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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8 20:45:0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万的傲慢——《世说新语》品读之64 (2016-01-05 14:34:48)转载▼
标签: 谢万 王述 蔡系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谢万是谢安的兄弟,小谢安一半岁,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晋穆帝升平二年,亦即大哥谢奕死的那一年,升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持节、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领淮南太守,这时谢安还没有出仕,在东山一带游山玩水。次年,谢万与北中郎将郗昙兵分两路,北伐前燕,大败,自己单骑逃还,被废为庶人,人生由极盛跌落至低谷。由此谢安出山,这也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过两年,朝廷又起复他为散骑常侍,不想他却死去了,于是也只好将散骑常侍作为赠官与他,他也才活了四十岁多一点。
这个人活着时是极其傲慢的,在《世说新语》“简傲门”的十七则故事中,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则。他的傲慢有时比较出格,如有一则故事说,他有一天头戴白色纶巾,乘坐着类似于后来轿子一样的肩舆,来到扬州府大厅,见到岳父王述,就只说道:“人们说君侯痴,君侯确实痴。”王述为人实在,还真给女婿的面子,回答说:“并非没有这种评论,只不过就是迟得美名而已。”他的傲慢有时也比较要命,如另一则故事说,他在北征前燕时,常常以啸咏显示自己的高贵,从不体恤将士。谢安对他说,作为元帅你不能这样,要经常和将领们吃吃饭,加深一下感情。他就照着做了,但不说话,只是用如意指着四座说,诸位都是精壮的兵士。搞得大家非常愤恨他。等他兵败的时候,军中有人就想杀掉他,但看着谢安的面子,还是放过他了。
“雅量门”中他的一则故事则让人读来大跌眼镜。故事说东晋僧人支遁要回到会稽去,当时的名流、贤达都到征虏亭为他送行。蔡系先到,就靠近支遁坐着;谢万后来,座位就稍微远一些。蔡系暂时起身离开了一下,谢万就移到了他的位置。蔡系回来,一看谢万占据了他的位置,于是连座褥一起把谢万举起来摔在地上,自己又坐了回去。谢万的帽子和头巾都倾斜脱落了,于是慢慢爬起来,抖抖衣服归座,神态很平静,没有瞋怒沮丧的表现。坐好后,他对蔡系说,你是个怪人,险些碰伤我的脸。蔡系回答他说,我本来就没考虑你的脸会如何!故事就是这样,读来让人觉得实在是很无趣的。大致平素里傲慢惯了,亦不把尊重别人当回事,不想棋逢对手,就弄出了这样的囧事。编撰者在这则故事后边加了一句话说,“其后二人俱不介意”,像是在说二人的高风亮节,所以把它放在了“雅量门”,倒还真能算是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了。
在魏晋时期,统治阶层为了笼络人心,他们对士人倨傲不恭、慢世任诞的姿态是暂时容忍的,因此以此为清高、时尚的做派就成为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就司空见惯,有些崇尚老庄,追慕旷达,不拘礼法而傲慢自放;有的因门第优越而凌人傲物;有的以玩忽职守为飘逸方外而为官不问政事,标榜超凡脱俗就目空一切;有的自命清高、故作姿态而轻慢于人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谢万作为陈郡谢氏一门子弟,心性使然也罢,故弄玄虚也罢,他平素傲慢的做派就是很容易理解了。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对此持有藐视和批评的态度。“简傲门”中的一则故事说,谢万在兄长面前,想要起身拿取便壶,当时阮裕在座,就说:“这种新兴的大家族,忠厚诚实却不懂礼节。”阮裕的祖先在东汉时就已经跻身于大族的行列了,接受过很好的家族教育,所以他对谢万这种不讲礼节的行为极其反感。当然谢家,在谢安的祖父谢衡时期,不过是西晋的国子祭酒,至父辈谢鲲才逐渐发达,至谢安才官拜丞相,因而在阮裕眼里,谢家不过是“新出门户”罢了。人谓三十年可以培养一个富豪,但三代人不一定能培养一个贵族,看来确实是有道理的。
书圣的晚年生活——《世说新语》品读之65 (2016-01-07 14:12:16)转载▼
标签: 王羲之 王述 世说 品读 文化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仇隙门”中有一则故事说:
