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高院的精神分裂：同时支持医改与同性婚

夺标

（文/李泉）6月25、26两天美国最高法院公布了两个案件的重要决定，前一个挽救了奥巴马视为重要政治遗产的医保改革法案，后一个将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一个事关立法解释(statutory interpretation)，一个事关宪法解释(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两案合一，正好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斗争司法化，司法判决政治化的现实。

政治斗争司法化在美国不是新事物。年轻的托克维尔在19世纪前半叶游历美国之后就观察到，这个国家很多一时无解的政治问题人们最后都尝试通过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当然这种尝试并不总是成功，最大的败笔就是在高院历史上留下永久污点的1857年斯科特案，不仅没有解决黑奴问题，反而加速了1861年内战的到来。

但导致超过60万士兵伤亡的内战似乎也没有阻止美国人继续对高院着迷。此后在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新政时代以及越战后的美国，最高法院仍然不时地被卷入政治漩涡：既颁布过支持种族隔离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也洗心革面地一度当起了争取种族平权的排头兵；既拥抱过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毫不留情地最终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下的契约自由踢出了宪法。今天我们在医保法案和同性婚姻上看到的“法律判决”，不过是高院政治在美国极化局面加深情况下上演的又一幕政治对决。

以医保案来说，美国从上世纪的1910年代就开始探索适合其国情的医疗模式。到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际，三亿人中买不起医保的还有4500万，医疗支出占比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钱没少花，但像预期寿命之类的健康指标在世卫组织的排名上都在20开外。民主党凭借执掌白宫，特别是国会两院的短暂窗口期，克服共和党议员罕见的全体反对，由奥巴马在2010年3月23日签署通过了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最深刻的医保改革。

不过，政治斗争的擂台随即就转移到了法院。在奥巴马签署法律的当天，共和党律师就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州分别发起民事诉讼，寄希望于最高法院来判定医保法违宪。和这次类似，2012年6月28日，高院在休庭前的最后一天公布决定，反对派曾寄予厚望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把关键一票投给了奥巴马，认定医改合宪。即便如此，保守派也没有放弃，而是启动早已准备好的备选方案在初审法院卷土重来，这才有了这个月25号高院最终再次支持医保法案的决定。

美国同性婚姻支持者在最高法院前高举彩虹旗

类似的政治诉讼同样被用在了同性婚姻上。不同之处在于正反双方首先在50个州里展开了互相拉锯的阵地战。反对方借助立法手段，在联邦层面于1996年通过了“捍卫婚姻法”，禁止联邦政府承认同性婚姻，同时以州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成功地在31个州限制同性婚姻。支持方则借助州法院，首先于2003年在自由派重镇马萨诸塞州取得突破，由州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合法，随后如法炮制拿下佛蒙特州、康涅狄格等州。最大的突破出现在2013年，支持方挑战“捍卫婚姻法”获得最高法院支持。此后由于各联邦上诉法院大多根据高院的判决精神裁定限制同性婚姻的州宪法修正案违宪，反对方开始兵败如山倒，36个州相继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不过支持方并未罢休，利用俄亥俄州的一个案子再次入禀最高法院，最终让同性婚姻权被纳入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为同性婚姻扫除了障碍。

医保案的两个判决分别是5比4和6比3；同性婚姻的则是两个5比4，最高法院基本上仅仅凭借关键法官的关键一票在事关美国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健康与婚姻两个核心议题上决定了其今后中长期的走向。拥护者大概会欢呼这是法律或者法治的胜利，不过正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同性婚姻案的反对意见中所说，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尽管有充分的理由去庆祝，但他们的胜利和宪法无关！言下之意，法院的简单多数判决不过是政治操作下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决定罢了。

说到司法判决政治化，其实质就是政治问题司法化之后顺理成章的逻辑延伸。

从华盛顿时代开始，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就充满政治考量，从兼顾地域平衡到唯意识形态至上，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介入程度越深，对法官本身的政治属性要求就越强。法律诉讼中一方必输的零和结果导致在所有政治性诉讼中双方都发展出强烈的输不起心态，从而有更强烈的动机从法官任命的源头去影响诉讼结果。共和党敢打医保官司就在于最高法院目前是保守派法官占多数，同性婚姻支持方敢打官司则是认准了肯尼迪大法官的关键一票。但共和党赌输了，同性婚姻支持者赌赢了，差别全在于能否准确辨别法官们的政治判断。既然法院和法官的政治属性越来越强，也就意味着整个司法体系会逐渐形成基于自身机构特点的政治判断。如此一来，被认为是保守派阵营的法官会做出自由派所乐见的判决，而反之亦然，结果就是增加了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不确定因素。

比方说，新的医保法案强制每个人都要买保险，否则就要付罚金。从扩张联邦政府立法权的角度讲，这个条款和最高法院从伦奎斯特时代开始确立的宪法原则存在本质冲突，奥巴马自己的司法部当时心里都没奢望能胜诉。但罗伯茨法官基于自己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推翻医保改革后的巨大负面效应，于是另辟蹊径，从宪法里另找了一个条款为医保背书，左勾拳打得保守派律师们的眼镜碎了一地。至于说到同性婚姻权到底是否属于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根本性核心权利，那更是基于法官们存乎一心的政治选择。这次肯尼迪大法官说是，难道将来另一个大法官不能说不是？政治问题司法化，司法判决政治化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果关键的政治问题都由这些黑袍法官们来决定，美国到底是民主还是独裁？

马歇尔当初确立“司法审查”权时，假设政治与法律可以截然分开，最高法院在行使这项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可以无涉政治。但其后整个最高法院的判案史都在提醒人们它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政治属性，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学界向来将其视为一个政治而非法律机构的原因。美国的学者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尝试调和最高法院的法律和政治属性，从而为其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但一直也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这次的两个案子无论是从其诉讼过程还是正反两边法官的判词，都不过是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老戏码。美国政治的玩法，看看就好，想当药吃，不妨先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