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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传说六百年(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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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6-21 02:26: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六百年来建文帝的传说如何演变

丁修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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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是死是逃:一个《明史》两个故事?

       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朱棣率兵抵至应天(今南京)金川门。曹国公李景隆开门投降,南京不战自破。当日,宫中火起,拉开了传演至今的建文故事的序幕。

       根据《明史》的记载,接下去的情况是宫中火起后,建文帝便不知所终,燕王只是从火堆中找到了建文皇后的尸体。在明史方孝孺传中,则可以明确看到建文帝已死的记载。可在同书胡濙的列传中,又出现提到其受成祖之托,四方寻访建文帝的文字。为什么同一部《明史》中会出现前后不一的记载?

       《明史》前后修订共耗费七十余年,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现行中华书局刊行的是以乾隆年间武英殿本作为底本,也就是版本学上讲的殿本。在这个本子之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明史》,大概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万斯同的《明史稿》、还有一个是王鸿绪的《横云山人明史稿》。这两个本子相较,学界一般认为王稿就是拿了万斯同的本子,稍作修改后用上自己的名字,到后来便成了张廷玉等人进呈的《明史》,也就是武英殿刊刻的底本。因此,万斯同的本子,可以看做是较早原始意义上的“明史”,其内容也与现行殿本的《明史》有所不同。

       落实到建文帝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先后的变化还是较为明显,例如,在记载那日宫中火起后,万本便明确说道,建文帝阖宫自焚,也就说是殉了国的。前后两个《明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最先看出内中玄妙的,是清史研究专家孟森心史先生。他注意到,建文传说,已不光是文本上的问题,更多还要在文本编撰背后的情势上做探讨。



文昌宫建文帝塑像

       在清初《明史》编撰的过程中,朝廷曾处理过一个名为“朱三太子”的案子,看过《康熙大帝》的可能会有点印象。讲的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三子,明亡后流亡民间,而各色人物借着他的名号在搞反清复明的运动。

       这样一个人物,其经历与建文帝颇有几分相似,均是国破家亡,不知所终,或说其尚在人间,隐匿于江湖,并对现存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样一来,建文帝的故事,便很容易影射到现实,所以在当时,《明史》在撰写建文帝的下落上态度很明确,一定是死了,以此来消弭朱三太子的影响。而到了乾隆时期,国家基本稳定了下来,关于建文帝的写法也就没有必要顾虑什么,故在张廷玉进呈给皇帝的本子中,将原本已死的建文帝改成了不知所终。

       这样一个变化,还体现在稍后四库本的《明史》上。四库本的时间比殿本更晚出。乾隆皇帝在读《明史》的时候觉得错误不少,于是责令张廷玉等人修订,所以明史的很多讹误,在四库本中是得到了纠正的。至于建文帝的说法,四库本又进行了修改:“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棣遣中使出后尸於火,诡云帝尸”,这样一来,基本上给建文帝重新翻了案。

       从上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作为官方修订的《明史》,在建文的问题上便这么反复,遑论民间的野史笔记了。这也是建文传说到今天仍旧说法各异,版本繁多的原因之一。

从出亡到随亡:建文传说如何定型?

       大体上来说,从明代开始流传到今天的各类版本的建文传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文帝自己跑,二是一批大臣跟着跑。从逻辑上来说,这两块内容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但通过文本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在时间上是对应不起来的。

       首先登场的,是建文帝本人的故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建文传说的文本记载大致明代的正德年间已经刊布流行,但说法很多,有河南说、湖北说、湖南说、云南说、四川说等等。这表明,这时期建文故事还在酝酿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可以看祝允明的《野记》、王鏊的《震泽纪闻》等。

《震泽纪闻》

       时间稍后,大概在嘉靖时期,另一些有关逃亡的传说也陆续出现,诸如雪庵和尚、补锅匠等等,说的是一批建文朝的大臣,在靖难之役后,忠于故主,不仕新朝的事迹。只不过在情节安排上,这两种传说是各行其事,没有发生交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许相卿《革朝志》、黄佐《革除遗事》、王诏《忠贤奇秘录》等。

       到了万历时期,有关建文故事的文本就更多了,尤其是大部头的汇总性的文本不断刊布。比如嘉兴人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张朝瑞的《表忠纪》,吴江人朱鹭的《建文书法儗》等。量的扩张和汇总性文本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建文传说演绎到了一个顶峰,也说明当时对这类书籍的热衷。但从另一面也暗示着故事本身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因为在内容上,这些书无非就把之前的各类版本汇聚起来,对一些过于不经的内容进行剔除,没有出现新的说法。因此,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需求,建文故事该何去何从呢?

       很快,一个超出以往任意一个版本的新故事出现了。这便是托名吴江人史仲彬所写的《致身录》。在这本书中,有一个发明,就是将之前讲述建文和建文朝臣的两条主线合成了一条,如果说之前的故事可以“出亡”二字概括,那么《致身录》的出现,使得“出亡”变成了“从亡”,建文帝略带感伤的个人出逃事件,转而变为忠心护主,亡命天涯的群体性事件。

       与之前的各类版本相较,《致身录》中描述的建文传说不再是断章残简的片段,而是首尾完整,情节清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正是跟随建文出亡的股肱之臣,由不得你不信。于是在这本书的讲述下,一个百年未解的谜团被解开了,怎能不叫人激动呢?

争议不断:新的故事可信吗?

