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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宋朝人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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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3 23:0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宋朝人过着“宋瓷一样精致的生活”,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法政均达到了相当的文明程度,接近现代。

  宋朝“白领”也叫外卖
  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也收录了一大堆临安的饮食店与美食名单。
  “每日交五更”,东京的“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宵夜),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药者,直至天明”。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
  宋代饭店层次多样,既有满足城市下层群体口腹之需的大排档,“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底层人也能够从这里找到物美价廉的饮食。
  更有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豪华饭店,“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这些饭店以丰盛的菜肴吸引食客,“不许一味有缺”,任顾客挑选:“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意思是说,你一进饭店,马上就有人招呼座位、写菜,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很快菜便上齐了。
  饭店的服务也很周到,将顾客当上帝看待:“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饭店厨师)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
  饭店伙计若是服务不周,被客人投诉,则会受到店老板叱责,或者被扣工资、炒鱿鱼,“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
  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临安也一样,“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换言之,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没错,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宠物店:卖猫粮狗粮,提供美容服务
  人类社会对猫、狗的驯化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古人养猫,多是出于捕鼠之需,养狗,则是为守宅、捕猎。将猫狗当成宠物养,是比较晚近的事。宋朝已有寻常人家养宠物狗、宠物猫。宠物的出现,可以视为是生活品质进入较高层次的体现。
  宋人养狗,多为了守更。不过《宋史·孝义传》记“江州德安陈昉”之家,“有犬百余,共食一槽,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养了一百多条狗,恐怕就不单纯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应该对狗有特别的感情。南宋画家毛益的《萱草戏狗图》,画的也正是几只可爱的小型宠物犬。
  宠物猫在宋朝更是常见了。《梦粱录》说:“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猫不捕鼠而受主人“贵爱”,当然是将猫当成宠物养了。
  明代笔记《西湖游览志》记录了一则秦桧孙女养“狮猫”的轶事:“桧女孙崇国夫人者,方六七岁,爱一狮猫。亡之,限令临安府访索。逮捕数百人,致猫百计,皆非也。乃图形百本,张茶坊、酒肆,竟不可得。”丢了一只宠物猫,竟然出动临安府协助寻找,固然可以看出秦家权焰熏天、以权谋私,但一下子能找到百余只狮猫,倒也说明了在宋朝临安城,养宠物猫的市民为数不少。
  因为养宠物狗、宠物猫的人多了,宋代的市场上出现了狗粮、猫粮等宠物衍生商品。《东京梦华录》的“诸色杂卖”条说:“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南宋也一样,《梦粱录》的“诸色杂货”条也说:“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鳅;养鱼,则供虮虾儿。”《武林旧事》的记录更有意思,其“小经纪”条罗列了杭州城的各种小商品和宠物服务,其中有“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猫窝、猫鱼、猫儿的意思好理解,“改猫犬”很可能是给宠物猫、宠物犬做美容。连宠物房、宠物美容都有了,这跟今日人们养宠物又有什么不同呢?宋人生活,确实透出一种亲切的现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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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3 23:03:31 | 显示全部楼层

宋朝人怎么拆迁?

  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要引出一个问题:拆迁。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厉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不穷,在当时,这叫作“侵街”。

  宋政府“搞拆迁”的做法可圈可点。首先,对侵街的权贵丝毫不会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的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

  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元祐五年(1090),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民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三年(986),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直有点不可想象。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在不知不觉间瓦解了。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行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面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古人炒股,还有专门的证券交易所

  先来看看耐得翁《都城纪胜》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家余。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诸作匠炉鞲,纷纭无数。”

