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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转:六朝史话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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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8 20:23:23 | 显示全部楼层
直是怕他——《世说新语》品读之28 (2015-06-03 14:00:40)转载▼
标签: 《世说新语》 品读 桓玄 王桢之         分类: 新雨堂
    同僚们在一起玩,大多时候是不好玩的,一颦一笑之间,也许就会结下梁子了,尤其是上、下级相处,要处好,实在也是一门高难度的艺术,所以古来就有伴君如伴虎一说,要举出一半个例子来,倒是很容易的事。话说《南齐书》中说,齐高帝萧道成喜好书法,即使当了皇帝,还是笃好不已,有天就问当朝书法名家王僧虔说,咱俩谁的书法第一?王僧虔就回答说,我的第一。一众人等看着皇上脸色变了,只见王僧虔又缓缓地说,陛下的也是第一。大家都很奇怪,高帝就问他怎么解释,他说:“臣书臣书中第一,陛下书帝书中第一。”这样的回答自然是让领导舒服极了,这亦成为书法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
    王僧虔呢,是王羲之的族孙,他的祖父就是写下了著名的《伯远帖》的王珣,可谓是家学渊源,他的隶楷书是相当厉害的。他经历了宋、齐两朝,服侍过三位皇帝,所以很会处理君臣关系,性格上也是幽默机智,善于应变。上边的那个故事,要是发生得稍微早一些,也极有可能就被刘义庆编进《世说新语》了。刘义庆编完《世说新语》的时候,王僧虔也不过十多岁,他自然是没有这样的机缘了。不过《世说新语》中,山东琅琊王氏一门“僧”字辈的人物,倒是还真出现了几个。
    类似王僧虔式的厅堂对答,在翻阅《世说新语》的时候,亦看到一例,在“品藻门”,也是有关山东琅琊王氏子弟的。是说桓玄做了太傅,大会宾客,大臣们到齐之后刚刚坐定,桓玄就问王羲之的孙子王桢之说,“我比你的七叔献之如何?”当时宾客都屏住了呼吸,这时王桢之才回答说,“亡叔是当代楷模,您是千载英豪。”满座的人都听了高兴。这实在亦能算作是一场精彩的厅堂对答,但一时场景,有时想想,还真要为对答者捏把汗的,他们在权力面前,一种走钢丝的心态真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在《世说新语》中,王桢之的故事仅记录了两条,且都是和他的长官桓玄在一起的场景,读读另一条,亦有助于我们对于上文的理解。是在“排调门”,说桓玄和道士道曜讲论《老子》,王桢之那时掌管文书,也在座。桓玄就说:“王主簿可以看着自己的名字思考道的真谛。”王桢之没有答话,只是大笑。这时桓玄就说:“王思道能做大家子弟笑。”应是有赞许之意。因为王桢之是黄门侍郎王徽之的儿子,小字思道,桓玄在和这位大家子弟逗了个乐子。
    《世说新语》中的“品藻”,有品评人物、鉴别流品的意思,通过审视人的才智、风格、气质、风度等,分辨其流品高下,是和汉末的清议之风以及察举选官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当时的一种时尚,看似轻松,实际上某些场景多少就有些在钢丝上舞蹈的味道,也还是那句话,同僚们在一起玩,大多时候是不好玩的,因而明代文学家凌濛初在读《世说新语》“品藻门”中王桢之的故事时,就只写了四个字的评论:“直是怕他。”也算解人。


我不生气——《世说新语》品读之29 (2015-06-04 12:30:15)转载▼
标签: 《世说新语》 品读 王衍 雅量         分类: 新雨堂
    上学时偶尔会到伯父的办公室玩,他是一家国营厂子的厂长,上千人的单位。有一天他到车间去了,我随便翻开了他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小笔记本,首页就看见抄着的一首《不气歌》,很好奇,觉得他那么厉害,还会有人气他。而后年岁渐长,就理解他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怎能没有气生?但要天天生气,岂不要当下气死。闲时看看《不气歌》,警示自己,敢情也好。今年春上到同州天下义仓旧址参观,和《不气歌》又不期而遇,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清末户部尚书阎敬铭,诗歌的全文是:“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请来医生将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气之危害太可惧,诚恐因气命要去;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是在他的简介中。通读一过,对这位天下义仓的创建者就更是加深了印象。
    《世说新语》“雅量门”中记录了西晋重臣王衍的两则故事,都和不生气相关,读来实令人解颐。其一说,王衍有回给族人嘱托了一件事,好长时间也没见回复,有次在宴席上遇到了,就借机问道:“日前嘱托您的事情,怎么没办?”族人大发雷霆,顺手就举起樏,亦即食盒摔在他的脸上。他没说一句话,洗完手脸,就拉着丞相王导的胳膊,和他同乘一辆牛车离去。在车上,他照着镜子,对丞相说:“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看来是真的不生气,有雅量了。
    “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翻译过来是,“你看我的眼光,竟在牛背之上。”但这样一句话,放在上文的语境中,还是颇费理解。我曾经看到过不同的考索,如说,樏,这种带有格子的食盒,摔在脸上,留下印迹,正像牛背角形一样,所以这么说;如说,这是一句自我解嘲的话,是缓解尴尬气氛的一种调侃。近人朱铸禹则说:“人怒则眼光沉滞,今眼光出牛背上,示‘风神英俊’如常,视方才之事蔑如,不足介意也。”牛背为着鞭之处,眼光出于牛背,意指不计较挨打受辱之类的小事。大致较为妥帖。魏晋已远,语言文字多所衍变,因而蒋凡在《<世说新语>研究》书前就说,读解《世说》有四难,首先就说有许多地方文字颇难理解,亦为客观情况。
    话题再回到不生气。上边的故事,王衍是有求于人,不料却无端受辱,但以自己的身份,亦无须争吵、打闹,至于是否生气,则是个人修养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另一则故事则说,王衍和裴邈志趣不同,裴邈讨厌他但又想启用他,注意一直改变不过来。于是故意到王衍那里破口大骂,想让王衍和自己对骂,以此同受社会指责。可是王衍并不动怒,慢腾腾地对他说:“白眼儿终于发作了!”想来魏晋之时,官员们在一起也是特好玩的,然而王衍呢,还真是有雅量,以冷幽默的姿态,做到了不生气。

