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
张充和多才多艺，国学根底深厚。十六岁从沈传芷、张传芳、李荣忻等学昆曲。1934年以数学零分、国文满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转往重庆，研究古乐及昆曲曲谱，并从沈尹默习书法。胜利后，于北大讲教授昆曲及书法。1949年后张充后随丈夫傅汉思赴美，在多所大学中传授书法和昆曲。本文节选自苏炜所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是张充和晚年口述实录，回忆民国时的旧友。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书封
“好多年后张大千到耶鲁访问，停留了几天，看见我家的芍药刚好开了，他就画了好多幅芍药。我拿我的旧宣纸给他画，他画了芍药、人物，还有一个自画像，送给了我两幅大画。他是在耶鲁一个屋子里画的，不是在我这里。张大千豪爽，爱说爱笑，有很多女朋友。在台湾，他在一个女人身上画画，我看着笑死了，不成体统呀……”
“……金岳霖是最好玩的一个人了。他一辈子都爱着林徽因，没有结婚。人家养宠物，都是养狗啊猫啊的，他却养一只大公鸡。平日最疼爱的就是他的大公鸡，经常给它喂维他命、鱼肝油什么的。那时候在昆明，我们沈家、刘家、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有院子，有厨房；他住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没有地方养鸡，就把大公鸡放在我们这里，经常跑过来照料。
防空警报来了，大家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往城里跑——他惦记着他的大公鸡哪！因此，‘金岳霖抱着大公鸡跑防空洞’就成为当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好玩话题。他也不在乎我们笑他。每回他登门，我们几个女孩子就故意说：‘金岳霖可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他的大公鸡的！’他就冲着我们憨笑：‘嘿嘿，都看，都看！’呵呵呵…”
金岳霖(左一)与林徽因（左二）费正清等友人出游
“我跟溥侗很熟，溥侗就是‘红豆馆主’，他是宣统皇帝的哥哥。抗战前一年，我在南京代储安平的职——储安平当时到英国留学去了，我代他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我在那里跟溥侗认识的。他当时是南京一个什么挂名的官，好像不是个实职。他喜欢唱昆曲，我们每周都聚在一起拍曲，他是中间年纪最大的，那时都六十多了。我们当时的曲友在一起，做什么事的、当什么官的我全不知道，反正都是唱昆曲的就是了。我还跟溥侗在南京的‘公余联欢社’一起唱过戏，他很会演戏，他还来过我苏州的家。”
1980年张充和与姐姐张元和合演《游园·惊梦》，元和饰柳梦梅，充和饰杜丽娘。俞平伯评价这张照片为“最蕴藉的一张”。
“我不能算程（砚秋）门的入室弟子，我不是个好学生，我学了几天就学不下去了，还是不习惯京戏，觉得闹，喜欢昆曲的安静。所以，程砚秋不会认我这个学生的，虽然我喜欢听程派的戏。”
“我不喜欢马连良的戏，他唱得太漂亮，太甜，好是好，我嫌他油，老生不能那么唱的。”
“大家都喜欢的，我未必喜欢呀……就像林徽因，大家都喜欢她。在昆明的时候，她爱说话，永远是众人的中心，只要有她在，大家就得都听她的，没有别人说话的时候……”
“不过我对陆小曼，却有不错的印象。记不起是什么样的场合，谁介绍我认识的她，反正是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人很温雅，话不多，也会唱曲，一笔山水花鸟画，画得很像样子……”
抗战胜利后的陆小曼
“……张伯驹我也认识，他的收藏很了不起。他是一个把艺术看得很严重，不是随随便便在玩票的人。他唱京戏，不唱昆曲。听说他去听戏，一唱得不对，或者谁在台上抢戏，他在下面站起来就骂。”
“一九四七年在北平，那时候张伯驹住在颐和园里，冯至、沈从文、杨振声他们都住在那个园子里，他们住在一个叫‘霁清轩’的屋子里，我住在一个叫什么阁的小屋子。张伯驹常来玩，我也一起玩，他太太画画，他们也常来看我画画。当时他的好东西都放在燕京大学的仓库里，他就带我们过去，专门打开仓库请我们看画。那时燕京的校长是陆志韦，刘文端是他太太，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张伯驹收藏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我就是那时候看到的。”