       《致身录》一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赞颂之声。例如华亭人陈继儒便说道:“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 苏州人胡汝亨(曾任工部主事)则说道:“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征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洟而不能已也”。文震孟则认为“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等等。以至到今天,仍有学者认为,此书所述的内容是可以信赖的。

       其实,在《致身录》刚一出现的时候,便已经有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了。反对声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钱谦益。据钱氏自述,当时史氏族人拿着《致身录》去找他,希望为这本书做个序,因为钱氏东林领袖、文坛巨擘的身份,自然会使该书增色不少。结果碰了个大钉子,钱谦益不但没有做序,而且把《致身录》这本书中数处明显造假的痕迹给挑了出来,将其斥为伪书。其实,钱氏本人并不坚持建文帝当日就死在宫中,在其为徽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做序中,可以看出他对建文传说保有相当的“同情之理解”,但《致身录》作伪痕迹实在过于明显,所以对此书之内容,始终持非定态度:“夫已是一妄男子,乘是以卖弄笔舌,铺张祖先,若吴下流传诸录,其为伪历然著明,而举世不尽知也。”

钱谦益

       然而前面我们讲到,这本书在当时确实很受欢迎。因此钱谦益的反对论调很快召来了责骂。当时有个吴江人徐釚,康熙年间曾受召博学宏词科,参修过《明史》。按照今天的话说,他是《致身录》的坚定“粉丝”,所以对钱氏的评价颇有微词。他说士君子读书论世,确实应该考究是非,但是不当变乱黑白,尤其是要在阐幽发微之际存以忠厚之心,不要自侈援据辩驳之能,暗指钱谦益据才华而逞口舌之快。尤其是末了,他还加了一句:“呜呼,何怪乎节义寥寥,杀身成仁之事难见于近日者哉?”

       这句话,明眼人一看便知,实际是针对钱氏降清,变节出仕之事所发,意图以钱氏道德之短,推翻其论之长。以今人眼光来看,钱氏虽大节有亏,徐氏所言亦不免有意气用事之嫌。不过在明清易代之际,对于急需重建道德评价体系,稳固王朝的满清统治者来说,《致身录》所述之史仲彬及建文故事不啻于一忠节典型。所以明末尚存争议的《致身录》一书,在清初很快便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康熙三十五年,时户部尚书京江人张玉书亲自为史仲彬撰写神道碑铭,并在江苏巡抚宋犖、江南总督范承勋的支持下,《致身录》的托名作者史仲彬也被列入学宫,春秋享祀。

       面对此景,当时文人,也曾参修《明史》的潘耒虽然心知肚明,却也无可奈何,他留下一段文字,吐露了内心的遗憾:“褒忠录节自是诸台盛心,政事殷繁,何暇详考,但谓乡评允协,则从而行之,不虞其共为欺罔也。仆亦知言之无补,但欲存此一线清议于天壤间,冀异日有所考正焉耳。”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致身录》这样一本书一出现,有那么多人相信?仅仅是其内容精彩吗?显然,答案没有那么简单。

传说何以流行?家族史、交游圈所织就的文化网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些热衷宣传《致身录》的粉丝们,在地域上都很近,很多都是吴江人,或者是苏州,或者是附近的松江府、常州府等地,大都是一个“朋友圈”的。

       比如前面讲到的祝允明之《野记》,王鏊之《震泽纪闻》、都穆之《都公谭纂》、沈周之《客座新闻》等均记载着建文出逃及建文朝的诸多轶事。而与吴江相邻嘉兴府之海盐、嘉善、秀水等处,更是建文朝史籍的修纂中心,如郑晓的《吾学编》、郁衮的《革朝遗忠志》、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等等均诞生于此。因而吴江一地,建文故事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

       其次,这些人之间很多都有着族属姻亲关系。利用姻亲或朋友关系,也是当时史氏族人传播建文随亡说的重要手段。比如《建文朝野汇编》的作者屠叔方,为《建文书法儗》作序的钦叔阳,当时吴中纂刻名家赵宦光,以及工部主事胡汝淳等,均与史氏为姻亲。 这样一来,大家可能就有点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宣传网络。

福建宁德明建文帝陵寝

       当然,光有这两点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致身录》的托名作者史仲彬及其家族,确实有点不一般。托名作者史仲彬,是吴江当地明初的一个粮长,豪侠有力,少年时期曾缚当地不法官吏诣南京见明太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遭乡里大族诬告死于狱中。这样一种遭际,为后来传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埋下了伏笔。史仲彬死后,其家族继承了粮长一职,继续发展,至其曾孙史鉴时期,史家局面达到了一个高峰。史鉴当时与吴中沈周等人号称“四大布衣”,与前述王鏊等人往来甚密。史鉴主持史氏家族时期,与当时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关系匪浅,而徐有贞这个人,据史料记载,和建文朝臣的后人保持着来往。所以从这个关系来看,你说史氏家族和建文故事一点干系也没有,显然也不正确。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史氏家族确立了在地方上的文化影响力,而这一时期,正是建文传说形成传播的时期。因此,尽管吴江人朱鹤龄曾力辩建文随亡诸臣为乌有之说,但也指出了这类传说的历史渊源:“吾邑二百年以来,父老相传谓建文尝居史氏,今所遗水月观匾额是建文篆书,其说必有自来,非可凿空为之者。”

       明辨者如朱氏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不明事理跟风之人,而明末建文随亡说由此地而兴,便不足为奇。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建文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影响文本变化背后的情势。建文帝最终去了哪里?可以算是一个千古谜案。仅仅想要通过文献摸索将其解开,恐怕不是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文传说演变的轨迹不可以探寻。很多时候,真相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被追问、不断被复写的过程。建文帝究竟去了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探讨建文传说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故事,它从哪里来,又将自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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