸿)。华南有香港区(王新衡)及澳门站(岑家焯)、广州站(谢镇南)、粤北站(冯德恭)、广西站(谢代生)、贵州站(陈世贤)、云南站(徐鹤林)、闽南站(陈式锐)、闽北站(严灵峰)。华北有天津区(倪中立)、北平区(刘艺舟)及天津站(张季春)、保定站(赵文玉)、石家庄站(卢祝尧)、察哈尔站(杨金声)、绥远站(陈绎如)、青岛站(站长被迫降敌)、济南站(和仲平)。国际未有设站,有星州、缅甸、暹罗、越南组。其他有空军站及朝鲜特别组、禁烟密查组等。(16)统计外勤组织数目,情报布置计有区10、站36、组165、小组128,现有人数4,874人;行动布置计有总队2、队11、组5、小组26,现有人数567人,参见表1。(17)


  1939年军统局为因应工作之加强、非常工作之准备、政治之变迁、战事之演进,各地区站组新成立88,撤销32,改称者20,改隶者4,合并者1。禁烟为军统之业务之一,为督促各省禁政之实施,军统局在川、黔、西康等省之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设立纠察室。(18)


图2:依据“工作人员年龄比较图”改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军统局工作人员呈不断成长之态势,1932年有145人,1933年有672人,1934年有1,722人,1935年有2,033人,1936年有2,402人。抗战开始后,人数成长更快,1937年有3,609人,1938年有6,721人。至1939年,有9,314人,局本部有430人,外勤有5,441人,其他分布于电讯、交通、特务队、训练班,调训、公开机关等。其年龄集中在21-35岁,21-25岁有2,637人,26-30岁有2,487人,31-35岁有1,957人。(19)

  工作人员之籍贯,以浙江最多(1,404),江苏居次(1,099),其他依序为湖南(929)、广东(703)、河南(645)、河北(628)、湖北(626)、四川(572)、安徽(485)、山东(444)、福建(408)、江西(330)、山西(249)、东三省(178)、陕西(166)、甘宁青(106)、绥察热(75)、贵州(74)、广西(66)、台湾朝鲜(43)、新疆西康蒙古(13)、英美法俄(11)、泰国(1)。(20)


图3:依据“工作人员籍贯比较图”改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图4:依据“工作人员出身比较图”改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军统局人员之学历,以出身军统局训练班最多,计2,660人;出身中等学校居次,有1,822人;军校出身有1,147人;小学则有1,072人;其他依序为大学及专科(990)、警官学校(692)、其他(425)、其他训练班(332)、国外留学(174)。(21)若以1936年全国13岁以上入学人数比率仅21.7%来看,(22)军统局人员的教育水平较全国为高。

  军统局组织上,在日占区及重要地点,采取双轨组织。各区站组设定掩护商店与外勤人员联络之接头地点,并规定每一交通人员所知之通讯处所,至多不超过两处,而组与组及人与人之间,绝不令发生横的关系,以资缜密。(23)军统局印行半月时评小册一种,第一期于5月15日出版,1939年共发行15期,计1万6千本。该书刊载蒋中正之言行及革命文选、每周战况、政治经济问题与工作理论,分发至政府统治区域内外勤人员诵读。为使工作人员不致被日军或附日政权影响,并奋发精神、坚定信念,自6月14日起,每日以无线电拍发百字左右之政治通讯,包含蒋中正抗战建国的指示,及国内外情势,给在日占区之工作人员阅读。(24)

  (二)督察制度

  军统局内外勤人员不下千余人,为加强考察内外工作与生活,厉行考核工作,除中央督察外,重庆及后方内外勤各单位,秘密布置督察通讯员41人。全国各地划分8区,派有区督察8人,在实地视察并督导,计有中央(区督察石仁宠)、川康(颜齐)、平津(乔家才)、察绥(高荣)、皖赣(陈庆尚)、京沪(毛万里)、闽浙(胡国振)、华南(邢森洲)等区,分别实施督察任务,其中以中央区、川康区、察绥区、平津区督察报告较为翔实。又自1939年4月起增设内外勤之周督察,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各站,同时实施,各单位工作人员轮流担任临时督察任务,计有239人。此举在使每一工作人员,均有检举他人与被检举之机会,藉收相互监督之效。内勤各部门,并单独成立考核机构,专任考核其所属部门内外工作人员之职责。(25)


表2:依据“区督察担任工作地区一览表”改绘,《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

  1939年督察工作之实施,对内外勤工作人员之性情、学识、才能之调查,区分干(干部)、基(基本)、助(助手)、运(运用)四类,已调查者共2,430名,干部248名、基本1,024名、助手524名、运用634名。至于内外勤工作人员之家庭情形与私生活状况之调查,被调查注记者,计有1,280名。(26)

  对于内外勤工作人员之工作状况及守法违纪之行为,经由督察检举,分别予以奖惩者,共325人。被奖者211人,类别有领导有方、效忠组织、努力督察、技术优良、努力研究、生活困难安心工作、经费不苟,项目为晋级1、奖金4、记功27、嘉奖179。被惩者114人,类别有工作懈怠、领导无方、任用私人、情绪低落、敷衍工作、贻误事机、生活腐化、举动粗暴、行为不检,项目为极刑1、禁闭10、降级8、记过21。被处极刑者,为重庆总台报务员何文光,其值机时擅自离机就寝,以致延误急电。军统局督察室呈报后,蒋中正乃按贻误事机论罪,解付息烽监狱执行死刑。(27)