四姐妹合影于1985年。前充和，后左起：允和、兆和、元和。
“唉，传统都快要丢光了……现在舞台上演戏，无论昆曲、京戏，不讲基础，身段、唱法都不讲究，只要好看，讲舞台装备，在舞台装备上不知花多少的钱。讲装配，弄机关，那不是回到当年的海派戏了？那是那时候为了吸引中学生、小孩子弄的，为了好看，看热闹，很无聊，可是现在舞台上，都是这样的东西。从前《申报》评昆曲的戏，评得那个好，那个不留情面！袁寒云去看昆曲，看到一出戏做得不好，站起来就走了。那时候的人是真懂。现在就没有人好好评戏，批评要不讲面子，好就好，坏就坏，现在的批评除了捧场就没有实话。”
张充和临《颜勤礼碑》（2009）
“颜字是打根基的字，把颜字写好很重要。我现在每隔一两年，都要拿出颜体字帖来，认真临一临。有颜字的底，就能写好大字，写好隶书——隶书也适合写大字……那一年，七七事变以后，我用大幅白布写了‘国难当头’几个大字，挂在苏州乐益女校的高墙上，我写的就是颜体字……写楷书，只有颜体适合写大字，别的体写大字不好看，要么就写隶书。”
“我祖母有个妹妹，我叫七姑奶奶，祖母带我上她家去玩，把我写的字带给她看。七姑奶奶称赞说：‘字写得不错呀，我要送给你好墨。’从七姑奶奶家回来，她送给我几个老墨，我小孩子也不懂，就拿到书房去磨墨写字。朱（谟钦）老师看见了，吃了一大惊，说：‘哎呀，这可是明朝方于鲁制的墨呀！你小孩子怎么不知痛惜，用来写大字！’以后，朱老师就要求我，用家里的老墨、古墨写字，只能写小字，而且要用碎墨，不能用整墨。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保存和收藏古墨的。家里的整墨我都舍不得用，所以就保存下来了。成年以后在各个地方走，我也注意收藏好墨、古墨，就一直收藏到今天。”
“抗战年间，张大千曾经‘面壁’敦煌数年，在敦煌石窟的洞穴里临摹、习画。有一天傍晚在鸣沙山下的月牙泉边散步，他救起了一只受伤的大雁。以后每天，他都要带上当时极为匮乏的食品，到泉边喂养这只大雁。大雁渐渐复原，和张大千成为好朋友，每天一落晚，无论风雨阴晴，都要守在湖畔，等候他的到来，陪着他散步。这幅喂食照片，就是当时相随的中央社记者罗寄梅现场拍下来的。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张大千离开敦煌的日子临近了。离情依依，张大千生怕令他的大雁朋友伤心，便不等天晚，早早率领众人登车离去。没想到，车子刚刚驶过月牙湖，天上便传来一阵大雁的哀鸣。众人抬头看去，一只大雁就在头顶上一圈圈地盘旋，追着车子，发出尖厉的唳声。张大千赶紧让车子停住，他刚刚跳下车，那只大雁便嘶鸣着从高空俯冲下来，直直扑向他的怀里。张大千搂住大雁，泪水潸然而下。他抚摸着大雁，大雁也久久依偎着他。众人都被这一幕人雁相依的情景慑住了。良久，张大千拍拍大雁，把她放飞到空中，大雁一声尖唳，打了一个旋，终于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张大千挥挥手，登车离去……”
1943年5月，张大千和弟子在榆林石窟临摹壁画。
“张大千喜欢画芍药。喜欢她的热闹，开起花来成群结队的。他那几幅很有名的芍药图，就是在我这里画的，喏——他画的，就是我家院子这丛正在开花的芍药。画得兴起，一画就画了好几张。又忘记了带印章在身，他留给我的一张，题了咏，没盖印，印子还是下一回过来再揿上的……”
“那时候陈蕴珍正在追巴金——还没叫萧珊，我从来都是蕴珍蕴珍的唤她。蕴珍还是个中学生呢，就要请巴金到中学来演讲。巴金那时候已经是名作家了，人害羞，不善言辞，就死活不肯。蕴珍她们把布告都贴出去了，演讲却办不成，蕴珍气得，就找我来哭呀！……嘿，我们这边一劝，巴金赶紧来道歉，请出李健吾代他去演讲，这恋爱，就谈成喽！”
“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父亲、母亲，在当时脑筋很新，心胸很大，真是很伟大的。”
张充和早年照片
“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汪和宗）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
“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sentimental（感伤，滥情），呵呵……”
“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
“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听说俞平伯教诗词，也用唱的办法，可惜我没听过。后来与俞平伯熟了，与俞太太姐妹都成了曲友，我们一起唱昆曲。俞平伯不唱，给我们打板鼓……哎，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都比我年纪大……”