    王衍在西晋,人长得俊雅标致,且又才华横溢,常常把自己比作子贡,标榜有济世之才,再加上自己崇尚老庄,精通玄理,官也做得顺畅,历任尚书令、司空、司徒等职,当时的仕宦人士都还是很仰慕他的,都视他为士族的领袖人物。按说这样畅意的人生,我不生气,实能颐享天年了,只可惜生不逢时,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还是早早地死去了。那是东海王司马越讨伐后赵的建立者石勒时,司马越死于军中,于是众推王衍为首领,战败,被石勒活捉,而后连同西晋的旧臣,都被活埋了,死时年仅五十六岁。不过现在我们翻看他的逸事,看他的不生气,看他做人的雅量,以及处世态度,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势利的兄弟们——《世说新语》品读之30 (2015-06-05 14:10:11)转载▼
标签: 《世说新语》 品读 王献之 郗超         分类: 新雨堂
    势利的事情名人也做,《世说新语》“简傲门”中就说到王献之兄弟几个,很势利。原来他们去见舅父郗愔,都是着履而恭谨,注重礼仪。等到郗愔的儿子郗超死了之后,去见舅父时就都穿着高齿木屐,神态傲慢。让他们坐,也都说很忙没有功夫。他们走了之后,郗愔就感慨道:“假使郗超不死,鼠辈哪敢这样!”
    这种情况似乎在他们兄弟几个身上表现得很严重,就连他们的母亲郗璿也看不下去。有回她就对他的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人见了谢安、谢万来了,倾筐倒庋尽其所有,就热情地不行;见你们来了,平平淡淡地,你们以后可以不必再去了。这则故事在《世说新语》“贤媛门”中有记。对王献之来说,舅舅郗昙还应是他的岳父,是亲上加亲,但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可见魏晋时期门阀之间的偏见是多么严重了。
    有必要说说郗超这个人。他是郗愔的儿子,祖父郗鉴曾居东晋朝廷太尉的高位,这个家族和王、谢、桓、庾等家族一样,都是世家大户,家底很好。郗超呢,交游广泛,才具亦不同一般,还善于清谈,永和年间,会稽王司马昱就很欣赏他,让他做了幕僚。没几年,桓温做了征西大将军,他就又跟随桓温鞍前马后地跑,官位也是一路地畅顺上升,历任大司马参军、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司徒左长史等。桓温北伐拥兵自重之后,他还和主人密谋过皇帝的废立问题。史书上说他担任中书侍郎时,坐镇朝廷,官员都害怕他。谢安和王坦之曾一同拜访他,等到晚上也没有见上人,就一直等了下去。可见当时,郗超的权势有多么厉害。郗愔感慨王献之兄弟对郗家傲慢时,就自然想到自己的儿子郗超了。郗超在桓温死后没有几年也病逝了,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他的父亲郗愔还活着。
    其实郗超在世时对王献之也还是蛮欣赏的。有一年晋护军长史范启给郗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王献之“通体没有丰腴的地方,去了皮也没有什么润泽的东西。”郗超回答他,就讥讽道:“全身没有丰润之处,与全身没有真东西相比怎么样?”故事出自《世说新语》“排调门”。可见他们表兄弟相互欣赏,相处也还应该是不错的。但王献之兄弟在郗超死后,对于舅家势利的表现,还是让人有些蔑视的。

    王献之兄弟七人,他最小,也是最出名的一个,和父亲王羲之在书法史上有“二王”之称。他们兄弟七个,在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列传》中,说“知名者五人”,除早卒的玄之而外,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其事都有所记述。不过据说,《晋书》中人物纪事,大致有四百余条左右都取自《世说新语》,也就是说,该书几乎三分之一的内容也都被《晋书》吸收了,历史就这样被传承着,不知势利的人性,亦可堪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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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8 20:24:14 | 显示全部楼层
瓦缸摔碎之后——《世说新语》品读之31 (2015-06-08 12:38:35)转载▼
标签: 顾雍 谢安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一个人的“雅量”是很看重的,因而《世说新语》中,就专门有了“雅量”这样一个品目,收在其中的故事共四十二则。所谓“雅量”,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高尚的量度,引申一下就是人所能容纳或禁受的限度,看他胸怀有多宽,气度有多大。之所以人们很看重,原因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的人,有无雅量就会决定其社会声誉、官阶升降;权力阶层,就能决定其政治力量的消长和权力的巩固与否。
    有些故事则是读起来触目惊心的。如第一则故事,是说豫章太守顾绍在任上去世了,这时他老爸顾雍正在兴致勃勃地和僚属们下棋,仆人说信使到了,可其中却没有儿子的书信。顾绍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但神态不变,他以手指甲掐着手掌,鲜血流出沾染了坐垫。待宾客散后,才叹息道:“我虽无延陵季子那样旷达知命的修养,也不会招致像子夏丧明毁形的指责!”于是散哀豁怀,面容安然自若。季子即春秋时吴国季札,他的长子死了,他认为是命中注定的,因而很旷达安命;子夏则是孔子的学生,他的儿子死了,他悲伤得哭瞎了眼睛,曾子看他时就指责他身体受之父母,毁伤则是不孝。因而顾雍引用这两则典故来解说自己此时的心情。
    上面的故事很有悲剧色彩,在《世说新语》“雅量门”中的另一则故事则与它类似,但却说的是谢安在捷报传来仍能做到神态不变、泰然自若,很有雅量的姿态。是说淝水之战时期,总指挥谢安和人下棋,一会儿,在前线作战的侄子谢玄的信使到了,谢安看完信,没有说话,眼光慢慢指向棋局。客人问战事如何,回答说:“小孩子们大败贼兵。”神色举止和平常没有区别。不过这则故事,人们多以为谢安是在矫情,就连《晋书》中也说他此时心里高兴得不成样子,过门槛时屐齿也都折断了,“其矫情镇物如此。”可见在魏晋,人们对于“雅量”看得是多么的重,即使是装,也要装出个样子来。
    这让我想起今年高考的全国卷语文作文题来,它给出了一份材料,让看题作文。材料是:有人扛着瓦缸沿街叫卖,不小心没有抓紧,瓦缸往后掉落,只听得“叭”的一声,摔成碎片。但卖缸人头也不回往前走,路人跑过来问他:“为何摔破了缸,却看都不看一眼?”卖缸人说:“再看多少眼也不会变成完整的缸,不看也罢。”与其说卖缸的人有“雅量”,不如说他早已看到了事情发展的结果。
    事情的结果明朗之后,人在对问题的认识上会有种种的表现,亦会产生种种的举止态度。魏晋时期的仕宦阶层,他们颇好老庄,推崇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再加上人物品藻清议之风盛行,大多时候会和人物的宦海沉浮相联系,不管是真的有雅量,还是装出来的有雅量,都是仕宦阶层所喜好的。在《世说新语》“雅量门”中,西晋的故事就有九则,东晋的故事则在三十则左右。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风度,也对后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理归理,情归情,人性的自然的流露,像顾雍指甲掐手鲜血沾染了坐垫,谢安因为高兴竟跑断了屐齿,在我们都应该是理解的。伪装起来的雅量与风度,在人性面前,就应该退居其次了。