  督察之实效,受限于日占区阻碍较多,一些单位偏处远方,又督察地区辽阔,交通梗阻或环境恶劣,于是定其功过“多凭文告”,“欲求妥洽,自感困难”。又限于人力、财力,一些临时机构增废不定,变动殊甚,审查考核均甚困难。督察人员之任用,亦成问题。有特工经验、任劳任怨、大公无私之人才,不易物色,故担任督察者,每不能破除情面,彻底面对检举案件。(28)

  (三)电讯交通

  通讯业务,军统局截至1939年底,各处电台为236座。计总台两座,一设于重庆,一设于贵州息烽。特台200座,军用台34座,分设全国及暹罗(曼谷)、安南(河内)各地。(29)


  军统局各重要分电台均由渝总台(重庆)联络,渝总台电机已由16大机增至21大机,并增设磁器口郊外台,每月收发报约180万字。次要各台则由筑总台(息烽)联络,有机13架,每月平均收发报约70万字。渝筑间之联络,采用专机双工制,日夜畅通,上海、香港及其他重要地点,则设专通机。为求电报之迅速确实与机密起见,在渝筑两总台,均派有稽核员,专责稽核报务之错误、延搁等状况。(30)

  原军统局通讯之特种符号已沿用6年,虽不易被敌人抄收与研译,但拍法迥异,易引起敌人注意,有被侦搜之危险。故军统局于10月间改用莫尔斯符号电报格式。(31)密本方面,密本变化愈多,电讯之机密性愈大,军统局经多方研究,设计一种活页密本,含有数种不同之变型,减少相互间意外之影响,更在角码编印上设计改进,期能确保电讯之机密。军统局所约发之密本达529部,为确保各个机密,将密本严格划分,切实统制,就电报往来多寡,决定密本约发之区别。站以上约发最机密者,组或小组约次机密者,个人则约发普通密本,并另编会计密本一种,专供会计部分来往文电之用。译法方面,因密本殊多散失,不免为敌所乘,若经常频发密本,敌区内亦难以顺利通过,乃从译法上研究设计改进,采用一种活译法,根据数学原理演绎,使原码变形幻化无穷,虽千万个相同之文字,而无一组相同之电码。此法在1938年底开始使用,1939年逐渐推广全国各区站及直属组,而在方法之运用上不断改进,增加机密性,并按地区之重要、次要,分别译法之繁简。于是各地译法原则虽同,方式互异,各成一系统,不致牵一发而动全局。(32)

  军统局技术室下辖密电组,成立于1938年冬,在美籍顾问指导下,以研译敌军及由电检所检获之密电为主要任务。1939年12月,蒋中正指示将密电组工作归并侍从室技术室统一办理。密电组一年来研译敌军及川中各军密电甚多,计侦获234,440份,译述13,817份。(33)

  日占区内材料采购与机器携带及密藏,均甚困难。经试验,以收音机改制收发机,实用后成绩良好,军统局乃分批抽调报务员学习。而发报机所发声音,久易被人侦抄,故总台各发报机之装置,随时改变音调,使听者无法辨明。(34)制造通讯器材方面,军统局设有无线电制造所,该所自1938年11月下旬由湖南沅陵开始迁徙贵州息烽,至1939年1月中旬全部复工。原拟完成大小电机及主要零件自给,因材料输入困难,供不应求,遂使工作效率低降。而所订购之新工具,以机体笨重,未能运入,因之无线电机结构之改进,未能实现,仍依上年之型式制造。又后方特工电台之建立已近饱和,而沦陷区之建立电台,又采报务员自造方式,故特工电机需要量已大为降低,无线电制造所营运方向遂为改进无线电机之制造,藉以加强军用无线电通讯之效能。至1939年,计完成大型机16架,小型机156架。(35)

  通讯业务被敌人破获甚多,1939年上海、南京、青岛、苏州、镇江、汉口、北平、香港诸台迭遭敌人破获,山东各地及唐山、沧州两地电台,被迫停止工作。而报务人员待遇太低,生活困难,难免影响其工作情绪。(36)交通概况,军统局以重庆为中心,布置交通网,水路有渝宜、渝瓷二线,公路有渝筑、渝蓉二线,航空有渝港、渝筑、渝滇、渝陕、渝蓉、渝桂、渝仰、渝越八线,另有粤汉、湘桂、蓉羌、羌陕、陕兰、筑柳、柳桂、筑昆、筑沅、筑息、衡金、韶港、金鄞、金温、芷黔、衡岳等十六支线。各线交通,均系运用各种方式,秘密执行交通任务。所运用之外轮侍役,对于本身之掩护问题,可无疑虑,且各侍役多系帮会中人,以在帮会较有历史与地位之军统局人员,运用其帮会关系而掌握之,故工作开展较为顺利。(37)