王羲之一贯看不起王述。王述晚年在社会上的声誉越来越高,王羲之更是愤愤不平。王述在会稽郡时母亲亡故,就住在山阴县料理丧事,王羲之当时取代他成为会稽内史,多次说要去吊丧,却就是一天天拖着没有结果。后来登门自相通报,主人已经哭了起来,他却不进去会面就走了,以此来凌辱王述。从此二人深结仇怨。后来王述出任扬州刺史,王羲之还在会稽内史任上,王述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起初得到这一消息时,王羲之曾派一名参军到朝廷去,请求把会稽郡从扬州分化出来,成立越州,结果派去的人领会错了他的意图,深被当时的名流所讥笑。王述密令部属数说会稽郡诸多不法行为,因为原有仇怨,让他自己采取相宜的办法处置。王羲之于是称病辞去郡守之职,因愤慨竟至命终。
这段故事虽短,但基本上把王羲之的晚年生活,特别是晚年的职场生活情况交代清楚了。可以看到,因为王羲之的嫉妒之心以及无礼行径,再加上造化弄人,所导致的“二王交恶” 事件直接改变了书圣晚年的生活轨迹和心情,他是“以愤慨致终”的。不过,这段时间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必须关注,那就是发生在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上主导组织谢安、孙綽等四十余人参加的兰亭雅集,成就了被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王述服母丧结束以后代替因北伐失败而被废为庶人的殷浩担任扬州刺史是在永和十年,这时他们已经交恶,而天下第一行书业已产生,王羲之在文章中所发出的人生感喟倘以当时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来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王羲之晚年的称疾辞职,是在永和十一年三月,在《晋书·王羲之传》中还记载说,他专就此事到父母墓前起誓,以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痛楚之情,还有就是埋怨自己的儿子们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有出息,所以才导致自己和王述有了很大的差距。可见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王羲之辞职之后的生活在《晋书·王羲之传》中亦有较大篇幅的记载。他那时和吏部郎谢万关系很好,有事无事就会写手札与他,实在也像今天的人们喜欢发微信通报自己的生活情况一样,选录两条可以看看。“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大致也就是和儿子王操之从会稽蕺山搬家到了金庭,和许询、支遁等名士游山玩水,修服药石,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这样的生活大致有六年之久,他就死了,活了五十九岁。在他死后,朝廷赠他金紫光禄大夫爵位,儿子们遵其遗嘱,还是拒绝了。

王羲之在当时的声名,虽然显赫,但并不如后世予他的耀眼与炽烈。就说他写的《兰亭集序》,在《世说新语》“企羡门”中有记载说,当他得知有人以之与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比,他就流露出非常欣喜的颜色。《金谷诗序》早它半个世纪,我们现在几乎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品。再说他“书圣”的得名,大多是来自于梁武帝与唐太宗等人的极力推崇才有的,最早亦应该是唐以后的称誉。尽管如此,从客观上讲,以王羲之为代表人物的魏晋帖学行草流美书风至今仍然是中国书法史上抒情尚韵文人书法的高峰和典范,从笔墨技法到神采意韵都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王羲之已然是不朽了。
甄氏之死——《世说新语》品读之66 (2016-01-10 18:35:54)转载▼
标签: 甄氏 曹操 曹丕 曹叡 世说         分类: 新雨堂
    关于甄夫人,《世说新语》“惑溺门”中的第一则故事说,魏文帝曹丕的甄皇后聪明而又有姿色,先前是袁熙的妻子,很受宠爱。曹操攻破邺城屠城时,下令迅速召见甄氏,左右侍从这时说:“曹丕已经把她带走了。”曹操说:“今年打败袁賊,正是为了她。”
    “惑溺”,就是沉迷不悟的意思。“惑溺门”共记录了七则故事,大致是说人沉迷于声色、财富、嫉妒、情爱里面而无所节制、不能自拔的。倘以此来理解,则这则故事就是说曹氏父子都是好色之徒,即使父子之间也不会有所谦让的。不过曹操的这种说法,可能还是带有一些调侃和夸张的味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更是衬托出了另一个人物甄后,“惠而有色”的鲜明特征了。
    甄氏,人们习惯上称她为甄夫人,她的真实的名字是什么,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中她的传记文字里名字也是缺失的,但她的身世和事迹记载的却还算比较全面。她是中山无极人,也就是现在河北无极县一带人氏,家庭自汉时一直世袭着二千石的爵位,父亲是上蔡令甄逸。她成年后,袁绍为次子袁熙迎娶她作为妻子。建安九年,亦即公元二〇四年,曹操攻打邺城,城破,他就被曹丕纳为妾室了,文首所引“惑溺门”中的故事就说的是这一档子事。曹丕最初还是宠幸她的,她为曹丕生了儿子曹叡和女儿东乡公主,曹叡即后来的魏明帝。