咄咄怪事——《世说新语》品读之32 (2015-06-10 18:16:33)转载▼
标签: 世说 品读 殷浩 桓温 文化         分类: 新雨堂
    晋穆帝永和九年,亦即公元三五三年,也就是书圣王羲之在春天召集谢安、孙绰等人兰亭集会,写下著名的《兰亭集序》的这一年,中军将军殷浩北伐失利,冬天里在河南许昌、洛阳一带,七万大军大举全败,噩耗随即传至国都建康。殷浩的失败,遭到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强烈指责,他即上疏请求朝廷流放殷浩到荒芜之地。次年正月,迫不得已,朝廷只好把殷浩削为平民,流放到东阳郡的信安县,大致也就是今天浙江衢县一带。殷浩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殷浩北伐出征是在永和八年,据说出发前他从马上掉落下来,就有些不祥之兆,但这样一次建功立业的机遇,他已是争取了好几年。和他同样争取机会要领兵北伐的是桓温,不过此时,桓温因为平定了在四川立国的成汉政权,拥兵自大,已让朝廷不放心起来,当时辅政的司马昱等人,不只平时刻意地培养殷浩与桓温作对,这样的机会自然还是为殷浩留着。晋穆帝一岁即位,永和八年也就十来岁的样子,朝政当然是司马昱等人说了算。在此时期,殷浩和桓温两股势力矛盾激化,王羲之、荀羡等人还都写信调和过,劝他们以江山社稷为重,但殷浩是置之不理的。殷浩的北伐失败,使政局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而在桓温的压力下,朝廷对殷浩的处置则是必然的,而后还有了桓温的三次北伐,并一度独裁朝政。
    殷浩虽然不做官了,但却无意中在文学上有了一个特殊的贡献,亦即创造了“咄咄怪事”这个成语。在《世说新语》“黜免门”中,有一则故事说殷浩在信安,整天总是对空书写文字。他曾经做过扬州刺史,这时扬州的故旧来看他,暗暗观察,才发现他原来只是写“咄咄怪事”四个字。此后“咄咄怪事”被用为成语,就指令人惊异的怪事。
    这四个字,“怪事”好解,“咄咄”二字理解起来就比较费力了。“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咄”为“相谓”,就是打招呼的意思。“咄咄”,是感叹声、惊怪声,在魏晋时期应是一个常用的语词。《世说新语》“排调门”中,殷浩还有一句话使用了“咄咄逼人”这个词语,亦能佐证它较为常用。比刘义庆编此书时尚早,王羲之的老师卫铄,在《与释某书》中说“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 再早一点的西晋文学家陆机,有一首《东宫》诗里写到:“冉冉逝将老,咄咄奈老何!”也都使用过,大致都是表示感叹的声调。至于此后,这个词语的使用,就实在是发扬广大了。

    殷浩遭贬流放,其志不伸,指空写字,似乎在埋怨朝廷对他的处置是“咄咄怪事”,完全是一副神经的样子,寻求解脱;《世说新语》“文学门”中又说,他自徙居信安以后,才开始看佛经,还在佛经中下了二百个书签做标记,准备和支道林辩论,并试图把玄学理论与佛经结合起来,以佛经要义以寻求对于人生烦恼的解脱,然而这些举动都没有使他从悲伤中解脱出来,两年多的时间,这位“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式的人物,终于死去了,才活到五十三岁。看起来亦应是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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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8 20:26:51 | 显示全部楼层
咄咄怪事——《世说新语》品读之32 (2015-06-10 18:16:33)转载▼
标签: 世说 品读 殷浩 桓温 文化         分类: 新雨堂
    晋穆帝永和九年,亦即公元三五三年,也就是书圣王羲之在春天召集谢安、孙绰等人兰亭集会,写下著名的《兰亭集序》的这一年,中军将军殷浩北伐失利,冬天里在河南许昌、洛阳一带,七万大军大举全败,噩耗随即传至国都建康。殷浩的失败,遭到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强烈指责,他即上疏请求朝廷流放殷浩到荒芜之地。次年正月,迫不得已,朝廷只好把殷浩削为平民,流放到东阳郡的信安县,大致也就是今天浙江衢县一带。殷浩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殷浩北伐出征是在永和八年,据说出发前他从马上掉落下来,就有些不祥之兆,但这样一次建功立业的机遇,他已是争取了好几年。和他同样争取机会要领兵北伐的是桓温,不过此时,桓温因为平定了在四川立国的成汉政权,拥兵自大,已让朝廷不放心起来,当时辅政的司马昱等人,不只平时刻意地培养殷浩与桓温作对,这样的机会自然还是为殷浩留着。晋穆帝一岁即位,永和八年也就十来岁的样子,朝政当然是司马昱等人说了算。在此时期,殷浩和桓温两股势力矛盾激化,王羲之、荀羡等人还都写信调和过,劝他们以江山社稷为重,但殷浩是置之不理的。殷浩的北伐失败,使政局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而在桓温的压力下,朝廷对殷浩的处置则是必然的,而后还有了桓温的三次北伐,并一度独裁朝政。
    殷浩虽然不做官了,但却无意中在文学上有了一个特殊的贡献,亦即创造了“咄咄怪事”这个成语。在《世说新语》“黜免门”中,有一则故事说殷浩在信安,整天总是对空书写文字。他曾经做过扬州刺史,这时扬州的故旧来看他,暗暗观察,才发现他原来只是写“咄咄怪事”四个字。此后“咄咄怪事”被用为成语,就指令人惊异的怪事。
    这四个字,“怪事”好解,“咄咄”二字理解起来就比较费力了。“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咄”为“相谓”,就是打招呼的意思。“咄咄”,是感叹声、惊怪声,在魏晋时期应是一个常用的语词。《世说新语》“排调门”中,殷浩还有一句话使用了“咄咄逼人”这个词语,亦能佐证它较为常用。比刘义庆编此书时尚早,王羲之的老师卫铄,在《与释某书》中说“卫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 再早一点的西晋文学家陆机,有一首《东宫》诗里写到:“冉冉逝将老,咄咄奈老何!”也都使用过,大致都是表示感叹的声调。至于此后,这个词语的使用,就实在是发扬广大了。
    殷浩遭贬流放,其志不伸,指空写字,似乎在埋怨朝廷对他的处置是“咄咄怪事”,完全是一副神经的样子,寻求解脱;《世说新语》“文学门”中又说,他自徙居信安以后,才开始看佛经,还在佛经中下了二百个书签做标记,准备和支道林辩论,并试图把玄学理论与佛经结合起来,以佛经要义以寻求对于人生烦恼的解脱,然而这些举动都没有使他从悲伤中解脱出来,两年多的时间,这位“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式的人物,终于死去了,才活到五十三岁。看起来亦应是咄咄怪事。