  (四)监狱看守所

  军统局设有监狱,1938年,由湖南益阳迁至贵州息烽。其后以邻近公路,目标容易暴露,乃于1939年11月间迁至距县城十余里之阳郎伯刘家,人犯全部移禁该处。刘家原系苗人所居房屋,房屋宽大,身处山林,军统局再加以修葺,加高围墙,以期周密。并在附近建筑防空壕及碉堡,以备空袭避难及防范。(38)

  监狱特辟小型操场一座,供犯人散步及运动,俾调节精神。监狱犯人之日常生活、饮食、服装、盖被等,力求清洁,每一禁室除由各人犯轮流负责整理、不时检查外,其余人犯之沐浴、理发均有定时,并派员监视。监狱内设有医务所,人犯患病即予治疗,如有传染病即予隔离。(39)

  监狱对人犯采军事化管理,并设图书室,购置领袖言行、总理遗教、曾文正公全集,以及各种修养书籍。视人犯之思想学识,令其阅读,并由监狱长不时予以训话,以熏陶各人犯之精神与思想,更改过去谬误行为,改过迁善。人犯中有特殊技能或专门学术与特工经验者,军统局设法使其继续研究与担任编译,并按月发给相当之薪水,以济其家庭之需。(40)

  军统局自迁重庆之后,原无看守所之设,所有人犯,均寄押于重庆行营三课看守所。行营结束后,改押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由于军统局人犯大多情形特殊,虽与稽查处人犯隔离看管,殊有种种不便。为求管理严密起见,军统局于1939年4月间觅得郊外李子林地方一民房,权充看守所。嗣以该处位于两公路之中,行人络绎,仍为不妥,乃于10月间复觅定郊外白氏墓庐一所为址,看守所全部迁移该处。该处房屋,为一两层之新式建筑,四周围墙甚为坚固,更有院落,足供人犯散步之用,且附近居民稀少、地方僻静,兼备安全与适用。其内部管理与一切设施,均与监狱无异。(41)

  军统局监狱与看守所之修养人犯,每月均有禁释,随时登记人犯总册。一年来,每月平均在200名左右。(42)

  (五)军统局建筑概况

  由于军统局之任务,在巩固中国国民党之政权,及卫护蒋中正之安全,因此情报之上达、警卫之配备,皆须靠近蒋中正,故军统局办公处,不易觅得合适处所。1938年武汉失守后,中央各机关全迁重庆,军统局亦于12月以后陆续迁抵。因迁重庆之工作部门与人数众多,而重庆又为一商业场所,大建筑不多,而可借用或租赁之房屋,早已为中央其他机关占用,故至1939年6月以前,军统局办公处所藉租自民房,散处城内12处。由于重庆道路崎岖,交通不便,军统局又工作繁忙,传令兵多达30余人,日夜传递公文,尚觉迟缓。加之以日机轰炸频繁,遇袭时,所有兵员均需携带随身紧要之文件与重要之公物,避入附近公共防空洞。如此管理防范,均甚困难,而工作效能,亦大受影响。故军统局与警察局相商,将被日机轰坏之一部分罗家湾警察训练所尚未修理之房屋,让与军统局修理,并添建草房,构筑防空洞,为军统局办公之用。另于离小龙坎10华里之巴县所属童家桥附近之杨家山、锺家沟等处,租用山地,建筑军统局预备办公处所,及无线电总收发报之房屋,在其内装设电灯、电话,并设置防空设备。建筑完成后,工作人员之眷属,大部迁往童家桥附近居住。同时,又将附近五灵观禅院,加以修理,办一小学,以为军统局工作人员子弟读书之所,其各级教师与工役,均工作人员眷属充任。(43)

  三、人员训练

  蒋中正个人极为重视人员训练,其担任校长之黄埔军校,便是一训练机关。1927年北伐过程中,蒋中正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会见,曾言:“余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冯玉祥)同志任之,余独负训练之责也。”(44)1933年蒋筹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于9月17日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45)1934年再度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于9月27日第三期毕业典礼后自谓:“本日庐山军官团第三期训练毕业给凭,致训,此为余一生事业成功之一,实堪自慰。”(46)1937年6月6日,蒋对三民主义力行社幼稚骄横,感到愤慨无已,谓:“何国人之无能无智至此,乃无训练之过也。”(47)

  1938年11月24日,蒋中正指示军统局将扩大、加强训练列为主要工作计划之一。军统局之训练,以精神为主、技术为辅,并规定精神方面须养成刻苦耐劳与牺牲奋斗之风尚;技术方面,力求适合实际之需要与工作科学化两点。精神科目以总理遗教及蒋中正的言行为主,旁及历代民族英雄传记。特工之一般技术,如密码、秘密通讯、军事学、情报学、行动要领、手枪射击等,亦为各班所共习。(48)

  军统局工作人员多为军校出身,然从未学习过军事者,亦非少数。军统局乃将工作人员分别施以一个月的训练,自8月底起至10月底止。此外,军统局亦选送人员至中央各训练机关受训,如中央党政训练团、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兰州、贵阳等处之兵役训练班等。(49)

  (一)中央警官学校黔阳特种警察训练班

  中央警官学校黔阳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黔训班),为军统局之基本训练机关,原设于临澧,是为第一期,计566名,1938年9月入伍。是后训练班迁黔阳,经由各地人员介绍并经考试及格,继续录取学员340名,加上第一期毕业学员,共计906名。(50)