“是的，那时候，几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我都是年纪最小的，二十几岁，却跟杨荫浏、杨振声他们玩在一起……”
“我们当时租住在一座叫‘云龙庵’的庙堂房子里，那庙可有意思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孔孟圣人、上帝耶稣，全都供在一起，每个神明都给烧香磕头。有一段时间唐兰、卞之琳等等好多人，都在云龙庵住过，冰心、吴文藻他们夫妇俩也来过。”
“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
靳以与张充和最后一封信：短短一百多个字，写了三次“回来”
王道
2015-06-18 16:26 来自 翻书党
【编者按】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下午一时（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一点）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2岁。
就像黄裳先生问的，“女书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真不是一叹就能了事的。”
整理百岁女史张充和早期文章，忽然眼前一亮，原来充和女史早年也写过书评。这篇书评与章靳以负责主编的文学刊物《文丛》有些关联。《文丛》的诞生本身颇有些周折，张充和为何会介入其中？
1934年，张充和考进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零分，被胡适破格录取。在校学习两年不到，因病休学回苏州养病，在这期间，张充和在苏州家中所办的乐益女中做事。后来又是胡适介绍她进入《中央日报》编辑副刊《贡献》。之前充和曾有几篇小文发表在乐益女中内刊上，进入《中央日报》后，她开始练笔，小说、散文、艺术评论，一发不可收拾，有时一周三四篇。但书评只有一篇，篇目为《〈文丛〉创刊号》，注明为“书评”，题目下小字“靳以主编”，署名为“杨波”。全文照录如下：
我还正在做学生时，我们都爱听名教授的课，至于上到二三等教授的课时，教室内寥寥无几的学生，总是必修课的学生在听，绝少旁听生或选课生，但到了学期终了时，看看笔记簿，还是二三等教授的演讲比较有点货色。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在用心读书：不必已享大名的，他们的肚皮里有货色，能拉杂来敷衍一两个钟头，不要准备，但听来好听，于学生却无甚大益处。
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新生纯文艺月刊《文丛》创刊特大号，有张天翼，萧乾的两个中篇小说。有芦焚，端木蕻良等的七个短篇小说。此外有诗，也有散文。是个纯创作月刊。这本创物中没有头号作家，但文章都是选择过来的。
萧乾的《梦之谷》是写一个离开南方五年的游荡子，回去见到一切，忆到的一切；故事虽没到完结，但已经有个忧愁的影子在眼前摇曳了。他的文章又亲切又活跃，虽然是个忧愁的故事，但人物的性格同感情也仍然在纸上跳动着。
李广田的《山之子》是篇散文，他的文章，笔路恰和萧乾相反，但绝不是死气沉沉，一个是动的，一个是静的。他们的文章代表两个性格。这两篇东西也恰恰代表了他们，萧乾写海，写水波，李广田写山，写山之子。他自己也许就是个山之子（我在这么胡想）。因为他的文章看上去很平淡，也很平坦，但看过后就像一个人坐在石块上，看深邃的山谷中袅起一道浮云，你自己也曾对这片浮云想起许多事来。那些事也是很平淡然而又深邃的。
这里散文小说都很可观，当然不能每一篇来介绍，不过我要介绍的是这本书，还并不坏，都是般很努力的孩子，虽然不是头等名作家，最可喜的是很纯洁，他们只知要写便写，没有什么摩登习气，是站在京海之间的一个刊物。恕我提起“京”“海”两字来，我是个青年读者，只想多读到许多好作品，却不愿作家分派别。两年前不知是谁搅起这个文海波澜。眩得我头昏，我至今尚觉得不快乐。因为许多年青有为的作家，听了曾□无辜地被这文海的波澜沉默了。
这篇书评发表日期为“1937年3月19日（《中央日报》）”。而《文丛》第一卷第一号出版日期为“1937年3月15日”。此前一年，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文学月刊》遭禁。于是这一年开春，两人又联手创办了《文丛》，从刊物内容看，品种丰富，诗歌、散文、小说样样都有。而作者队伍，是否如张充和所言“没有头号作家”呢？巴金、萧乾、端木蕻良、张天翼等等，在当时或许并非名家，但要跻身主流，成为各界认识并认可的名家，仍需时日。《文丛》最初定位为“纯创作月刊”，可能注重的就不是名家作品，而是希望提供一些纯粹的文学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摩登习气”，倡导“要写便写”。在这一氛围下，张充和也写了一篇散文刊发在创刊号上，篇目为《黑》，署名为“陆敏”。张充和的母亲姓陆。《黑》文写的是一个年轻人的随心随想，读来颇有哲理气息。