丹田守不住——《世说新语》品读之33 (2015-06-12 18:09:30)转载▼
标签: 范宣 韩伯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就其编目来说,它把儒家“孔门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列于卷首,可以说,这对全书的人物审视活动就有了一个基本定位。德行是指人的道德品行,以德为先,德行的好坏一直也是品评人才优劣的最主要标准,所以德行门也就放在了第一。德行门中的故事,也多以仁信礼智、忠孝节义的规范行为表现了出来。
    不过,个别故事也有能让人读之喷饭的地方。如有一则故事说,范宣八岁时有一次在后园挖菜,不小心碰伤手指,就大哭起来。人问他是不是很疼?他说,不是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了就是不孝,所以才哭。范宣廉洁俭朴,豫章太守韩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接受;减至五十匹,仍不接受,就这样依次减半,减到一匹了,最后还是不接受。
    读到这里,就觉得好玩。八岁的小孩子,《孝经》就学得那么好,行孝道的观念竟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似乎稍微有些夸张;再说收礼这件事,两个人讨价还价,拉拉扯扯也得好几十次吧,很是滑稽。那就说说范宣这个人,书中刘孝标的注解里有大致的介绍,结合《晋书》所记,知道他是河南陈留人,小时候就性格内向,见人就躲起来,但学习很刻苦,博通典籍,尤其对《三礼》之学很为用功。在晋成帝咸和年间,曾做过太尉郗鉴的主簿,后来朝廷征召他为太学博士、散骑侍郎,他都不去。他的兴趣在教书育人,讲授儒学,好些名士都慕名来求教。有机会办了乡校,弟子多时就有数百人。他对儒学的传播以及后来礼仪,尤其是丧仪的礼制,有很深远的影响。这样一位夫子式的人物,很是安贫乐道,洁守自爱。据说太守殷羡见他所住茅屋破败,就想给他修一修,被他拒绝了;荒年疾病流行,送给他东西,也被他拒绝了,实在是很爱惜自己的羽毛。这样再去理解德行门中的故事,就比较容易了。
    按说《世说新语》中的这则故事,写到这里,一个廉洁自爱的人物形象就很是丰满了,虽然有些夸张和滑稽的成分。但故事却没有完,接着写到:“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翻译过来就是,经过上一次拉拉扯扯、讨价还价之后,有一回二人同乘一辆车,在车里韩伯就撕了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能够让妻子没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接受了。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别致的结局,足以让人能产生种种的想象和理解,但客观的表现是,这样一个硬气的老夫子,却终于是,丹田守不住,还是缴械投降了。刘辰翁后来读它,评论到:“情真语快。”李贽说:“韩,趣人也。”我读它,不禁莞尔,但心里却是苦楚的。


人己之心相度——《世说新语》品读之34 (2015-06-15 14:07:17)转载▼
标签: 庾亮 阮裕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其中“奇”与“惑”的表现,有时都是让人感到颇为费解的,亦不能以寻常的思维与规律去审度,真是“亦资一笑”或可冰解了。德行门中有关仁爱、反省方面的故事,读来就觉得有这样的特征,然而在“亦资一笑”的轻松中,亦能让人有锥心般的思想感悟和启发。
    说两个比较相近的故事。一则说庾亮的骑乘中有一匹的卢马,有人建议他把这匹凶马卖出去。庾亮却说,卖它肯定有人会买,那它又会伤害主人。难道能够把危害自己安全的东西转移给别人吗?从前孙叔敖杀死了长着两个头的蛇,并把它埋了起来,是为了不让后面走来的人看见,因为传说谁看见了两头蛇谁就会死。我效仿他,不也是通达事理吗?
    另一则故事则说,阮裕在剡县时有一辆好车,谁借都会给的。有一个人安葬母亲,心里想借却又不敢说出来。阮裕后来听说了,叹息道,我有车,却使人不敢来借,还要车做什么?于是就把车烧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阮裕焚车的故事。阮裕其人,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族弟,亦很有名士之风,当时人说他,骨气不及逸少,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诸人之美。他官也做得好,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都曾做过,整天在皇帝身边当差,但他却是兴趣不大,每有遁隐之志,连王羲之也赞佩不已。在剡县的日子,就是归隐不仕躲起来的。还有人考证说,他有收藏车子的爱好,烧掉的那一辆,是东汉时期传下来的,材质很好,很多名人都曾坐过,包括貂蝉的后爹王司徒在内。阮裕把它装修得亦是极其华丽。
    这两则故事,出发点都是在首先考虑别人,从别人的利害处来修正自己的作为,丝毫没有因为利己的思想而左右自己的行为,人己之心相度,因而就真正体现了儒家仁爱的道德精神。第一则故事中虽然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孙叔敖却并没有因为自己遭遇了横祸,就不管不顾,而任由它祸害后来的人,并感召了后人庾亮向他学习,不转嫁灾难于人,编者其实是在以这则故事蕴含的哲理来完成中华民族美好道德品质的深情传递。第二则故事,除了表现出阮裕的仁爱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反省的意识存在其中,虽然这则故事的结局似乎是有些因噎废食的思想倾向,但更强调了主人公的人格美。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中具体地谈到这则故事,他解读说:“这是何等严肃的责己精神!然而不是由于畏人言,畏于礼法的责备,而是由于对自己人格美的重视和伟大同情心的流露。”通过严格的责己精神使自己的人格美实现了崇高的升华。
    时过境迁,我们会发现,尽管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道德及美的判断标准或大或小地会存在一些调整和变化,但人类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会以顽强的生命力进行着深情的传递,形式上也许会有“奇”与“惑”的表现,但它的主旨精神却是永恒的。阅读这两则故事,不难看出,在今天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庾亮和阮裕的人格美,仍然有着火炬般的光亮,照亮着人们前行。


