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次序安排依据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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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宸

2016-05-21 10:31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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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翻开清代京城的驻防图时，人随旗居的格局清晰可见。以紫禁城为中心，两黄旗居北、两白旗居东、两红旗居西、两蓝旗居南，清晰严整，界限分明，带着浓郁的准军事化味道。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八旗的次序呢？

北京内城八旗方位图

清代的博学鸿儒们自然晓得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八旗以颜色为区分，颜色本身就具备五行属性，于是一个可以彰显统治者上顺五行生克之道、下存安定民生之心的诠释赫然出现在雍正年间成书的《八旗通志》之中：

北方属水，黄色属土，则两黄旗居北方取土克水之意；

东方属木，白色属金，则两白旗居东方取金克木之意；

西方属金，红色属火，则两红旗居西方取火克金之意；

南方属火，蓝色属水，则两蓝旗居南方取水克火之意。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么？清入关前修建的大政殿十王亭中八旗的方位也大约如此，难道说不明白几句汉话的后金决策者们也深谙五行之道么？探究其事，还需一番推本溯源，从八旗制度的创立谈起。

牛录：八旗制度的干细胞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一种体系，八旗制当然也不是一夜之间神传天授的，它的创立与完善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发展过程。在清代官方的描述和人们的通常认识中，牛录（niru，初音译为牛录，后改汉称为佐领）是八旗制度的基础单位，虽然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但它确实是八旗制度体系中最早确立的组织单位。

牛录本意为“大箭”。女真时代人们外出狩猎需要集体协作，十个人结成一组，出猎时每人出箭一支交给推举出的负责人，负责人被称为“牛录额真”（niru ejen，箭主），这样的群组被称为“牛录”。这种牛录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一定地域性的组织，但它是行猎或出征之际临时组建的小组，带有明显的军事化色彩。

随着征服的深入，努尔哈赤所属的部众日益增加。公元1599年他征服了人口众多的海西女真哈达部，并将其部众“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有学者认为此时建州女真所辖的人口数量应该已经过万。面对人口的骤然增加，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敌国”人口可能会带来的诸多潜在问题，努尔哈赤不得不慎重考虑如何统御这些来源不一的“诸申”，牛录这种颇具群众基础的临时性小组成为他创新的蓝本。

虽然学界对牛录制度的建制时间还有争论，但史书中所记载的努尔哈赤第一次对牛录的改造在1601年。此前的牛录多是依据“来投”或“征服”时的族寨而设，牛录额真也为临时推举产生，至此努尔哈赤则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并任命了若干“牛录额真”来统辖部众。

左：正黄旗满洲四甲喇十三佐领图记。右：铜印及满汉合璧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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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牛录300人的定额将来自不同哈拉（hala，姓氏）、不同部族的人混编在一个牛录之中，势必会削弱部落时期以血亲为基础模式的牛录内涵，同时推进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向地域性组织（国家组织）的转化。此外，这种改造还将传统牛录组织中的自愿原则和临时性质彻底打破。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改造后的牛录成为一种渗透着强制力的封闭性、常设性组织。

根深蒂固的狩猎基因

朝鲜使臣申忠一于公元1595-1596年期间曾经出使建州，在其《建州纪程图记》中记录了建州女真的兵制：“正月初四日，胡人百余骑，各具兵器，裹粮数斗许，建旗出北门，乃烟台及防备诸处掷奸事出去云。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初五日亦如之。”

这次记述发生在努尔哈赤改造牛录前，旗分五色，各有两幅，即百余人分布于十面旗下。这大约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十人一牛录的写照，这里提及的旗也应该是牛录的旗帜而非后世的“旗”。可是，此时出现的为何偏偏只有五种旗色？为什么不是我们熟知的八旗呢？

民间有一种说法，称女真人习惯上以红色代表太阳、黄色代表土地、白色代表河流、蓝色代表天空、黑色代表镔铁。而有了太阳、土地、河流、天空和镔铁锻造的工具、武器，女真人就可以生存发展，所以以这五种颜色为旗帜。此说的对错暂且不论，女真人对“五”这个数字的情有独钟却是源自于部落时代的行围狩猎方式。


木兰围猎图

彼时行围之始，人们以牛录为单位自围底（fere）向两翼推进，其中距围底稍近处为围肩（meiren），更远处为围两头（uturi），诸牛录向各预定位置行进的过程叫“撒开围”，当处在围两头的牛录奉命“合围”后，一个围场便顺利形成。


基于这种围底、两围肩、围两头（或称围端）五部分协作的狩猎习惯，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建州女真兵制中逐渐衍生出牛录的上级建制——五牛录。《清太祖朝满文老档》中有这样的记载：“将五牛录编为一队，行则一处行，止则依次下马，攻占时一齐进攻。” 此时的五牛录俨然便是日后甲喇（jalan）的前身（甲喇的说法在皇太极时期才见于史册），而这种五进制也成为八旗制度的最初规制。