此文并没有在《中央日报》上出现，应专为《文丛》所写。由此不得不说说章靳以与张充和的交往。很多年后在美国，张充和曾对到访的靳以女儿章小东讲述过他们交往的大致（全文见2009年7月24日，章小东，《文汇读书周报》），其中谈及章靳以在上海常常去听张充和唱昆曲，说有一次“他（章靳以）和萧乾一起来看戏，随着‘春香’的出场，萧乾哈哈大笑，原来那天没有找到年轻的演员演春香，出场的是个老春香，萧乾就笑起来了”。有一次章靳以从上海到苏州来听充和唱《思凡芦林》，听着听着竟然哭起来了。为此充和专门抄写了此曲，并写下当时的情境。后来，三十年代初期，充和到北大读书，章靳以也在北平主编《文学季刊》，两人常常一起结伙看戏、聚餐。抗战时，两人还在重庆相见，经常与一众友人聚会，还闹出了不少可爱的插曲。张充和曾送靳以昆曲工尺谱，都是手抄的。还有一幅手抄的杜甫《赠卫八处士》。靳以送给张充和一块古墨，名曰“黑松使者”，道光年制。张充和发表在《文丛》第一期的散文作品《黑》，应是靳以有意引导充和往文学路上走的意思。
张充和这篇旧文曾被三弟定和（作曲家）收集，好友卞之琳也曾收集并贡献给海外作家木令耆（刘年玲），木将此文编入《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
太阳叫人糊涂；月亮叫人发愁，星子却又懵懂又诡诈，有时对你眨一眨眼，会叫你想起最无聊赖的事来；可是灯光呢，尤其炫得我发慌。我怕见亮光一如我怕见一切使你发闷的一样。我要逃避光明正如他们逃避黑暗一样。
……
荣伟的阿波罗神刚伸一伸懒腰，射出他的光芒，预备向地上散布光亮。黎明使我消失了一个宝物。我有一个梦不见了，待我向记忆去寻找，忽看到远天的云，有白鸽亮着翅膀，记不起丢在哪一片云上。那幻着骆驼的有一点象。“连骆驼也不知自己的生命有几秒钟，它哪里知道你的梦。”哭不出，因为是白天。“发什么呆，谁叫你一颗金鸡纳霜不一口吞？”是的，我爱踟蹰，如今不再有糖味儿了。
暂且引用文章首尾，即可见张充和早期文笔一斑。倒是文中的引用的一句诗“魂返枫林春，魂去关山黑”，还流露着张充和文风的古色今香。
2004年8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丛》重印本颇引人关注，虽然没有收录张充和（陆敏）的那篇《黑》，但在目录里赫然在目。
而有关张充和当时写作的书评“京派”、“海派”之争，也在重印本的序言里有了间接答案。“而相互对立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一个是有精美艺术却没有出版渠道，只能在校园课堂、客厅沙龙里自我消遣；另一个是拥有大量出版资源却没有精致的艺术，只是流行着各种浅薄的现代读物（全文见老上海期刊经典《文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8月）。
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论述，京派校园作家的名字为曹禺、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萧乾等，上海的左联和与流行文学之间，则有巴金、萧红、陆蠡、丽尼、罗淑、端木蕻良等。“《文学季刊》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它就是为了这样两批文学新生代而创办的。”（同上）《文丛》身处在战乱时期，只生存了短暂的两年，周立民先生、王晓东先生评价它：“更为感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定和韧性。想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山，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寸铁也无金钱的文人们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乱炸的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 ”（同上）
当北平红旗飘起来的时候，靳以曾致信在美的张充和，劝她回来，“这个大场面你不来看也是可惜的。当初我就以为你的决定是失策，可是没有能说，也不好说”。短短的一百多个字，靳以写了三次“回来”。信中靳以还代老友黄裳向充和索字。