  566名学员于入伍训练完毕后,分参谋组(后改为军令部谍报人员训练班)、情报组、侦查组、电讯组、会计组五组训练。情报组所授之专门课程,为情报业务、内勤业务、政治警察、痕迹学、破坏学等。侦查组之专门课程为痕迹学、帮会研究、侦探学等。电讯组之专门课程为特种收发、电律、无线电学、电讯收发等。会计组织专门课程为统计学、审计学、会计法规、会计原理、官厅会计等。此566名于1938年10月29日结业。其余340名,系1939年1月入伍,入伍训练完毕后,分军事、技术两组训练。军事组即为谍报工作之准备,其专门课程为战术、地形学、筑城学、后方勤务、兵要地理、谍报业务等。技术组织专门课程为破坏术、犯罪学、人相学、化学通讯、除奸术、擒拿术等。该批学员于1939年10月29日结业。(51)

  上述两批学生通称为第二期学员,训期分别计10个月至14个月(566名训期14个月,340名训期10个月),除谍报组人员149名,以该班改称军令部谍报人员训练班,调渝再施以两个月训练外,共计757名。第三期班址移驻贵州息烽,学员500名,内工作人员34名。(52)

  (二)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种警察训练班

  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兰训班),亦为军统局基本训练机关之一,乃为适应西北之特殊情形,于1938年10月4日奉蒋中正批准成立。

  学员355名于1938年10月正式入伍,入伍训练毕,分为国内情报、俄文情报、边疆情报、电讯、警政等五组训练。各组专门课程与黔训班相同,另授以适应西北情形的相关课程。至1939年底结业,训期计15个月,与黔训班本届毕业学员同称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学员。第三期学员在华北各地及蒙旗回藏等处招考,学员共400名(内含工作人员23名)。(53)

  (三)军令部谍报人员训练班

  军令部谍报人员训练班之成立,其目的在建立军队谍报工作之基础。该班奉蒋中正1938年12月4日代电指示成立。原址黔阳,学员147名(原149名,2名死亡),系由黔训班参谋组改编。其专门课程为各项军事学科,如军事谍报、参谋业务、后方勤务、战术、兵要地理、军制等。1939年10月29日结业,训期10个月,是为该班第一期毕业学员。其第二期学员共计250名,内100名系挑选军校第16期毕业生调训,150名系黔训班军事组毕业学员。为便于延聘教官,并充实教材,该班其后迁移重庆。(54)

  (四)外事训练班

  外事训练班于重庆开设,其成立目的,在开展外事工作,培养国境警察干部。第一期学员36名,系就黔兰两训练班中,考选长于外国语文(英俄德法意日蒙回藏等)学员,并招考国内外各大学、高中优秀学生。1939年7月23日始业,9月3日结业,训期6周。第二期学员72名,于1939年10月22日始业,12月底结业,训期2个月。其专门课程为治外法令、外交礼节、日本概况、刑事警察、外国语、国际问题专讲、海关检查等。(55)

  (五)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

  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设于巴县童家桥,系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39年11月5日电令成立。为养成各游击队爆破技术人员之训练机关,其目的在能扰乱敌人之后方组织与破坏一切建设。第一期学员63名,多自籍隶沦陷地区,且有爆破经验与勇敢牺牲精神之黔训班毕业生选取,自1939年11月5日始业,12月底结业,训期2个月,毕业61名(死亡1、禁闭1不计)。其专门课程为爆破学、火药学等,教官由兵工署派遣专门人员担任,注重实习,尤不限于爆破器材之使用,而在能就地取材,从事制造。第二期拟调各地游击队干部学习。(56)

  (六)特种侦查训练班

  特种侦查训练班,专责对付共产党,主事者为军统局同仁且已打入共产党者,其目的在养成一班思想纯正、精神奋发、能刻苦耐劳之青年,俾能深入共产党工作,争取主动地位,发生核心作用。该班采用绝对秘密方式,尤注意与社会隔离,尽可能养成窑洞生活。其专门课程,在解释各方组之情形及活动方式,特别从事共产党之深入与侦查,使能在积极方面预为防范,在消极方面至少能报导中共之策略、计划、活动方向,以备对策之参考。第一期学员20名,于1939年11月20日在郑州训练,12月19日结业,训期30天。(57)

  (七)仰光特别训练班

  仰光特别训练班,为军统局在南洋惟一的临时训练机关,其目的在选拔当地有为青年侨胞,加以特工训练,以为开展南洋各处工作之基础。第一期学员计14名,招考中英文有根基者。其课程为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国际政治、国际法、侦查常识、国际间谍、日本间谍、英缅文等。自1939年6月15日始业,8月15日结业,训期2个月。第二期由第一期毕业学员介绍,预定物色20名青年。(58)

  各训练班学员之年龄,大多介于17至35岁,属年富力强时期。其学历,最高者为大学毕业,最低者为初中毕业,其他专门学校毕业者亦多,平均在国民智识水平之上。(59)军统局在1939年的训练经费预算,每月列支35,000元。为恪遵蒋中正“扩大训练”、“加强训练”之指示,开办上列训练班,一年来支出经费为556,000元,超出经常费136,000元,招生、服装、分发、建筑等费用,又用去40余万元。(60)

