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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宝昌:我在故宫鉴宝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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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 20:15:4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宋宇2016-05-30 23:40:51来源:文化头条

  

  2009年9月15日吕成龙(左一)与师傅耿宝昌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陶瓷库房研究明末清初景德镇青花瓷器。(吕成龙提供/图)

  故宫曾定下四位不退休的老专家。除了耿宝昌,单士元、徐邦达、冯先铭等三位都已故去。

  单士元以清史和金石学见长,从17岁开始在故宫工作——比故宫博物院建院还早将近一年,直到92岁去世。徐邦达人称“徐半尺”:鉴画时不用看整幅,画轴展开半尺已知真伪。冯先铭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古窑址,曾被称作“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知名学者”。

  耿宝昌亦专工陶瓷,但更偏重实践,故宫三十五六万件陶瓷藏品,他几乎件件过目。

  “我说应当把两只眼睛比作X光”

  1936年,14岁的耿宝昌和同乡一起来到北京。耿宝昌是河北辛集人,刚念完小学,有些同学已经当了几年“小女婿”。到北京后,他先做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七八月间进入孙瀛洲的文物商店敦华斋学徒。这改变了他的一生。

  孙瀛洲也来自农村,白手起家,1920年创立敦华斋,业务多元,珠宝翠玉、金石、书画、文玩都做,逐渐发展到全国。

  试工期通常三年,中间不能回家,“任何事情都要做”。孙瀛洲对学徒要求严格,常讲:“人一定要把两只眼睛搞准,别把两只眼睛搞穷。”他时常给大家发纸条,考鉴定,“考试不及格,该走的就走”;又强调立论准确,认定的就是认定的,“三问不更色”。

  “我说应当把两只眼睛比作X光,皮里肉外都要知道,把它一眼认定。”今后带徒弟时,耿宝昌把老师的这套规矩发挥光大。

  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的。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一摞一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打电话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1945年,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等人开了个店铺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

  1956年,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歇了业。一时间,文物事业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那时,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吴仲超希望整顿业务,面向全社会招揽人才。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也进入故宫工作。

  就从这一年开始,孙瀛洲花了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博物院。早在抗美援朝期间,他就挑选了十几件比较高级、能换钱的的藏品,在中山公园义卖。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他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不到一年,1957年“反右”期间,耿宝昌被调去保管部。保管部分组细致,包括铜器组、书画组、陶瓷组、工艺组等许多部分。他起初在工艺组供职,不到半年转去陶瓷组,直到现在。

  

  2013年故宫博物院为纪念耿宝昌先生的师傅孙瀛洲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在景仁宫举办了“孙瀛洲捐献文物精品展”。2013年9月11日吕成龙与91岁的耿宝昌师傅在展室内的孙瀛洲先生像前。(吕成龙提供/图)

  认定“一级品”,全国报上来100多万件

  复员军人们到各宫殿清理、打扫,那里很多年没被动过,尘土飞扬。工作人员要为物件建库,分门别类归置。登记造册的工作,耿宝昌日复一日做了好几年,物件过于破烂的,就直接送进了修复厂。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会定错。官窑、哥窑主要产于两宋,所指尚有争议。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文物很多,遇上认定不准,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东西当初说是宋代的,你今天说是明代的,那时间差距太大了,价位也不同。”耿宝昌回忆。

  故宫文物于1930年代南迁以后,至今还没有全部回去。北京的故宫目前存放35万件陶瓷类文物,已经通过整理,分了一、二、三级,三级的都装了箱子。1950年代,老一辈的师傅们又选出了1100多件一级品,后来再未认定。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就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就组织了鉴定组,没有准话,说哪个行、哪个不行,只要是好的就留下,不许卖。”耿宝昌记得,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北京市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了把东西收藏送库,有的就不许卖。不过,当时标准不如现在严格和明晰,要根据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出了一项出口标准:1795年(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的东西才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19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全国馆藏一级文物建档备案。耿宝昌与同事们讨论,要在全国文博系统开展一次一级文物鉴定。向国家文物局提议好多年后,鉴定于1991年展开,各地一下子报上来100多万件。

  “一认定,实际没有那么多。同志们水平不一样,有的地方把不够年代的也当做一级品。”耿宝昌回忆道。复鉴确认一级文物时,他担任了陶瓷组的首席鉴定委员。

  文物数量巨大,鉴定工作经年累月。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5207个各类文物机构中,藏品总量有2800多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才67209件(套),只占到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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