雅人深致——《世说新语》品读之35 (2015-06-17 16:41:56)转载▼
标签: 谢安 谢玄 《世说新语》 品读 谢道韫         分类: 新雨堂
    “雅人深致”这个成语的始作俑者是谢安,故事出在《世说新语》文学门中,说谢安趁子侄们聚集的机会,就问说《毛诗》中哪句最好?侄子谢遏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则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我觉得此句最有风雅之人深远的意趣。”
    因为《诗经》相传为秦汉间人毛亨、毛苌所传,所以那时的人们称它为《毛诗》则是惯见的称谓。谢遏所引诗句出自《诗经·小雅·采薇》篇,是一首戍边战士的歌谣,意思是说当初出征的时候还是杨柳依依,而今回来却是大雪纷飞。谢安所引诗句则出自《诗经·大雅·抑》篇,大意是用大的谋划来确定政令,以远大计谋来确定诏诰。看来同样是一部《诗经》,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他的审美意趣所归也是有分别的,正如西人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了。谢遏的审美视觉,是偏重于诗句的艺术性的,对于它的意境美的表现有着情趣上的认可,而谢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则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对诗句评定,功利性的审美判断就明显一些,所以观点就有所不同。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开篇即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审美意识的觉醒,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会心于自然,深情于艺术,种种自我而又不乏美感的表现,实在是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世说新语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再去品读这则故事,就会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正如巴尔扎克在《幻灭》中说的那样:“真正懂诗的人会把作者诗句中只透露一星半点的东西拿到自己心中去发展。”谢安与谢遏的文学审美活动,其实正是延续了《诗经》的文学创作过程,作为文艺鉴赏行为,亦是言出心声,各述其志了。
    不过在《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传》中,关于“雅人深致”这个成语,还有一则极为相似的故事,是说谢安的侄女,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聪慧能辩,有回谢安就问她,《毛诗》中哪句最好?她回答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为赞赏,称她有雅人深致。谢道韫所引诗句,出自《诗经·大雅·烝民》篇,是篇末的几句。《烝民》全诗赞美了周王的贤臣仲山甫德才兼备、忠于职守,周王命令他前去督修齐城,诗歌的最后便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贤臣尹吉甫作歌相赠,乐声和美如同清风;仲山甫临行长思,歌声宽慰着他的建功之心。

    这两则故事,都是在谢安的主导下完成的,谢遏与谢道韫,作为谢安的侄辈,他们在对《诗经》篇目的理解中,前者倒似乎有些风花雪月,而后者一介女流,却是有着男子气概和博大胸怀了,且与谢安的志趣相类,因而赢得了谢安的赞赏,这实在也是特殊人物特殊性格的表现,不同于流俗了。就“雅人深致”的本意来说,是指高雅的人意兴深远,而到后来,也形容人的言谈举止高尚文雅,不同流俗,返回去看,也应该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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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8 20:2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清谈误国何所自——《世说新语》品读之36 (2015-07-21 18:55:00)转载▼
标签: 王衍 谢安 王羲之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西晋末期,八王之乱,诸侯蜂起,天下就真的是乱得不成样子了。东海王司马越这时是朝廷中的权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就说的是司马越与王衍二人。在晋怀帝永嘉四年,即公元三一〇年,他带兵讨伐茍晞,就让王衍以太尉的身份作他的军师,次年三月,司马越死了,大家于是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此时没有担当,巨辞不任,就护送司马越的棺椁还葬东海国。次月,晋军又被后赵石勒击破,王衍自然也就成为俘虏了。
    王衍这个人,是西晋时期有名的清谈家,喜好老庄学说,而且位及三公,这时他的本来面目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先是应石勒之邀陈说西晋旧事,分析败亡原因,并推卸责任,说罪不在己,乞免一死,而后又劝说石勒称帝云云,总之是应了他创造的那个成语,信口雌黄,连石勒也觉得他面目可憎,就问党羽孙苌说:“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于是半夜里派士兵推倒墙,把他压死了。政治上的不可靠,成为石勒杀死他的根本原因。据《晋阳秋》所载,王衍在死之前,曾经对人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说:“吾等若不祖尚虚浮,不至于此。”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效法崇尚虚而不实的风气,也不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王衍所谓的“祖尚虚浮”,是指他的玄理清谈而说的,是承认自己因为清谈而身死国灭了。这即为“清谈误国”一词的滥觞,后来清代顾炎武又把它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其实在当时,王衍的自白,就已成为了一部分清谈亡国论者的口实。《世说新语》“轻诋门”中的一则故事说,桓温北伐进兵洛阳,经过淮河、泗水,和众僚属登上大船的船楼,眺望中原,感慨地说道:“终于使中原沦陷,长久变成荒丘废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这个责任!”
    王羲之似乎亦有这样的观点。在《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一则故事说他和谢安一起登上了冶城,谢安悠然遐想,大有超脱世俗之志。王就对谢说:“夏禹勤勉国事,到处奔忙手足都长满了老茧;周文王早晚勤政,无暇吃饭,总是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处在危难之中,每个人都应为国效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会废弛政务,华而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恐怕这在当前是不适宜的。”
    但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相互对立的回答。“轻诋门”中待桓温说完,站在一旁的大司马记室参军袁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国运本来就有废立兴衰,哪里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桓温满脸不高兴,借用荆州牧刘景升宰杀一头牛的故事来比况袁虎,在座的人都感到惊骇,袁虎也吓得变了脸色。而“言语门”中谢安对王羲之的回答就艺术性强一些,他说:“秦国任用商鞅,仅仅两代国家就灭亡了,难道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玄理清谈,在魏晋是一种风尚,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亦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鲜明的社会特征。它承继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尤其是深受了东汉末期征辟察举人才制度的巷闾清议的影响,不过清议重在人物道德的品评,而清谈则有了学术交流和思想争鸣的性质。清谈的内容则老庄、儒学、佛学、文学、艺术等无所不包,像而今文艺沙龙一样,名士风流,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几乎成为时尚,风行而成为一种士人的生活方式。
    显然,就清谈本身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理论贡献,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虽然当时反对清谈误国论的人,如袁虎和谢安,在认识层面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但后来的实践还是证明,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清谈误国,以至于后来由它衍生而出的空谈误国,就其本质来说,还是在批判一种坐而论道,不务实事,不以国计为重的浮夸作风的,正如王羲之所担心的那样,“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其中包含了一个度的把握和界的分野问题,从而提倡一种真干实干加苦干的精神,即所谓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了。