  军统局训练有一定成效,其训练人员,能在各地工作遭到破坏之时,立即有相当人员前往恢复,且有更进步之工作表现。此外,各训练班之开办,使人员于外勤工作忙碌之际,送各机关训练,俾一面工作,一面接受新知,恢复其精神与情绪,无形中增加工作效能。(61)

  军统局虽致力人员训练,但“用人既多,考察难周”,且个人的忠诚非一时一事所能评定,仍难免遭遇人员叛变。各种训练班之教育设备,皆较为简单,实习器材限于经费,亦甚缺乏。如汽车之驾驶、手枪之射击,因器材缺乏,不能充分演练。由于特务工作之训练,需要学识与经验并长,教官之人才乃甚难觅寻。学员之成分,透过介绍,难得到学力优异者,若向外选取,则难免他人趁机混入,且当时青年人世尚浅,社会关系过于单纯,工作多未能深入。(62)

  四、业务的展开

  (一)情报工作

  时值抗战,军事情报的获取,为军统局重要业务。军统局侦查日军或附日军队(“伪军”)之动态、计划,及兵种、兵力番号等,按日或随时编报,并在月终总合汇报该月日军所增兵力与伤亡总数之比较,提供蒋中正判断日军之动向。例如,军统局依据各战区情报员逐日报告,统计1939年日军在华作战伤亡计481,362人;(63)日机损失计174架;日空军人员被俘、死亡或潜逃计303人。惟战况情报,常因传递迟缓,多失时效。而一部分外勤人员,未具备适应当地环境、熟谙军事之条件,所报多欠系统,尤其对日军番号未能精确辨别。(64)

  除了侦查日军的军事情报,军统局亦对国军高级将领之抗战意志与平日言行,及各部队军风纪情形,随时摘要编报。惟违犯军风纪案件,每因时地转移,难获确切证据。(65)对于国军实力,军统局亦有调查。如曾调查各战区游击队实力,统计人员共计716,780、马匹18,776、枪支417,901。(66)

  政治情报方面,军统局对内作了很多侦查工作。对于国社党、青年党、民族革命同志会、第三党等各党派、团体之活动与企图,分别汇报。并侦查各省政情,及政治各派系之活动。党政要员之言论与动态,及走私贩毒、兵役舞弊、贪污不法、法币走私等腐化行为,亦予调查,统计1939年军统局检举贪污不法,共612件。军统局又调查边疆政治与民族情形,汇编参考。各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亦为调查重点,军统派工作人员打入其组织,及陕北抗日大学,并于陕西、汉中、浙江、丽水各设一组,专门侦查共产党活动。(67)乃能获对共产党实力之发展、与地方当局之摩擦、不法情形之情资。例如,军统局曾获走私之情资:“宁夏塩池及陕北定边驼商,常赴包头贩运仇货,每月达三千担以上。十八集团军从中抽税后,任其通行无阻。二十八年四月份所收税款,达八十万元之巨。”(68)

  军统局关于边疆政情之侦查,尚欠普遍与深入,如西藏、新疆、青海、宁夏各省之情报,内容均欠充实。贪污不法案件数量甚多,但重大事件太少,尤其军统局工作人员社会地位太低,对于重大案情之侦查与证据之搜求,较为困难,致使案件之检举,欠缺有利之佐证。(69)

  附日政权(“伪政权”)与国际情报方面,1938年底,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出走河内,军统即侦查其行动,并及于各地汪派之活动,随时摘要呈报蒋中正,又另编专卷,以备查考。(70)军统局对汪兆铭的住处、活动经过皆有掌握,对其企图亦有分析判断。(71)

  时另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伪”政府,及其他“伪”组织,军统皆将其人事与活动情形,随时予以侦查。惟军统局在两个“伪”政府未能深入布置,情报质量均差。(72)

  国际情报,对于重庆之外侨,凡涉嫌疑者,均作个别之专案研究,又因德籍侨民似有秘密团体存在,故于个别研究之外,作集体研究。军统局另依公开与秘密资料,研究日军、附日政权与国际动态,除作定期之综合分析,并随时就特殊事件,提出意见方案,以供参考。惟外籍间谍人员之侦查,牵制较多,故多失之宽纵。一些情报,颇有足资对内外宣传者,却未能充分利用。(73)

  军统局受限于人才与经济,国际情报网未能建立。对于美国方面,布置较妥,尤能利用美方情报机关僱用之华籍人员,以输送有利中国之消息,其收效较两国直接交换情资更为有力。(74)总计1939年军统局收入情报,共有97,213件;摘呈情报(摘呈给蒋中正、军委会办公厅、军令部、航委会、桂林行营),计13,488件。摘呈情报类别,以敌情最多,计9,494件;军事次之,计1,207件。其他依序为敌伪(764)、不法(543)、汉奸(480)、国际(389)、政治(303)、党派(178)、社情(66)、经济(64)。(75)