这是靳以与张充和的最后一封通信。黄裳是在三十年后才收到张充和书写的《归去来辞》，他怔怔自问：“女书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真不是一叹就能了事的。”
很多年后，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再见到张充和后，倒是给出了一些线索。靳以生前所居常挂一幅印刷品，山水画，上面有几个字：陶渊明的《归去来辞》。
1981年7月，卞之琳转来张充和一封信给黄裳，其中附着靳以最后一封信，“附上靳以信复印件，一叹！”张充和远在夫君故乡德国，她在叹息什么呢？
这一年冬，卞之琳又来一信给黄裳，说他收集了张充和早期文章并在香港刊物发表：“她（张充和）当年在靳以编的《文丛》第一期上还有一篇《黑》，忘记了署名什么，你如能在上海什么图书馆找到此刊，把这篇短文复制一份寄给我看看，就非常感激了。”
黄裳很快找到了并手抄了署名为“陆敏”的《黑》。1982年6月，张充和致信黄裳：“前几日，之琳寄来您手抄的《黑》。这个笔名再也想不出如何起的，内容似曾相识，可值不得您家亲为手抄。”信中还提及她在美国看到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制造粗糙不堪，甚为纠结：“总之是自己国家的文化，明知可以更好得多，未免失望了。”
另外忆起第二故乡苏州：“一九七八年回苏州也有许多杂感，但却写不出一字。”
白谦慎：张充和的字，好在雅；她的“通”，是传统文化的通
吴慧
2015-06-18 14:37 来自 翻书党
张充和99岁生日曲会时即兴表演《琴挑 朝元歌》。(02:46)
【编者按】
“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于2015年美国东岸时间6月17日下午一时（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一点）在美国纽黑文去世，享年102岁。张先生被誉为“民国最后一位才女”。
这篇访谈原先的标题叫《白谦慎谈书法和精英文化》。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解答了，为什么说张充和先生的逝世，是绝响。
白谦慎在访谈中谈到，余英时曾以张充和的诗书画为例，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通”的问题。认为张充和的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通：1934年她报考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零分，北大国文系破格录取。
董桥也曾以《通识是闲人的境界》问题著文，谈张先生的“通”：“张昌华信上说，他这次在苏州张府听了充和先生唱昆曲，满室雅趣，怪不得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主演《游园惊梦》轰动整个重庆文化界！唐吟方那天电话里说起九月号《收藏家》写张充和收藏印章的文章，我说照片里那十三件石头件件稀世，我深深难忘的是清代赵穆刻的‘作个闲人’。‘作个闲人’正是通识的最高境界。”
请您先谈谈书法的地位变迁，大概每一个会写字的中国人都有感受：相较于今天，书法在古代的地位实在显赫。
白谦慎：是这样的。书法从汉代开始就成了精英的艺术。书法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社会影响极大的艺术，跟中国文官体系成熟得很早有关。从秦代中央集权制建立以后，其实都是在靠官僚机构运转。那官僚机构靠什么呢？靠文书，庞大的帝国是靠文字在管理。你看中国原来的考试制度也都是跟文字书写联系在一起的，不考数学什么的，就考经书，考作文，同时也看书法。
中国太大，语不同音，就必须书同文。文字是相同的，读出来却不一样，有时甚至完全不一样，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反而灵活，上海人有上海人的读法，南京人有南京人的读法，但写出来都一样。所以无论到哪里，皇帝的敕令、中央的政令都能够通过文字下达。
而书法是在汉字使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艺术。大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时候，皇帝和一些士大夫就开始收藏书法了。在六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和陶弘景讨论书法问题。在唐代，唐太宗跟虞世南讨论书法。虞世南死了以后，魏征向太宗推荐褚遂良和他讨论书法。以后历代都是如此。到清代，少数民族统治者也要搞书法这一套，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喜爱书法。