  引文提到的“交引铺”,非常接近于今日的证券交易所,在这里成交的商品为盐引、茶引、矾引、香药引、犀象引等有价证券。宋代实行比较广泛的禁榷制度,盐、茶、矾、香药等采取间接专卖:先由商人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一张交引,然后凭着这张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宋太宗时,为了引导军用物资流向边郡,宋政府又创制“折中法”: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作“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作“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类似于“提货单”,见引给货,认引不认人。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获得了有价证券的流通功能——由于交引的价值存在一个巨大的“虚估”额,这个“虚估”额成了附加于交引之上的利润空间,可以吸引买家来购买交引,交引的转手,实际上便是分割“虚估”利润的过程,直至最后的交易价格接近于交引的“实估”。而且,交引作为一种可凭证提货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升跌,只要有升跌,便能够吸引商人投机、追涨杀跌。因此,交引商通常并不是用交引提货,而是直接进行交引的买入、卖出。“认引不认人”的特点也让交引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于是,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交引铺”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证券交易非常发达,《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一些州县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可见各个“冲要州府”都设有“交引铺”。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证券交易非常繁荣的金融中心。《东京梦华录》描述说,开封城内“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这里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铺”。南宋的杭州,单“界北”的一条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铺”。交引的买卖是大宗交易,必须有十分雄厚的本钱,所以这些“交引铺”的门面,都摆出大堆“金银及见(现)钱,谓之看垛钱”,以示自己的资金流充足。跟所有的证券交易一样,“交引铺”当然也是通过买进、卖出交引的差价获利。北宋时,京师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几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为了坐获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鳄”还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我,操纵市场,压低交引的市场价,购入交引。如北宋皇祐年间,“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乘时收蓄,转取厚利”。“交引铺”收购的交引,通常不会直接用于提货,而是转手卖给茶盐商:“铺贾自售之,转鬻与茶贾。”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励的。即使出现大铺商操纵市场的情况,宋朝政府对交引市场也没有采取压制的做法,而是采纳官员范祥的建议,设立官营的“买钞场”,在交引的市场价太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入交引;而当交引的市场价过高时,又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交引。借此来平抑交引买卖的市场价格。这一做法,叫作“范祥钞法”。宋人王巩《随手杂录》说:“范祥钞法……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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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3 23:04: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最早的自来水竟是苏轼发明的?

  城市,由于人口巨众又集中居住,水利资源相对紧缺,因此,生活供水往往极考验城市治理的智慧。

  汴京的居民用水,主要取自穿城而过的河渠。大中祥符初年,宋政府“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皆甃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间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汴京政府也在城内开凿水井,供市民取水饮用,庆历六年(1046)夏,由于天气大旱,“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此为汴京官井的数量,此外尚有大量私井。

  杭州的居民生活用水,则主要取自西湖,虽是近水楼台,但也需要政府建立一个供水系统。苏轼治理杭州时,曾主持浚治西湖,使“湖水所过,皆阛阓曲折之间,颇作石柜贮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备火灾,其利甚博”,引西湖水贮于石柜,供民取用。后,政府又从杭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

  两宋的城市还出现了商品化的供水服务,《东京梦华录》称汴京“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梦粱录》称临安“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顾供之”。这些“打水者”以卖水为职业,并划定了各自的服务区域。当时水价极便宜,一担水才需几文钱。

  不知你会不会问:宋代城市有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的。最早建成“自来水网络”的城市应该是唐代的白帝城,有杜甫的《引水》诗为证:“月峡瞿塘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云安酤水奴仆悲,鱼复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人生留滞生理难,斗水何直百忧宽。”瞿塘峡山石坚硬,无法打井,人们便以成千上万的竹筒连接成一个引水网络,将城西的长江水引入城内。这种“接筒引水”的技术自然流传至宋代。

  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被贬岭南惠州,听人说起“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广州知州王敏仲正好是苏轼的朋友,苏轼便给他写信,提了一个建议:城外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这个供水网络,跟白帝城的“万竹蟠”一样,有点像今天的自来水管道了。

  苏轼还做了一个预算:建成这个供水网,“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他又建议,政府可以在循州购置一部分良田放租,作为养护供水网的基金:“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还可以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贯房租,“以备抽换之费”,并“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看,苏轼这个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知州王敏仲听从苏轼提议,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很高兴,又给王敏仲写了一信,捎去一个更细致的建议:“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

  如果居民再从家中铺设管道,接通苏轼设计的供水网络,或者连接其他水源,那么这个供水系统就非常接近于近代城市出现的自来水系统了。宋人是不是已在这么做了呢?是的。王桢《农书》介绍了一种叫作“连筒”的供水设置:“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这里的“庖湢”,乃是厨房与浴室,将水管接入厨房、浴室,不是自来水是什么?

  王祯是元朝人,但《农书》上的许多技术,其实都是宋朝所遗。一幅宋代的画作《浣月图》给我们提供了显示宋人已将“自来水”引入家庭的证据:图中假山盘踞着一个龙形雕塑,龙口源源不断流出清水(这才是“水龙头”嘛),显然,龙尾处必有竹制的水管,连接水源。从龙口流出的水,又注入一个蓄水缸。画上的女子,正在舀水使用。可以看出,这个“自来水”装置,既是美化庭院的装饰性景观,又可为日常起居供应用水。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来水设备,学习自西洋,出现于晚清。不过恐怕许多人尚不知道,宋代的城市已经在尝试建设“自来水”网络了。那确实是一个令我们惊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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