    她的命运的转变大致应是在建安二十五年。那一年,曹操死了,曹丕继任为魏王,因为征战,甄氏就一直被留在邺城。没几个月,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而成为皇帝,史称魏文帝,洛阳后宫亦宠幸多人,甄氏则仍在邺城,却还是夫人的封号,而没有被立为皇后。此时内廷宫斗激烈,甄氏失意,就有怨言传出,再加上文帝宠幸的贵妃郭女王的进谗陷害,文帝终于大怒,次年六月即派遣使者至邺城,赐死,踢死了她,葬在邺城。据说殡葬时披发遮面,以糠塞口,用来惩罚她口出怨言的罪过。
    她的传记所载事迹,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明达而贤惠的人,救济乡里,孝顺婆婆,不管是在袁家还是在曹家,都是以贤内助的形象出现而让人感受很深,只可惜她的命运不济,就那样凄惨着死去了。还有传说是曹丕、曹植兄弟王位之争中,甄氏钦佩曹植的文士气质和风骨,处处维护曹植,因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曹植所写《感甄赋》,后来魏明帝改其名为《洛神赋》,就是来纪念她的,并赋予了甄夫人以洛神的美称,因而亦有资料说她的名字叫甄洛。
    甄氏死后五年,曹丕驾崩,曹叡即位,追封母亲为“文昭甄皇后”,所以“惑溺门”中的故事称她为“魏甄后”。几年后,曹叡又感于母亲生前的冤屈和死后葬地的简陋而迁葬甄氏于朝阳陵,在今河南安阳一带。《世说新语》“言语门”中的一则故事,也记录了曹叡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故事说魏明帝在甄家后园为外祖母建造馆舍,造好之后,他亲自去查看,问左右随从说:“这个馆起个什么名字才好?”侍中缪袭说:“陛下圣明的思虑与贤明的君主相同,孝心无穷无尽远远超过曾参和闵子骞。这馆舍的兴建倾注了对舅家的深情厚谊,所以应当用‘渭阳’来命名。”《渭阳》是《诗经·秦风》中的一首诗,为春秋时秦康公思念母亲之作,《诗序》中说康公“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后来的人们就用“渭阳”来表示母亡之后甥对舅的情谊。

    再说这曹丕,从父亲手里抢先一步夺走甄氏也绝不是孤例,《世说新语》“贤媛门”有故事记载说曹丕病重时,生母卞太后来探望,进门看见当班服侍的人都是曹操过去宠爱的人,就问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回答说正在为武帝招魂时过来的。卞太后于是停下脚步,骂曹丕道:猪狗不如的东西,确实该死!举行葬礼时,也没有去哭吊。可以想见,甄氏的命运是那个样子,这么多曹操过去宠爱的人,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曹操与歌妓——《世说新语》品读之67 (2016-01-12 15:51:08)转载▼
标签: 曹操 卞夫人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在《世说新语》中,有关曹操的故事,几近二十余则,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从这些故事中,多少亦能领略出一些曹操的“英雄”本色。
在“忿狷门”,第一则故事就说,曹操有一个歌妓,声音最是清脆高亢,然而性情极其暴躁。想杀掉她吧,又怜惜她的才华;要留着她,又不能忍受她的脾气。于是挑选了一百人,同时放在一起学习训练。不久,果然有一个歌妓的声音可以比得上她,就把那坏脾气的歌妓杀掉了。
曹操与歌妓,可以说有很深的渊源。他年轻的时候,在老家谯县遇上歌妓卞氏,看上她,就纳了妾。他的几位夫人中,卞氏最为贤惠,帮助曹操处理家国事务,每为曹操所欣赏,所以曹操也愿意把后宫的事务交与她来管理。她又为曹操生养了曹丕、曹植众兄弟,也算是芝兰玉树一般的人物,因而,她的地位,自曹操、曹丕直至魏明帝曹叡时,就王后、太后、太皇太后地一路攀升,她也可以说是一个歌妓成就了辉煌人生的典范。除此而外,曹操年轻时也喜欢到花柳巷里游荡,作典军校尉时亦曾为心仪的歌妓折腰。后来有了军政大权,当然更是排场多了,成立随军抑或宫廷的歌舞团供他享乐则为极其自然的事。曹魏集团北征、东进胜利后,在邺城打造娱乐场所铜雀台,曹氏父子与文武百官觥筹交错,对酒高歌,大殿上鼓乐喧天,歌舞拂地,盛况空前,整天沉醉于笙歌埙舞之中也是历史上极为风流的事件。因而“忿狷门”中所记载的故事,从历史背景看可信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则故事中的曹操,在性格特点上至少有三种表现,爱才、嗜杀、奸诈。曹操的爱才是出名的,而且胆子很大,连鲁迅也说,曹操征求人才时,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一点从曹操不择手段招揽人才以及帐下强大的人才阵容也能看出,所以曹操怜惜一个歌妓的才华,也是性格使然。但他又喜怒无常,不能容忍歌妓酷恶的性格,以他的做派,自然也就暴露出了他的另一个鲜明的性格特点就是,嗜杀。在《世说新语》“假谲门”中的故事里,他嗜杀的本性在自己所宠幸的身边人身上也是有所表现的,性质极其恶劣,以至于假寐杀人,更不要说是一个歌妓了。但在这位歌妓身上,曹操嗜杀的性格又受到爱才的牵制,于是他的本性又暴露出了另一个特点就是,奸诈。工于心计,手段精准,直至杀之而后快。曹操在历史上,奸诈亦是出名的,以至于还有“奸雄”的称号。总之是,从这则小故事,亦能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

