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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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有哪些镇馆之宝

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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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是古代先民智慧的集成，历经时间的打磨，成为民族的代表、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象征。

       上海博物馆建于1952年，基本定位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展览和研究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截至2014年底，上海博物馆共有藏品1,019,259件，其中一级文物717件，二级文物34,505件，三级文物107,992件。

       上海博物馆现有十个常设陈列，其中青铜、陶瓷、绘画、书法陈列囊括许多国之重宝，雕塑、印章、钱币、玉器、家具与少数民族工艺亦各具特色。然而，囿于陈列空间和条件，今天参观者在展厅中所见不足上博藏品总量的百分之一。      

       《琳琅——上海博物馆藏珍品导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不仅包含上海博物馆常设陈列中的精品文物，同时亦涉及那些平日深藏闺中未能和参观者见面的其他文物珍品，如甲骨、竹简、历代善本图书、文房四宝、竹木牙角雕刻、织绣画、欧洲玻璃器和陶瓷器等。由此书可以管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缤纷多彩的文物，是以定名为“琳琅”。经授权，澎湃新闻选取上博最珍贵的几件宝贝与读者共享。     

大克鼎[青铜]

       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它是青铜器转变期的典型代表。大克鼎的纹饰器形端庄稳重，采用大量变形纹饰，耳旁的龙纹也与西周早期不同。颈部的兽面纹脸部轮廓变为线条，仅留眼睛可辨，后称为“变形兽面纹”。腹部的波曲纹极具节奏感与韵律感。

       大克鼎有两百九十字铭文，分为两个部分：一位周王对克的赏赐嘉奖，因克的祖父有功于王室，特奖赏克职位；二为克对各种赏赐的描述。克任职膳夫，即《周礼》记载的宫廷厨师长，但周王给他的权力却很大，可以对外传达王的指令，对内向王反映民意。

       除大克鼎外，还有小克鼎七件，用以盛放肉食一类祭祀供品。七件小克鼎分散在上博以及故宫、天津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与国外。克作为膳夫却享有诸侯级别使用的列鼎制度，并且拥有七件，令人思虑，同时也可以确定当时他确实是一位权重一时的重臣。对于大克鼎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玉神人 石家河文化[玉器]

       在中国分布广泛的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玉制器物的地域性风格非常明显，其中尤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动物与几何形玉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斧、玉钺和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刀、玉璋等最具特色，其器形之规整、纹饰之精细，达到了史前玉器的最高水平。

       石家河文化分布在江汉流域一带，常见出土人物和动物形态的玉器。玉人一般是人首造型，未见全身人像。上博藏玉神人尽管是传世的，但品相完好，玉质晶莹剔透，制作工艺高超，在海内外目前仅此一见。其头戴平顶冠，两耳饰环，双手置于胸前，一般认为这是古代巫师正在做法、通神的形象。        

建武十七年五铢铜母范[古代货币]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造。为铜质母范，可作子范。盘型，中心有圆形浇道，两侧与钱模相连，范内有定位榫，使合范准确。内有钱形正背各四枚，钱体规整、制作精美。范背有十字形加强筋，铭文准确记载了帝王纪年及制作时间、铸钱属官、工匠姓名，为佐证史料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对研究东汉币制沿袭及铸造工艺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佛像石塔节[古代雕塑]

       两汉以后，佛教造像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佛教借由造像来吸引大众，当人们在观赏佛的庄严、伟大，菩萨的善良、慈悲之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佛教信仰，故而佛教又被称为“像教”。佛教在经年累月的造像中，逐渐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像石塔节呈方柱形，一般以九节、七节或五节为一组，常表现佛教故事、佛本生故事或佛传故事等。北魏佛像石塔节应为七节中间的一节。它四面雕刻图案。此件佛像石塔节风格鲜明，刻画精致，吸收了石窟寺中中心柱的形式，对后世佛教造像的形式和方法有很大的影响。

“晋归义氐王”金印[历代印玺篆刻]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根据与周边各民族不同的关系制定了一套有别于内郡的官印制度，用于赐封归附中原王朝或相互修好的部族首领。以金、银、铜质及王、侯、君、长的官号区别不同等级，又以驼、马、羊、蛇钮式作为不同族别的标志。三国、魏晋仍然沿袭了这一制度。

       这一类印章是中原王朝与兄弟民族政治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华夏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见证。如“晋归义氐王”金印为西晋王朝颁发给归附内郡的氐族首领的官印。此方金印重87.5 克，印文凿刻而成，线条犀利明快，布局跌宕起伏，可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是晋代凿印的代表风格。

东晋 王献之 鸭头丸帖卷[书法]

       被明代大书家董其昌盛赞为“烜赫有名之迹”的东晋王献之的传世名作《鸭头丸帖》，应是“二王”经典法书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王献之作书先承其父，后师张芝，行笔流畅舒展，结体妍美自然。《鸭头丸帖》为王献之书与友人的一通手札，内中所及“鸭头丸”，是一味利尿消肿的丸药。

       彼时人们互通信札可谓寻常之事，然因王献之的书写功力和书写才华之故，便显得不同寻常。他的不同寻常正如张怀瓘在《书议》中说得颇真切：“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献之字）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也。”

唐 孙位 高逸图卷[绘画]

       《高逸图》是孙位存世的唯一真迹。据研究得知，此卷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原作当比现存画幅大一倍，所画主题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此卷仅剩其中四人，经考证，从右至左分别为浩然洒脱的山涛、手持如意的王戎、捧杯回首的刘伶和挥动麈尾的阮籍。人物席地而坐，每个人物之间以湖石、树木、童仆做隔断，这种图式可联系至南京出土的南朝画像砖。换言之，此种竹林七贤的构图并非孙位独创，画家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七位高士之“魏晋风度”的把握和呈现。

       整个绢本以工笔重彩绘成，人物以粗细一致的铁线描描绘，根据人物动态形成洗练概括的形象，随后又敷染以白粉，以塑造服装丝绸的质感，从比较厚的粉质慢慢舒化开来，随着人物动态形成凹凸感和运动感。画面色彩异常丰富，历经千年，依旧鲜艳灿烂。

淳化秘阁法帖[善本图书]

       古人学习书法，无不希望有幸临摹历代名家墨迹。于是有心人汇集一些名家之作，镌刻在石头或木板上，拓成墨本，装裱成卷册，即刻帖。因为是学习书法的范本，故又称之为法帖。成于北宋淳化三年（992）的《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法帖，虽然因编者水平有限，导致真伪杂糅，错乱失序，然而其中毕竟保存了王羲之家族等前贤的大量作品，无愧为“法帖之祖”，后世的摹刻、翻刻不计其数。即便只有这四卷残本的北宋祖刻或最善本，仍然极其珍贵。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家具]

       黄花梨木是制作四出头官帽椅的首选木材，其色泽和纹理最适合这种椅式，该椅造型极具韵律美，搭脑、靠背板、扶手、联帮棍、鹅脖都略作弯曲，虽然既费工又费料，但却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加强了就坐时的舒适感。座面下的券口牙子，既是装饰，又起加固作用。在传世实物中，这种造型较为常见，是一件标准的四出头官帽椅，也是一件审美价值较为突出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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