我自为之,干卿底事——《世说新语》品读之37 (2015-07-23 19:08:56)转载▼
标签: 王敦 王澄 王衍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读《世说新语》,如果把一个人物分散在不同门类中的故事集中起来阅读,这个人物的形象就鲜活多了,篇数愈多,人物立体化的形象愈明显。相关王澄的故事,总共有十八篇之多,有些故事就一句话,有些故事就长一些,但阅读一过,头脑中的影像俨然和放电影一样,思追千古,品起来就很有味道。
    最有意思,也最有名的一篇,是在“简傲门”中,这则故事说,王澄要出任荆州刺史了,他哥哥,太尉王衍以及当世名流去送行,人多,挤满了道路。庭院里有棵大树,树上有喜鹊窝,这时王澄却脱掉衣服,丢去头巾,径直爬上树去取小喜鹊,贴身的内衣挂碍树枝,就又脱掉了。掏到小喜鹊爬下树来玩弄,神色自若,旁若无人。
    魏晋时人,我们翻书,往往觉得奇葩太多,王澄这样一种做派,自然也应该是很奇葩的表现了。他何以在这样一种庄严的场合敢有如此荒诞的表现,大致有这样一些缘由,一是他出身名门望族。山东琅琊王氏,在以门阀制度家天下的魏晋时期,权势倾于一时,子弟们因门第优越就凌人傲物,也不会把谁当回事;二是根性如此,习惯了。“德行门”中的一则故事就说他与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纵任性为达,有的人甚至就可以赤身裸体,乐广也讥笑说,礼教中本自有使人快乐的地方,何必要这样呢?三是王衍对他很是欣赏。这位兄长平时就很高看这位兄弟的才华,品评人物、举荐做官,只要王澄认可的人,王衍就高度认可,不会产生任何不同的意见。而且王澄在出任荆州刺史这件事上,是王衍出于一己之私以及家族权重的一个政治布局,自然也不会怪罪王澄的荒诞行径了。四是这种以慢世任诞为清高的所谓魏晋风度,在当时仕宦阶层大为认可,甚至以标新立异为荣,简傲不敬的行为实在是司空见惯的。王澄具备了以上所有的条件。
    不过在当时,也有看不惯王澄这种做派的,这就是《世说新语》的又一个鲜明的特点,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声音,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时人的言行。“轻诋门”中的第一个故事中,王衍就问他的儿子王玄说,你叔王澄是个名士,你为什么不推重他?王玄回答说,哪里有名士整天胡言乱语的?“谗险门”中的第一个故事,也是说王澄的,就一句话:“王平子行甚散朗,内实劲侠。”是说他表里不一的。刘孝标作注,引录邓粲《晋纪》记载说:“刘琨尝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劲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无以答。后果为王敦所害。刘琨闻之,曰:‘自取死耳。’”
    清代官员、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在读这则故事时,写下了一段比较长的评论,他说:“案王澄一生,绝无可取。狂且恃贵,轻侻丧身。既无当世之才,亦绝片言之善。虚叨疆寄,致乱逃归。徒以王衍、王戎,纷纭标榜。一自私其同气,一自附于宗英。大言不惭,厚相封殖。观于此举,脱衣上树,裸体探雏,直是无赖妄人,风狂乞相。以为简傲,何啻寱言?晋代风流,概可知矣。舍方伯之威仪,作驱乌之儿戏,而委以重任,镇扼上流。夷甫之流,谋国如是。晋之不竞,亦可识矣。”是说晋代任用王衍这样的人来打理朝政,衰败则是必然的。

    王敦是王澄的族兄,官至大将军,权重倾朝,本来和王澄关系非常要好,后来简直容不下他。王澄在荆州刺史任上,搞得乌烟瘴气,上下离心,流民叛乱,官也做不下去了。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他应琅琊王司马睿之邀去做官,路过江西时,被王敦杀掉了,这即为上文邓粲《晋纪》所录王澄“后果为王敦所害”的本事。时在公元三一二年,他年仅四十四岁。