在歌妓一方看来,有才总还是很好的事,但有一个“酷恶”的性情,却是极为致命,不管这种性情,是天性使然,还是侍才放任,遇到这样一位嗜杀的主子,则完全是天大的罪过了。她的有才,倘若发挥得好,未尝不会成为第二位卞夫人,但这样的机缘,却还是因为她的“酷恶”的性情而错过了,实是让人觉得可叹与可惜。在单位不要惹上司,有才亦不可任性,现时的聪明人,大多都是明白的。
俗物败兴——《世说新语》品读之68 (2016-01-14 14:51:40)转载▼
标签: 王戎 竹林 七贤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竹林七贤”是一个比较别致的社会团体,它的典源出自《世说新语》“任诞门”。文字表述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龄相仿,嵇康稍小一些。参与这一聚会的人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这七人常常在竹林下聚会,毫无顾忌地开怀畅饮,所以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后来的许多学者,都从学术的角度考证它的渊源,实际上是复杂化了,因为这段文字表述得非常清楚,“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而所谓“贤”,也不过是一概而论,倘若细究,亦有“不贤”者,据说他们七人中,王戎就是最为鄙俗的一位。
王戎的鄙俗,表现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篇文字就仅仅局限地关注于他的吝啬品性。《世说新语》“俭啬门”中的故事,是说人的节俭和吝啬的,故事共九篇,王戎一个人就占去了四篇,也算是夺了花魁。故事也都简短,大致罗列一下就是:他的侄儿结婚,他送了一件单衣作为贺礼,后来又要了回来;他家有上好的李子,卖出去恐怕别人得到树种,就总是先钻破果核才卖;他的女儿嫁给了裴頠,向他借了几万钱,女儿回家后,他一脸地不高兴,女儿赶紧把钱还给他,他不高兴的神色才消失了;他地位显贵且富有,家宅、仆婢、肥田、农具等富有程度在洛阳城里是没有人能比上的,券契账簿繁多,常常和夫人一起在烛光下摆开筹码算账。这些故事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读起来也能让人会心一笑,对王戎这吝啬鬼的形象深入脑际,不得不佩服他吝啬的程度和手段,绝对都是一流的。
王戎作为“竹林七贤”成员之一,能有这样庸俗的表现,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他的庸俗,在小节,在生活小事之中,带有一种根性的、平民化的色彩,完全不像是高贵人士、富有门第的姿态,也实在是和“竹林七贤”不满于现实,不拘礼法,放情山水,常常宴集于林下纵酒酣畅的整体形象是冲突的。其俗在骨,是无法通过外界条件的改造和自我调适来完善的,正如余嘉锡所言,他是“天性鄙吝”。其实他的这种天性,在当时“竹林七贤”成员之中,在社会上,都有较大程度的认可。在“排调门”,有一则故事说,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畅饮,王戎后到,阮籍说:“俗物竟然来败坏人的意趣!”王戎笑着说:“你们这样的人意趣也是可以败坏的吗?”虽是带有调侃的味道,但在朋友圈,他的“俗物”的形象是人所共知的。在社会上,这一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刘孝标注引用王隐《晋书》中的话说,“戎性至俭,不能自奉养,财不外出。天下人谓为膏肓之疾。”鄙吝的天性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表现,是天下人所共知的。

     “竹林七贤”终究只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所形成的一种松散的组织架构,是几位还算能处得来的朋友在一起放情山水、喝酒纵歌的产物,后来因为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成员之间甚至还出现了反目成仇的现象,以至于嵇中散所写《与山居源绝交书》也成了文学史上的名篇佳构,它的存活期实在也是太过于短暂了。然而后来的人,还是赋予了它美好的涵义,围绕“竹林”一词做足了文章,或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指莫逆的友情,都无不可,而所谓“七贤”,也会比喻为不同流俗的文人,真也可以算是古今文人心中的桃花源了。但拨开美丽的外衣,比如聚焦于王戎,我们还是看到了历史的拐角处那一抹俗气的影子了,有时真不免会生发些败兴的意绪,当然也有会心的一笑。


哀而不怨——《世说新语》品读之69 (2016-01-20 12:41:29)转载▼