  (二)行动司法

  对于“汉奸”之制裁,军统局对此虽不惮予以制裁,但仍采慎重态度,以求对象选择之严格,而符合杀一儆百之原意。而有可为反问之用者,则暂予保留,积极运用。(76)制裁行动最机密者,会专案呈报蒋中正(未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其他制裁对象,军统局制表呈报蒋,其格式为:


  制裁类别只有两类:汉奸与敌谍。方法以枪击为多,其他尚有铁锤铁棍猛击、掷手榴弹、下毒、刺杀、绑擒、斧砍、用反间法被敌汉口特务部派人制裁。结果有伤、重伤、死、毒发入院毙命,制裁致死率甚高。(77)

  惟军统局行动人员缺乏“高级汉奸”为内线,不易接近制裁对象,且在特殊环境下,甚难适应当地生活,以利潜伏,故于执行任务后,容易暴露身份,影响工作。此外,高级行动干部,不易养成,于特殊地区之策划指挥,每多失当。如1939年3月军统局在河内暗杀汪兆铭之无功,为“本局行动工作最大之失败”。(78)

  破坏工作方面,为配合二期抗战之需要,军统局对沦陷区后方之破坏,努力甚大,(79)破坏工作遍及上海、天津、绥远、济南、杭嘉公路、蒲圻、平湖、嘉善、汉川、武穴、广州、信阳等。如4月29日,军统局运用日清公司漆匠工头胡庆元,将发火物摆入杨树浦瑞镕造船厂日本海军运输舰庐山丸各层中,将价值60万元之该舰全部焚毁。(80)破坏工作虽有所成,惟因缺乏破坏器材与专门技术人员及充分准备,故未能完成重大之破坏任务,如破坏日军之军火仓库或飞机场等。(81)

  袭击工作方面,军统局曾袭击金门岛日军、袭击宝山杨行敌军营房、破坏白云山日军高射炮并毒毙日兵、袭击伪广州维持会、袭击湖北羊楼洞维持会。其实际过程,以袭击宝山杨行敌军营房为例,军统局上海区组长运用江湾人民自卫团拨派三个中队,分配成纵火、掩护、行动、交通破坏、通讯等五个小队,乘夜色向日军宝山杨行镇东首营房施行放火,并袭击日兵。结果焚毁日军营房310余间、军用卡车2辆、战马50匹,并击毙日本援军20余名,消耗日军弹药万发,而军统局无任何损失。(82)另外,军统局曾计划在日本占领区各大城市中,举行“‘大暴动’,但为避免工作暴露,未能实施。”(83)

  军运工作方面,军统局对“伪军”联络,不遗余力。联络人员透过关系,获得“伪军”将领之同情,唤醒其对国家民族之观念。(84)如驻防于河北涿良房固一带之河北剿共联军,有兵源8,800余人,枪800余支。军统局天津站军事工作员王守兴负责联络,转呈蒋中正,蒋乃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锺麟收编,嗣后南王守兴会同鹿锺麟的驻津代表徐汇东派员点验。(85)惟军事活动瞬息万变,一经周折,即难期实效,又因各地军事长官多未予重视,致军运工作鲜有成效。(86)

  司法案件方面,军统局各站区所检举之特种案件,经军统局指示侦查及详加审核后,多饬令设法运用当地公开名义,移送军法机关,依法审办。综计一年来各军法机关受理此项案件,因有时未能与军统局各区站组在工作上直接联系,案情不无隔阂,乃未能详尽侦审。又贪污不法案件,经呈报蒋中正转饬主管机关讯办,各主管机关多以查无其事、查无实据呈复。于是军统局的检举案件,难得结果。对此,军统局以为“此特工组织未健全,权力未确定之缺憾也”。(87)

  (三)侦察工作

  电讯侦察原为军统局电讯工作之重要部分,限于人力、财力,未能充分发展。原拟在重庆、贵阳、昆明、成都、宜昌、西安、桂林、宁夏、天水、兰州等十处后方重要城市,各设电讯侦查组以从事防谍及搜索通敌电台任务,以所需经费过巨,人机不易配备,乃先从重庆着手。于3月间运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第三科合组办公,布置侦察机7架,除1架担任流动侦查,其余6架在金马寺、马王庙、石板坡、菜园埧、江北岸、南坪场等六处每处布置1架,担任普通侦听。报务员除由军统局派充外,并由各有关机关抽调,以每机分配2人轮流工作。7月间,各机关派任之报务员一部调回,所余人员仅能配合4架侦察机工作。以第一机为流动侦听,第二机专任抄收可疑台电报,第三、四两机担任普通侦听。又测向机原属军令部管辖,为便于工作计,亦自三月间运用稽查处名义,统一指挥,并请军令部派员督导,暂以重庆市区为工作之对象。测向机计有3架,在遗爱祠、江北岸及南岸海棠溪等三处各布置一架,专任测向事宜。3至9月间,普通侦听听得呼号1,428个,已判明者447个,未判明者808个;可疑者173个,抽144个交测向机侦测,经测定方位者21个,未定方位者123个。10月以后,普通侦听机专任个别监视工作。(88)