绝知此事要躬行——《世说新语》品读之38 (2015-08-05 14:08:15)转载▼
标签: 司马越 陆游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南宋诗人陆游晚年曾经写过一首很著名的诗,是写给他的小儿子子聿的,那一年子聿二十一岁,诗人已经是七十四岁了,诗题《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寄托了陆游深深的舔犊之情。这是一首哲理诗,尤其是后两句,如果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它与后来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观点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常常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经典的章句而常相引用。
    书本上得来的知识终究是不完善的,要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还是要到实践中去寻找。这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对儿子殷切的忠告。当然,他前面还提示说,古人做学问是不遗余力的,慢慢地积累,到了老年才会取得一些成就,是在说着一个成长的道理,和后面的“方法论”则是相辅相成的。这样相似的父子相传,而且是相传着同样一个道理的现象,在读《世说新语》的时候,也有幸遇到了一个,且比陆游父子的故事要早将近一千年。
    在“赏誉门”中,故事是这样说的,说西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镇守许昌的时候,用王安期做记室参军,很是赏识他,曾经告诫世子司马毗说:“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乘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司马越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书本学习的收益微浅,身体力行的成果深刻。熟习礼仪法度,不如亲眼瞻仰仪礼形式。诵读玩味先祖遗言,不如亲耳聆听贤士的言辞旨趣。王参军是人们的表率,你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和陆游的诗句两相比较起来,实在有十分相似的情致,他们都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直接经验的获取必须通过实践来完成,书本知识只是传递着间接经验;也同样倾注着父辈对于子辈的谆谆教诲之情。
    司马越镇守许昌的时候,那时他已终结了西晋末年诸侯纷争的八王之乱,把持了朝政,他对于世子司马毗的教诲似乎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意义,是不余遗力的。《世说新语》中记录的司马越的话,在刘孝标注中,则大致出自司马越写与“人伦之表”们的一封信,刘注引《赵吴郡行状》云:“后太傅越与穆及王承、阮瞻、邓攸书曰:‘《礼》,八岁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学,明可以渐先王之教也。然学之所受者浅,体之所安者深。是以闲习礼度,不如式瞻轨仪;讽味遗言,不如亲承辞旨。小儿毗既无令淑之资,未闻道德之风,欲屈诸君时以闲豫,周旋燕诲也。’”王承即王安期,与邓攸、赵穆等人,在司马越看来,都为一时人杰,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嫌麻烦,多多给他以教诲。司马越的举动,不可谓不呕心沥血。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论何时再读这些故事,就实在是能让人心生感动的。不过除却亲情而外,他们这两位,不管是陆游所谓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还是司马越所谓的“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乘音旨”,则都是扎扎实实的道理,我们后来的人,能读有所悟,行有所践,就也是很有收获的事情了。
读书人的本分——《世说新语》品读之39 (2015-08-07 20:48:33)转载▼
标签: 殷仲堪 《世说新语》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德行门”中记录了一则殷仲堪的故事,今天读来仍然会让人感慨系之的。故事说殷仲堪刚刚做了荆州刺史的时候,正赶上水涝灾害,庄稼欠收,他吃饭常常用的只是五碗盘,此外别无菜肴。饭粒掉在盘间席上,就马上捡起来吃掉。这样做,虽然是有意为他人做表率,但也是自然朴素的本性使然。他经常对晚辈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受命担任了一州之长,就认为会丢弃平素的志向,现在我坚守此志,是不会改变的。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怎么能登上高枝就舍弃根本呢?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殷仲堪是东晋末年的重要将领,要以历史坐标来定位,在辈分上,大致和王羲之的子侄辈们在一起玩。《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故事有二十二条之多,有些故事也很著名。就说他任职荆州刺史这件事,在“识鉴门”就有记录说,这应算是破格提拔。刺史王忱死了,朝中好多权贵都盯着这个岗位,殷仲堪这时,是黄门侍郎,整天在晋孝武帝司马曜身边行走,皇帝呢,也想用自己的心腹之人,于是就决定让殷仲堪出缺。而在外人眼里,殷仲堪虽居机要部门,但资历浅,名声小,朝廷怎么也不会让他任职这么重要的岗位。王珣也有这样的意向,就多次从他那里打探人选消息,殷仲堪却总是虚与委蛇,不交底与他。等诏书出来,王珣生气地对他身边的人说:“哪里有以黄门郎身份而接受如此重任的!仲堪这样被举用,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不过殷仲堪这人,还是有些清名的,房玄龄在《晋书》中说他“能清言,善属文”,也说他“素无戎略”、“多疑少决”,是典型的读书人性格。他的结局也不好,后来在朝臣内乱中,举兵为好朋友桓玄袭击,逼他自杀了。他的儿子殷简之把他的尸体运到京城,埋葬在丹徒,就居住在墓侧守孝。刘裕举起义旗讨伐桓玄,殷简之就带领家丁门客投入了义军,追杀桓玄。桓玄死了,殷简之生吃其肉而解恨。
    在文首引用的故事中,关键还在于殷仲堪最后说的那句话,“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不能因为环境或职位的改变,就把读书人的做人准则弄丢了,还是要守住底线。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士”。何谓“士”?在《论语·子路》篇中子贡曾经向孔子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既有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又有处事能力方面的标准。不过这个词语,历来衍变较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一般来说,士,就是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统称,是脱离了生产劳动的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官员,殷仲堪还是有着自我清醒的意识和人格操守定力。
    这极容易让人想到方志敏烈士写的《清贫》一文,“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如殷仲堪所谓的“贫者士之常”,都应该是同样的道理,但翻开史书,观照时下,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何尝不像是听人说着梦话,可见梦话是多么的珍贵。

    斯大林曾经对他新提拔的官员说,不要以为你们的职务提高了,你们的智慧就增加了。显而易见,随着职务和环境的改变,在历朝历代,官员们能够坚守平素的志向,守住读书人固有的甘于清贫的本分,不利令智昏、仰慕浮华,就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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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任性——《世说新语》品读之40 (2015-08-20 18:35:03)转载▼
标签: 石崇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太多的中国人自来就有斗富逞强的嗜好,常会有种种夸张的表演,但我们看《世说新语》,看西晋名臣石崇的表现,觉得和他相比,就都太小儿科了。《世说新语》“汰侈门”中的故事,是记录西晋时期君臣骄奢放纵的行为的,十二条故事,石崇就占了七条,而且一条比一条看起来精彩。
    石崇家里的厕所,摆着甲煎粉、沉香汁等化妆品,还有十几个婢女侍列,服饰华丽,打扮漂亮,为客人服务,凡是如厕者,都会让换上新衣服出来,所以许多客人害羞就不敢上厕所。他和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和泥上墙。晋武帝送王恺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王恺就拿去在石崇面前显摆,石崇看了看,随手便拿起铁如意砸去,砸得粉碎。而后让身边人抬出自己的收藏,珊瑚树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二尺高的就太多了。石崇宴请客人,常常让美人劝酒,客人如果没有喝干,就让内侍轮流去杀掉美人。看看都是怎样的做派。
    石崇何以能有这样的做派?他出身名门望族,父亲石苞是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家里底子本来就好,自己也混得不错,做过荆州刺史,后历官太仆、征虏将军等。史书记载,他在荆州刺史任上“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大量囤积财富。在皇后贾南风专权时期,他又阿附于外戚贾谧,完全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还有一个大的背景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贪财好利,骄奢淫逸,甚至卖官以自肥,于是上行下效,整个社会也形成了以汰侈相尚的时潮风气。
    不过如果简单地以为石崇就是一位有钱任性、骄奢逞强的封建官员,那还是有些偏差的,他还是西晋有名的文学家,尤善诗文。他是大富豪,在洛阳郊外建造了一座庞大的私家园林金谷园,依附于鲁国公贾谧,经常召集当时文坛泰斗级的人物宴饮雅集,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学政治团体“金谷二十四友”。这个团体的成员中,有“古今第一美男”的潘安,“闻鸡起舞”、“枕戈待旦”的刘琨,“洛阳纸贵”、“左思风力”的左思,“潘江陆海”、“东南之宝”的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陆云二兄弟等,几乎云集了太康文学的主要人物。元康六年,石崇在金谷园举行盛宴,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邀集苏绍、潘岳等三十位名士,昼夜游宴,琴瑟笙筑,以为文酒之会,并写下了著名的《金谷诗序》。五十年后,王羲之效仿金谷雅集,举办了兰亭集会,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当得知有人以《兰亭集序》比《金谷诗序》,又把自己和石崇相匹敌时,就流露出非常欣喜的神色,《世说新语》“企羡门”中记录了这件事。这两篇序文,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都有所录。
    所谓会水者常常会死于水,宋人司马光说,“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石崇的结局也确实说明了这个道理。太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诛杀贾后等人,贾谧亦被杀,石崇因是同党被免官。司马伦的党羽孙秀想夺取石崇的爱妾绿珠,遭到拒绝,就进言司马伦杀掉石崇。石崇在东市的囚车中突然醒悟,对旁边的人说:“这些奴才是图我的家产啊!”押送他的人回答道:“知道是家财害了你,为何不早点把它散发掉!”石崇无法回答。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不论老少共十五人都被杀害,石崇遇害时五十二岁。
    这位有钱任性的主儿就这样死去了。不过据《晋书》记载,石崇身上有一痣,称“巨富痣”,大致在右肩胛骨最下端靠近脊椎的位置,据说后来的人,如果身上长有这样一颗痣,都会以富得名的,不知有没有这么神奇