过去绘画跟书法相比，不但社会地位没法比，市场价格也没法比。在明代鉴藏家李日华的记载中，古代法书是艺术品中最昂贵的。当收藏书法和绘画只能选择其一时，文人们通常选择收藏书法。这多少反映出中国人对文字的尊崇和对书法的爱好。
但是，在古代这么受尊崇、这么有影响的书法艺术，却在近代衰落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
清代以后，考科举基本上就是考字嘛。
白谦慎：特别是到了殿试这一级，已经基本不看文章了，主要看字。所以那些状元、榜眼、探花的字都很好。刘墉啊，王文治啊，翁同龢啊，他们的字都写得很好，翁同龢更是晚清一大家。可以说，字不好，即使当了进士，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我目前正在研究晚清的吴大澂（曾任湖南巡抚），他的篆书真超一流，他有时甚至用周朝的钟鼎文给友人写信。
其实这种观念影响还是很深远的。我们小时候上学，爸妈首先会要求把字练好。
白谦慎：影响虽然还在，但确实是衰落了。这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变，当然是渐渐地转变。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还是喜欢书法的，而且也写得蛮好。但这已经纯属个人爱好，而非具有制度或惯例方面的约束。
那书法从极度兴盛走到今天的衰落，主要是因为最高领导阶层的退出，还是社会变化引起的？
白谦慎：是社会变化导致了精英结构的变化。科举制废除以后，大家就可以不讲究书法这个东西了。过去精英的知识结构，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但在经学、史学、文学之间是打通的。不但有“六经皆史”的说法，史书也常常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如《史记》就被誉为“无韵之《离骚》”。余英时先生最近为我编的《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今年4月出版）写了一篇长序，他以张充和的诗书画为例，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通”的问题。不过，张充和的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通。1934年她报考北京大学，国文满分，数学零分，北大国文系破格录取。现在不一样啦，中国有一段时间，几位主要领导人都是学工科出身的。
在过去，如果字写不好，常常被认为修养不高，今天谁还在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字写得不好，就会认为你没文化。
这么看来，随着精英的知识背景变化，书法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白谦慎：确实如此。让我接着上面“通”这个话题再说几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的角色常常是多重的，他们不但是学者，还是艺术家（至少是书法家）。吴大澂不但在古文字学和金石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还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精英们不但收藏艺术，而且还对艺术发表自己的看法。像晚明的礼部尚书董其昌，不但是极有成就的书画家，而且还留下了影响后世的书画理论。
套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中国过去的管理者是“philosophical king”，智慧的王者，他们用雅望和智慧来管理，而不是用专门的技能来管理，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中国文人艺术忌讳匠气，在传统的艺术品评中，“匠气”是很严重的批评。
所以说，书法在二十世纪以来的遭际，和中国精英的知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有关。
刚才您说到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书法逐渐衰落。但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整个二三十年代，书法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地位的。