标签: 王导 温峤 周顗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晋室南迁,亦算作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感到沉痛的大事件,对于北人来说,倘以如丧考妣一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世说新语》“言语门”中的一则故事说,江东的东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法度法令等都没有订立,温峤这时作为刘琨的使者渡江而来,看到这个样子,内心忧虑重重。不久他去拜访王导,向他陈述了愍帝被囚禁远方,社稷宗庙被焚毁,帝王陵墓被夷为平地等惨酷之状,情感上真有《诗经·黍离》一篇中所写的亡国之痛。温峤忠诚慷慨,深沉刚烈,说话时涕泪交流,丞相王导也和他一起相对落泪。
温峤所说的惨酷之状,仅仅也才是庙堂之事的一点点情状,其实生活在北朝的老百姓,在异族的统治下,日子也是水深火热的,惨状更是难以言说,所以这种对于中原沦丧的伤感,以至于相对而泣的情形,则比较多见。“言语门”中的另一则故事就说,过江避难的诸位人士,每到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就相邀一起到都城建康南边的新亭,坐在草垫上聚会饮酒。周顗在座中说:“风景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山河有了变化!”大家听了他的话,都对视流泪。新亭对泣、新亭泪后来就成为典故,以表忧时之叹、家国之思。那种感伤和无奈,从故事的描绘来看,是极为深沉的。
但这样哭来哭去,终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新亭对泣的故事末尾,王导终于沉下了脸,厉声厉色地对众人说到:“我们应当同心协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像楚囚那样相对垂泪呢!”所以他一改务实的做派,团结了一批北方的士族,成为骨干,辅佐司马氏建立了东晋政权。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维护着司马氏政权的权威,在清除王敦之乱、苏峻之乱的重要政治关口,都发挥了辅佐之臣的重要作用,平息了一次次的政变危机。又调和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以及各士族之间的矛盾,竭力保持东晋政权的稳定与发展。温峤拜访王导的那次对泣恳谈,亦是领略了一代贤相的才能与风采,就诚恳地表达了与丞相深相结交的意思,王导也深深致谢并接受了他友好的诚意,所以温峤高兴地说:“我们江东已经有了管仲这样的贤相,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事实证明,温峤的判断和预见是非常准确的,王导后来的政治修为亦不愧为一代贤相的做派,在历史上留下了较高的声誉。他是王羲之叔伯一代的人物,也为山东琅琊王氏一门的兴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和这位贤能的先祖人物亦是有着很大的关系。
忧时之叹、家国之思在王导的身上也是有所表现的。《世说新语》“企羡门”中有一则故事说,王导过江之后,自己说起以前在洛水边,多次与裴頠、阮瞻各位贤达一起谈玄论道的事。羊曼说:“人们早就以此来赞许你,何必再重复说呢?”王导说:“并不是说我要自我标榜,只是想念当日的时光不可再得罢了。”羊曼与温峤、庾亮等人都是晋中兴名士,官职做到了丹阳尹,他对丞相的意思还是没有理解对,所以王导就又申说了一次。时光不可逆而外,其实谈玄论道的喜悦、家国之思的哀叹都是分明的,也都是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惆怅意绪,所以也只好留下“企羡”的份儿,但我们读它,却是能够理解出意在言外的情感,以及一种无怨无伤的情怀的,这应该还是王导作为一代名相而有别于其他常人的一个个性特征了。

哀而不怨,哀而不伤,务实精进,也许就是一个人心里最为强大的朋友了。
志在远山——《世说新语》品读之70 (2016-01-22 14:29:18)转载▼
标签: 阮裕 王羲之 隐士 世说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栖逸门”所录十七则故事,集中记载了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栖逸”就是隐居赋闲的意思,它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隐士文化的精神特质。中国隐士文化,发轫于先秦,承续于秦汉,至魏晋趋于定型,已是变得相当的成熟,以至于成为高峰而后世不见超越。在此期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社会的视觉主要聚焦在隐士个体的言行上,《世说新语》亦复如是,于是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则大致可以了解到魏晋时期中国隐士文化的基本情况。