  侦察工作对象有美英兵舰、法国水师营、民生公司、英使馆职员、太古公司轮船、河北民军总指挥部驻渝办事处、西康省政府。以侦查美国兵舰“都希拉”号为例,军统局侦明该舰长波通讯时间全部通讯网后,5、6两月共抄明码58份、密码电119份。明码电全部译出,获悉其中有合众社记者爱克斯兰,及间谍马丁利用该台传递重要消息。军统局即报请咨外交部向美国使馆交涉制止。7月底,军统局奉令停止侦听。(89)

  军统局之电讯侦察,除施用技术侦听,亦调查重庆之电台、收音机,并统制无线电材料。重庆市电台登记,原由军政部交通司办理,关于复查、检查、核对及非法、违法电台处理事宜,则由军统局稽察处第三科主办。经调查及侦听,已调查确实者,计专用电台60座、军用电台105座、交通部电台11座、外国使馆兵舰电台4座,共计180座,其中已办登记者167座,未办者13座。以军政部办理电台登记事宜较为迟缓,故应办事项令军统局甚感棘手。重庆市收音机之调查,自5月间该使办理,以日机轰炸,市民疏散,收音机迁移乡间甚多而地区辽阔,以致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完成登记。至1939年底,已办登记并派员复查详确无疑者,计235具,未照登记手续经扣留核办者34具。统制重庆市之无线电材料,于5月间切实办理,并召集各电料商行会议,订定统制办法,呈准施行。至1939年底,办理登记者计47家,其中8家发售电料有未凭许可证出售者,均予严重警告纠正。(90)

  (四)警务与检察及缉私

  由于中央法令尚未尽能贯彻地方,致各省之警务检查、缉私机关多未能与军统局密切联系。即便在中央权力能及之处,表面上由军统局取得联系与合作,因各有行政系统,其工作、人事、经济等要项,不能由军统局确实支配运用。军统局对于各该机关行政之设施、业务之推进,仅能负监督与指导之责。于是人力、财力使用不甚经济,致工作效能减低,甚至发生摩擦,形成隔阂。(91)

  邮电检查方面,该业务于1935年开始,由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党部)、第二(现军统局)两处共同派遣人员,于局本部成立第三处,掌理邮电检查事宜,经费则由双方各自负担。1938年8月军统局改组后至1939年,军统局主责之邮电检查计有重庆、兰州、康定、西昌、立煌、曲江、吉安、福州、恩施、沅陵、洪江、耒阳、镇远、安顺、毕节、遵义、独山、万县、自贡、泸县、遂甯、广元、雅安、洛阳等24所,及浙江沿海19县之邮电检查专员。(92)

  邮电检查,牵涉到军统局与中统局之权力斗争。前军统局之第三处,人员由第一(其后之中统局)、第二处(其后之军统局)组成,处长金斌,负实际责任者为党部所派之应泽。应泽掌管人事之调遣、临时办公费之支配,及上下行公文之处理等。1938年8月,前军统局改组为中统局与军统局,邮电检查事属军事范围,原隶军统局。前军统局局长陈立夫以邮电检查系双方共同派遣,坚持暂隶军委会办公厅,于此成立特检处。在戴笠力争之下,蒋中正同意特检处由军统局指挥。其后特检处由朱世明接金斌任领导,内部仍由应泽掌控。军统局认为应泽“把持挑拨”,使派遣人员产生摩擦,又处处与朱世明难堪,加以各机关对邮检工作,“均思染指”,于是邮检工作无效率,徒耗国帑,增加纷争。考量特检处虽隶属军委会办公厅,但工作之指导与考核无人负责,处长朱世明又奉命兼长外交部情报司,难免顾此失彼,故戴笠建议撤销特检处,改为在军统局下成立一科,所有人员经费,交军统局负责整理。(93)

  (五)外勤组织被破坏之情况

  1939年,中日战事相持,日军无法用军事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乃欲扶植汪兆铭成立国民政府,以与重庆国民政府相抗衡。汪兆铭利用过去参加中央特工的丁默邨与李士群,在上海组织特工总指挥部,联络日方宪兵,威胁利诱国府之特务工作人员,乃有7月14日王天木在上海之叛变。(94)

  王天木原为上海代理区长,被派往平津指挥行动工作。1939年6月,王离津赴沪,并擅调无线电修理员褚亚鹏从行,复贻书戴笠,表示欲辞职出国。戴笠以王行动诡秘,推测当时上海情势与王过去之所为,断定其必将背叛组织。乃于7月7日密令上海区长赵理君即予制裁,防患未然。赵以王已有戒备,未能坚决行动,致王勾结陈第容叛变投敌,由7月14日报由日本宪兵队派遣便衣宪兵,会同两租界捕房,搜查军统局沪区人员住所及办公地址13处。虽军统局在沪主要人员获捕房运用人员密告,未遭逮捕,但组织已遭破坏,工作殊受影响。(95)于是军统局在上海、南京、青岛、龙口、平津、武汉等地之工作先后被破坏。日本期一网打尽,肃清国民政府在沦陷区之特工组织,惟军统局在抗战军兴以来,已于沦陷区及前线各重要城市,实施复线与双轨之制度,故组织虽被破坏,仍有起而代之者,又依例绝对不发生横向关系,每一单位负责人,除其直辖范围内之工作外,其他工作皆无所知。因此,一方虽遭到破坏,其他部分仍能继续工作。其中,青岛与龙口两地,督察室主任傅胜蓝适巡视山东,考察该地工作;原任站长贾心吾因工作不力,调职重庆议处,由傅负责整理。受青岛行动组长赵刚义叛变之影响,傅被敌逮捕,严刑逼供,致将在青龙两地整个组织供出,工作人员多数被捕。王天木、陈第容叛变之发生及结果,与军统局事后之补救,为军统局工作以来未有之波动,时间、经费俱极耗费。(96)