白谦慎：是这样的，因为有历史惯性，衰落的过程相当缓慢。我在美国跟两位老先生交往比较多，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张充和先生（生于1913年），一个是翁万戈先生（生于1918年）。这两位老先生都出生在民国初年，那时科举制已经废除了，但出身世家的他们早年依然接受私塾教育，都是在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新式教育的。翁先生很聪明，补得比较快，最后考进交大。但是考进交大，也是因为国文考得好。那时候交大还会因此录取他，因为那些老教授，对诗文好的考生还是非常欣赏的。像华罗庚、苏步青那一辈的数学家，很多都能作旧体诗，能写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父母辈，他们还会教育我们要把字写得好一点。虽说，延续的时间还是蛮长的，但蓦然回首，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已经完成。
我觉得现在身边写字的人还挺多的啊。
白谦慎：但是这些写字的人当中多少算是精英呢？
您说的精英就是当权者吧？
白谦慎：当权者当然属于我所说的精英了。不过在过去政治精英也常常就是文化精英。现在精英阶层中写字的很少了，大老板写字吗？大学里中文系、历史系大多数的教授也不写字啊。无论是政治精英、社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退出书法这个领域了。其中固然还有喜欢写字并写得不错的，但那只是个别现象。从前的一个乡绅都会写一笔好字，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王右军（王羲之）、虞秘监（虞世南）、米南宫的右军、秘监、南宫全是官名。民间当然会有书法家，如果我们把账房先生和郎中认作“民间”。但现在书法界有的人所说的古代“民间书法”，并不准确。比如像汉简这种东西，书写者不见得是普通老百姓。六朝和唐代的抄经手，也常常供职在官方办的钞经机构。
眼下精英阶层中有收藏当代书法的，但许多是别人买来送给他们的礼品。书法市场主要是礼品市场。
看现在社会上的书法比赛，那些人字都写得很好，但是他们就写写字、只会写字。
白谦慎：由于分科越来越细，写字也开始和一些传统的学科分离了。年轻一辈的书法家中，不少技法不错，凭着敏感和勤奋，可以一下子冲到一定高度。现在学习书法，可以借助其他的科技手段，如把字放大、反复临摹。又如写一个条幅，这次这个地方不对，那就修改一下再写，最终就可以弄出一件可以参展甚至得奖的东西。一旦得奖，就像跳龙门一样的，一些年轻的书法家便开始了卖字的生涯。但大都走得不是很远。
您认为目前中国书法界的问题主要在哪里？
白谦慎：问题蛮多的，比如说体制的问题，目前书法界最大、也最有影响的组织是书法家协会，归文联领导。书法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书法事业的“书法官”。书法的市场价格和一个人在书法家协会的位置关系很密切。由于政策的原因，真正独立的民间艺术社团几乎没有（当然，各地都有一些小的社团，但无法正式注册）。
精品意识的缺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原因可能很多，日常生活中缺乏严肃的礼仪和与之相关的敬畏之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礼记》上来就说：“毋不敬。”为什么要有仪式，就是通过礼仪，让你有敬畏之心。我们现在的笔会呢？老酒喝喝、香烟抽抽，书法家在旁观者的喧哗中大笔一挥，一张条幅就写成了，马上可以换钱了。这种制作过程，看似“潇洒”，实则缺乏敬畏之心。书法界的润格虽有高有低，但精英大众都混在一道，打成一片啦。
所以这是蛮大的问题：俗！你看张充和的字，好就好在：雅。她的字，技法看上去并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就算学会她所有的技巧，你还是弄不出她那个品味。因为你没有她那种修养和心态。
这种状况会维持很久吗？
白谦慎：会很久。现在有精英，但精致的文化还需要时间慢慢地发展出来。
上次采访孙晓云谈到大师的问题，也说到，在没有精英文化的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大师。光字写得好是不能成为大师的。