有一则故事说,阮裕在东山过着冷落凄清无所事事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感到很满足。有人拿他的情况去问王羲之,王羲之说,这位先生几乎不惊宠辱,即使是古代深藏不露的隐士,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境界呢?这个故事虽然是在称赞阮裕,但从另外的层面也说明要做一个隐士,外在条件就是要能够适应冷落凄清的寡淡生活,内在精神上则要宠辱不惊,心理上恬然自足。至于个体的生活状态,游散名山也好,吟啸林下也罢,那不过只是一个隐士在满足前边两个条件之下的个体生活表现罢了。
不过阮裕起初并不就是隐士,他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堂弟,先前是做过官的,朝廷曾授他以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光禄”。他在王敦手下干事的时候,“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终日酣觞,以酒废职”,于是得免王敦之难,侥幸地活了下来。大致是迫于政治的压力,总之是后来多次摆脱牵连,一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那样,“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于是辞官不就,彻底地做了隐士。这是隐士群中的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是以隐为志,以隐为美的,他们步入社会就以归隐为志向,终生坚持操守,做着隐士,如“栖逸门”中所载的刘子骥、翟道渊,他们都是南阳人,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做着隐士,而其志不在于此,或者是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就出山出仕去了,如鼎鼎大名的谢安,“栖逸门”中所载的孔愉、周卲等人,都是如此。
“栖逸门”中还有三则故事,是说三个不同门第的兄弟二人都是一人做官,一人归隐,却都是各有各的好,读来亦很有趣味。其一说,骠骑将军何充劝弟弟何准做官,弟弟却回答他说,我老五的名望,并不比你骠骑将军差!还是算了吧。其二说,武昌孟嘉在外做官,弟弟孟陋归隐,都很有名气。京城里一帮有名望的人想看看隐士的风采,就派信使对孟陋说哥哥病重。孟陋赶到京城,果然倾倒一时,见过他的贤达都很敬重他,于是相互传话说,孟陋的才德如此,孟嘉可以死而无憾了。倒像是一场恶作剧。其三说,戴逵在东山隐居,他的哥哥戴逯却想做官事功。谢安就问戴逯说,你们兄弟二人的志向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啊?戴逯回答说,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忧愁,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乐趣。真可谓是人各有志了。
由此还可以看出,隐士在社会中还是受到普遍尊重的。一方面,政治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非常忌讳他们过度参与,所以在这种博弈中,尊重隐士是基本的条件;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玄论道几乎是隐士阶层的一种基本技能,他们和主流思想是合拍的,亦为社会民众所认可;另外,在统治阶层内部,有众多的官员也都是隐士出身,自然也会有一种情感的因素在里边。所以他们也会有比较好的社会待遇,“栖逸门”就有一则故事说,晋司空郗超每次听说有人想崇尚高远而隐居时,就为他们备办百万钱财,并建造住宅。戴逵就享受了这样的待遇,给人写信说就像住进了官衙里一样。
隐士文化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至少为一部分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方向,工作与生活不如意了,就可以归隐,清静无为去了。即使是不去归隐,但“栖逸”的精神理念亦尽可以调适社会的心态和士人的心理,特别是为知识分子描绘了一个思想的桃花源,精神的栖息地,而使社会谐和着发展。魏晋以后,隐士文化代有传承,繁花绽放,不尽一一,仍然发散着奇光异彩。

不过,正如鲁迅所说,“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中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所以我们倘要看隐君子风,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归隐的志士,未尝不为默默的大众,因而,究其实际,我们确乎是应该从隐士个体的形象中跳将出来,而去体认隐士文化的内核,志在远山,却不无家国情怀,努力着做好自己的事情,成为默默大众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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