  1939年,军统局牺牲工作人员,殉职计18人,遇难计42人(被炸26、被害16),被捕计197人(已释50、未释147),死亡计44人(病故43、自杀1),牺牲者,多为外勤人员。(97)


  五、结语

  1939年,国军进入第二期抗战,其胜负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在后方。日军亦加强其占领区的统制与封锁,扫荡肃清国府特工。军统局在此局面,地位益形重要。其该年之工作计划,在加强敌我军情之调查、国际情报之开展,及调查日军在沦陷区政治之设施、经济之统制与汉奸之活动,并及后方公务人员贪污等调查。行动方面,则扩大汉奸之制裁、敌方金融资源交通之破坏、后方走私之查缉、间谍之防止、贪污之检举、反动之镇压等。(98)一年来实施经过,有其成绩,亦有所失。

  在不断调整之下,军统局组织进一步完善,区分内勤、外勤,戴笠以副局长身份统摄全局。局本部设局长、副局长、秘书主任,其下设有秘书室、第一、二、三、四处、设计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会计室。外勤组织,区分“华中”、“华东”、“华南”、“华北”、“国际”、“其他”,其下再分各“区”、各“站”、各“组”、各“小组”,计有区10、站36、组165、小组128。工作人员有9,314人,其年龄集中在21-35岁,籍贯以浙江最多,江苏居次,湖南第三。学历以出身军统局训练班最多,出身中等学校居次,军校出身第三,其他依序为小学、大学及专科、警官学校、其他训练班、国外留学等,水平在全国平均之上。组织上,在日占区及重要地点,采取双轨组织。为加强考察内外工作与生活,军统局厉行考核工作,建立督察制度,全国各地划分8区,派有区督察8人,并增设内外勤之周督察。1939年组织的调整与确立,奠定日后军统局进一步扩张的基础。

  训练甚为蒋中正所重视,军统局的训练工作,在1939年迅速发展,成立数个训练班。计有中央警官学校黔阳特种警察训练班、中央警官学校兰州特种警察训练班、谍报人员训练班、外事训练班、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特种侦查训练班、仰光特别训练班等。

  1939年军统局的工作,组织日形扩展,但干部不敷分配,指导督察,均未臻完善,而新进人员既多,工作尚未能深入。加以性质类似之组织,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多所迁制,而政府以下之机关与中国国民党之组织,又不能便利运用。且因各地生活之高昂,工作人员待遇之微薄,致情绪低落者有之,思想转变者有之。而高级情报人员之吸收与行动,对象内线之运用,一则因当时特务工作,人尚视为畏途,一则因军统局之经费支绌,有时妨碍进行。而内外工作之主持、各方环境之应付,皆集中于戴笠一身,其能力终究有限,难免思虑不周。凡此种种,皆影响军统局工作之效能。(99)依照军统局内部的考核报告书,1939年的工作缺点,显著者概有:一、贺耀祖挂名局长不负实际责任,而副局长戴笠每日到局本部办公时间不多,人员未免有精神松懈之感。二、外勤工作人员对事之态度欠和平,有事恃势凌人之嫌。三、外勤人员因缺少掩护,或自诩为特务人员,常致暴露身份,妨碍工作。四、内勤工作人员,尚有迟到早退之缺点。五、办公所在地警卫欠严密,特务对与传达,亦有松懈之处。六、办事方法欠科学化。(100)

  军统局缺点上多,惟抗日战争当仍有一定贡献。局提供军事领导人蒋中正及中央军事机关大量敌情、军事、敌伪、汉奸、国际情报,为蒋中正所重视,指派专人研究,(101)多少有助于当局对战局的判断。制裁“汉奸”或敌谍,为军统局重要工作,其致死成功率甚高,对吓阻中国人附日,应有一定成效。惟河内制裁汪兆铭之失败,为军统局“行动工作最大之失败”。7月14日王天木、陈第容在上海之叛变,使军统局在上海、南京、青岛、龙口、平津、武汉等地之工作先后被破坏,遭受巨大损失,为该局前所未有之波动。

  军统局香港区通讯员袁良驺,1939年5月调沪工作,8月间被诱绑,曾被用火油罐鼻及非刑拷打,终未吐实,并于9月9日作写书以明志,词曰:

  易水空余恨,成仁待断头;

  丹心卫党国,碧血溅洪流:

  任教横诽谤,精忠不自休;

  愿为越勾践,不作洪承畴;

  铁窗羁病体,沥血表贞操。(102)

  就军统局的立场,1939年的工作实施经过,为血与泪的纪录,既所以检讨过去,亦所以策进将来,此乃《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民国二十八年工作总报告》所以撰成之一因,(103)也为吾人留下回忆资料外的军统局活动重要档案史料。(104)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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