白谦慎：是的。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他的字今天看来还是不可企及。看看他生活的东晋，等级制度很森严。今天一听到“等级制度森严”，人们很可能产生负面印象。但是，社会等级为精英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说，精致文化的发展多和精英相关，尽管制造者不见得是精英。比如说，制造精美的玉器和瓷器的是工匠，但是消费者却是精英。过去在书法这个领域，创作者往往就是精英。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精英文化（主要是文人艺术），这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有些不协调。但是没有这个最上层的东西，很精致的东西是出不来的。
那您觉得什么是书法继续发展的条件？
白谦慎：当然不是说要恢复等级森严的制度。提出这些问题，是希望人们能够思考怎么应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粗制滥造现象，如何能让艺术家的生活环境安静一些，日子过得讲究一点，思考得深入一些，产量少一些，质量精致一些。
从铅笔、钢笔到电脑，现在书法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实用意义。现在的书法没有了实用性，艺术性是书法家揣摩研究的。还有一些人，纯粹是自己写着玩的，比如像张充和先生。这个是不是也蛮重要的？
白谦慎： 当然很重要。张先生今年九十八岁，已经不能登台唱昆曲了，也基本不作诗词了。但是她依然每天写字，除了偶尔为人题字外，主要是临帖，既不卖字也不参加展览，自娱而已。讲究自娱性是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过去还可以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不必把它和治国平天下挂钩，但是自娱和修身这些精神遗产是值得继承的。我曾在其他的场合说到过书法的游戏性，因为书写本身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现在有不少业余的书法家写得比美术学院书法系的师生字还好，就是因为业余的作者更容易以自娱的态度来享受书写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作品反而显得更洒脱。在中国书法脱离了官文化之后，这是一个值得发展的方向。
这里有个悖论吧，现在讲起来书法是衰落了，但各地又搞了很多书法比赛和书法班，书法类的书籍也都销售得很好。
白谦慎：今天人们参与书法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和学国画一样，家长要小孩子练书法，有好多的原因。有几年，练书法变成像今天的钢琴考级一样，参赛得奖，升学或高考是可以加分的。还有些时候呢，家长希望小朋友写字，是为了收他们的心，因为这个艺术要求写字者一笔一画地临帖。还有很多老年人开始学书法，说手脑并用，能防止老年痴呆，说练书法如同打坐，可以延年益寿。书法和油画不一样，油画颜料中的化学成分比较多。书法家中长寿者确实很多。总之，今天人们练习书法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
书法还可能不可能复兴呢？
白谦慎：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是否“复兴”呢？更多精英和大众的参与？像古代那样在社会生活中有很高的地位？真是不好说。
书法能否突破目前的格局而有一个大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会不会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文艺复兴。只要内部不出现大的动乱，国际环境基本稳定，中国和平崛起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文艺复兴也一定会伴随着和平崛起而出现。书法这个很有民族特点的艺术，或许会在那个我们期待的文艺复兴中有难以预测的发展。
谢谢你在上海采访我。三十多年前我就是在上海开始学书法的。借此机会向那些当年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和鼓励我学习书法的人们说声谢谢。
雷达卡
发表于 2015-6-18 08: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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