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班昭也是男尊女卑的祸首。对班昭批判程度的加深,有一个前后期的区隔。1898年,裘毓芳、吴芙这些先进者开始注释《女诫》,而那时,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康同薇,讲的都是“男女平等”;到1900年以后,“女权”的说法才从日本传入中国,它确实对女性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世纪之交这几年的转换,经典的权威性也在逐渐地消解,后来讲到班昭就会有更多的斥责。最激烈表达的就是何震,她在《女子复仇论》里直接就把班昭称作“班贼”“昭贼”,说她“作男子之奴隶,为女子之大贼”,认为《女诫》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帮男人压制女性,女子之中出了班昭这样的人,是女界的不幸。当然,何震也会承认班昭的学问“冠绝一时”,但是她在道德和伦理上对女性的束缚,是何震这些晚清女性绝对不能接受的。

裘毓芳,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报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主持《无锡白话报》编务,曾在我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上发表文章。
二、女性与国运:男性助力下的晚清女性启蒙
腾讯文化:在《女诫》的版本演变中,你提到了它的男性中心的强化与消减。那么《女诫》的男权地位在晚清前是一直被加强的吗?
夏晓虹:《女诫》本来是班昭写给她的女儿的一个家训,只是因为被记录到《汉书》里放大了,变成了对所有女性的规范,已经有很多附加的意义在里头。其实作为一个家庭文本,它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指责的。但后来的儒者在借她这个东西发言的时候,放大了它的影响,也加重了班昭的罪恶。
《女诫》从家庭文本变成一个社会文本以后,历来的使用者肯定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或者说是来阐释它的男尊女卑或者是男权中心的思想。不过,真正对《女诫》有注解,其实比较晚,应该是从明代以后,张居正的注解还没有单行本,到赵南星时才有。只有注解本里头,才会表现出注解者对《女诫》的态度。而明代的注解者都是男性,他们在解说《女诫》时,也会更加突出男性中心的立场。尤其是第一节“卑弱”,讲女子以卑下为主,很容易被看作是全篇的纲领。
除了便利阅读之外,《女诫》的注释和整个社会对女子的控制加强有关。“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说法也是明代以后出现的,认为女子根本就不应该读书。所以明代才会有这些《女诫》的白话注解本出来,就算不识字,请人念一下也可以明白。
而且,《女诫》都是男性要求女性看的,不一定是女性自己要看。在家庭教育中,读什么书都是父亲决定的。就像杜丽娘,她爸爸叫她读《诗经》而不用读《尚书》。到了明清这一段,对女性的控制应该是更严了,所以《女诫》这个文本就会更受到重视。这些注解本的出现,也说明了这样一种趋向。
腾讯文化:《女诫》在晚清重新被解读,都是由女性发起的吗?男性在晚清的女子国民意识建构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个阶段的男性是否是中国历史上对女性的权利维护最积极的时刻?
夏晓虹:晚清时期的《女诫》释读,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男性的注解本,当然可能有存在。我在书中提到的劳纺、裘毓芳和吴芙都是女性,这和明代张居正、赵南星等男性作者形成了一种性别的对照。也应该说明,并不是晚清出现的所有注本都有新意。
从国民意识来看,应该说是当年男性先接受启蒙。这跟中国男女教育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女子没有公共学堂,不能够受到跟男子一样的教育。这种状况到晚清才逐渐开始改变。
整个“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其实跟晚清的启蒙思潮是一体的,只是我特别强调它对女性的这个面向。其实不止是女性,晚清男子也要接受教育,也是要被启蒙的,不是说所有的男性都配做女子的导师。
我强调女性,是因为女性会遭遇一些男性不会遭遇的困境。比如说男性不用缠足,而女性首先要面对身体解放的问题;男性可以读书,关键是你有没有财力来支撑,或者你愿不愿意读书,但女性是想读书没有学校。它是这样的一个差别,所以我特别关注女性。
对于所谓“西方文化”、“西学东渐”,确实是男子最先感知到,由此构成了“国民常识”最重要的部分。但他们觉得光是男子具有国民常识还不够。女性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分利者”,而不是“生利者”,她是一个消费者,不是一个生产者。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女性也受教育,跟男子一样能够出来做事,承担国民的责任,国家才可以强盛。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在对外战争中失利,造成了先进人士的忧患意识。
从晚清起,男性开始帮助女性“启蒙”。中国男性此前是没有男女平等意识的,现在所谓“男女平等”,甚至“女权”,最初的传入者可能都是男性。这些东西确实是对女性有启发,而且使得她们也可以因此而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权利奋斗,这个是后边生长出来的东西。
那时候有些男性确实是非常激进的“女权论者”,柳亚子比较典型。在《女子世界》中有一个争论:女学优先还是女权优先?就是说女子如果没有受教育,你给她权力,她会不会滥用?确实有一些女学生可能在旧的规范被破除,新的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还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失衡的表现,这让那些从事新教育的人有一种担忧。所以他们就认为,现在谈女权可能太早了一点,应该先谈女子教育。但是柳亚子的说法是,不管女子有没有受过教育,都有“天赋人权”。不过,这一派在当时不是主流。

柳亚子(左)和梁启超(右)
腾讯文化:你在书中提到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女子学有所长、可以自养跟国家富强、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夏晓虹:中国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失败,还打不过日本?那个是最耻辱的事情。日本原来是学中国的,现在居然这么一个小岛国打败了中国,那差在哪里?维新派那时候分析,就是差在教育上。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学习,教育普及,男女一样读书,所以梁启超他们认为,这个是使日本迅速强大的最根本原因。但中国女子都是在家里,她不参与国事,也不能出门,起码从人力方面来说,有一半人是无用的人。于是才有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说法。放足是身体上的解放,到学堂去读书是人格精神上的解放。教给她们基本知识,让她们有谋生的手段和能力,这样女性才能有自立的能力,从而使得中国整个经济、国力臻于强盛。他是这么一个思路,才会把国民教育,包括女子的教育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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