及至固山制度的初步确立，即以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而固山内五个甲喇的满文名称，则完全是以行围中的方位次序来命名的：


然而女真人对狩猎之俗的沿袭并未止步于此。固山制度发展至八固山时，仍保存有行围制度的习惯，如驻防屯兵、朝班晋见时往往以两黄旗居北，取围底之意；两红旗居西，取右围肩之意；两白旗居东，取左围肩之意，两蓝旗居南，取两翼围端之意。即使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换旗事件后，镶黄旗还留存有“头旗(fere gvsa)”的别称，大约是出于对镶黄旗曾经是努尔哈赤亲率之旗的一种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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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故宫大政殿十王亭布局图

由此而论，开篇时提及的关于八旗在驻防时旗色方位的安置次序源自“五行生克”之说，实在有演绎附会之嫌，难以取信。

塔坦与穆昆

1601年经努尔哈赤初次改制后的牛录及五牛录（甲喇）等组织架构带有着明显的军事色彩，至少在公元1615年以前尚不可以被笼统地看做是后世八旗制度下集军政为一体的基层组织。在这个期间内，女真社会还存在另一个社会权力体系——塔坦穆昆组织。


塔坦本意为临时搭建的帐篷，应该类似于今天鄂伦春人的“撮罗子”

塔坦（tatan）本意为临时搭建的帐篷，后派生出“农幕”之意，即女真人从事采集、农业生产时候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塔坦的体系内，人们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并参与利益的分配，它与牛录有着相似的性质，但规模更小。在实现民族统一前的女真社会，塔坦在结构上隶属于噶善（gaxan，意为村寨）或穆昆（mukvn，意为氏族）。因此，当努尔哈赤以部族为单位招徕人口时，这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生产组织形式得以保存。

《满文老档》卷79—81中记述了公元1609年以塔坦穆昆为单位分配敕书的情况，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治下共分为3个穆昆、37个塔坦。“穆昆档”的出现说明此时的穆昆已经突破了血缘组织的性质，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政治权力体系，并且与牛录制并存。

至于如何理解这种并存现象，王景泽先生曾作出过两种推论：“第一，男丁被陆续编入牛录，以适应日益艰巨的军事斗争的需要，其余人口则继续留在穆昆中；第二，编入牛录的男丁，或许他们既是牛录成员，同时又属于某个穆昆，具有双重身份。”

窃以为，随着努尔哈赤汗权的确立与加强，旧有的“穆昆”含义中政治味道逐渐淡化而家族属性逐渐增加。即在八旗制度最终确立前，塔坦穆昆是民政组织而牛录是军事组织，日后人们常说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正是1615年努尔哈赤第二次对牛录制进行改造后，牛录与塔坦穆昆制相结合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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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山与八固山

朝鲜史籍《事大文轨》卷48、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二十四日条中记载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乌拉部爆发的乌碣岩大战，其中有“奴酋军兵，分属三将，各持青白旗为号”的说法，刘小萌先生参酌三田村泰助的观点提出这里的青白旗应该是“固山”出现之始。

固山是满语gvsa的音译，后被统一译为旗。当“旗”作为一种编制出现后，经历了由四旗向八旗扩大的过程。公元1611年，舒尔哈齐及长子阿尔通阿、札萨克图被杀，努尔哈赤将他们所辖的第三穆昆部众加以整合，又增添一部分划分为独立的第四穆昆，交由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统辖。这时的“四穆昆”正是日后“初设”四固山的直接来源，即努尔哈赤亲率的黄旗、褚英统领的白旗、代善统领的红旗和阿敏统领的蓝旗。


八旗旗帜及“礼服”铠甲

1615年，在正式称汗的前夜，努尔哈赤对牛录制进行了第二次改造。他将承担军事职能的牛录制与承担社会经济职能的塔坦穆昆制相融合，正式确立了八固山（八旗）的规制。“太祖乙卯年，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镶之，添设四旗，参用其色，共为八旗。”

在成书于雍正年间的《八旗通志》上述记录中完全看不到塔坦穆昆制的影子，但《老满文原档》中却清晰记载了牛录以下的组织结构：“牛录额真下面，设置两个代子（daise），四个章京（janggin），四个村拔什库（gaxan boxokv）。将三百男丁分与四个章京管理，编为塔坦。”塔坦成为牛录的下级单位，也是清入关前八旗制度中真正的基础单位，每一个旗人都隶属于某牛录下的某一塔坦。而“村拔什库”的职位更是直接体现了塔坦的生产、社会职能（这种职能在入关后逐渐消失）。

此时的牛录额真完成了由单纯军事职能向兼具行政职能的转化，他们开始承担编审丁户人口、组织农耕、记丁授田、保证赋税、军备屯田等诸多职司。牛录组织军政合一的社会职能至此日趋完善，为我们熟知的八旗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滕绍箴：《努尔哈赤时期牛录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6期；

2、王景泽：《关于穆昆与满洲“前四旗”问题——兼析八固山的建立》，《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

3、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