惺惺相惜——《世说新语》品读之41 (2015-08-26 14:45:44)转载▼
标签: 谢安 王珣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王珣和谢安相互仇视。王珣在会稽听说谢安死了,就赶到京都拜访王献之,说想去哭祭谢安。王献之本来躺着,听了他的话立时惊起,说,这正是我对你的希望啊!王珣于是前往祭拜,却被督帅刁约阻止,不允进前,说,大人平素在时,没有见过你这位客人。王珣也不与他搭话,径直向前吊丧,非常悲痛,出来时和谢安的小儿子连手也没有握。这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伤逝门”。
    王家和谢家,在东晋时期都是重要的门阀大户,都盘踞在京城的乌衣巷一带,乌衣巷是当时有名的富人区,这地方在三国吴时是驻军的营房。王、谢两家,关系本来走得就很近,王珣娶了谢安弟弟谢万的女儿,弟弟王珉则娶了谢安的女儿,原本是亲上加亲,但后来,却相互猜嫌,谢安做主,就让两人都离婚了,于是两个家族互相仇视,这就是有名的典故王谢交恶。当然,谢安还有一位侄女谢道韫,大才女,嫁给了王献之的哥哥王凝之,对夫君也很不满意,在谢安面前也经常发牢骚,但王凝之死后,她还是守寡而终了。有了这样一些背景,再回味前边的故事,就能读出一些味道来。
    王珣不计前嫌,在谢安死后,出于做人的磊落与情义,还是最后送别了谢安,这在王献之看来,这位小兄弟平素的人品表现,似乎应该这样做,也正是自己所期望的。同朝为官,出于敬仰也罢,出于情义也罢,这种惺惺相惜的情结,其实已经超出了一种常人的小我的局限,在胸怀与境界上,自是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去也就去了,祭拜别人也挡不住,走的时候也没有按照礼节与谢安的家人握手而别,就是这样一种洒脱的姿态。
    当然谢安对王珣,也是有所赞誉的。在《世说新语》“赏誉门”中,有一则故事说,晋孝武帝时期,谢安兼任中书监,王珣因公事有回应该和谢安一同上朝,但王珣来得晚了,座位狭窄,二人虽然有隔阂,不过太傅谢安还是收敛双膝腾出地方让他坐下。王珣呢,神情安闲舒畅,谢公倾目注视着他。回家后谢安对夫人说,刚才看见阿瓜(王珣小字)了,确实不易多得,尽管不相交往,真是让人不能割舍。这也应该看作是一种人格与精神上的相互欣赏了,同样也超出了一种常人的小我的局限,在胸怀与境界上,同样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亦为同为解人之间的一种惺惺相惜。
    王献之曾经对谢安说,您确实惬意洒脱。谢安回答说,我并不洒脱,您称道我说我最得意,我只不过风神和谐舒畅罢了。(《世说新语·赏誉门》)心地光明磊落,了无挂碍,才能做到风神和谐舒畅。谢安的话,何尝不是对自己做人处世原则的一番表白,用它再去考量王珣的做派,实在也有相同的地方。所谓为大事者须有大格局、大境界,生活的细节之中,就有气质的表现,显然王、谢二人都是相互关注的。

    王珣是著名法帖《伯远帖》的作者,这个帖子,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王献之的《中秋帖》,被乾隆皇帝称为“三希墨宝”一直放在三希堂中时相把玩,成为一代绝世之宝。不过据说,羲、献父子的法帖,是为后世书家摹本,而《伯远帖》,才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现存放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董其昌观《伯远帖》,谓“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我们读着他的一些小故事,也是能有“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感觉的。


尿不在一个壶里——《世说新语》品读之42 (2015-08-28 13:42:21)转载▼
标签: 和峤 荀勖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方正”一词,是指人的行为、品性正直无邪。在《世说新语》中,编撰者专门列出“方正”一门,收入六十六篇故事,大部分是记录官员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言行的,应该算是一部清官的群星会。有些读起来就十分有意思,如第十四则就说,在晋武帝时期,荀勖是中书监,和峤是中书令,按照旧例,中书监和中书令是乘坐同一部车的。然而和峤性情正直,常常嫉恨荀勖的奉承、谄媚。官车来了,和峤就上车坐在正中间,面向前,不给荀勖留位置,荀勖只好另找车才能离开。从此以后,中书监和中书令就由朝廷分别派车。
    先得说说中书监和中书令这两个官职。还是在曹操做魏王时,朝廷设置秘书令一职来处理尚书章奏等事务,到了曹丕当政,他就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并特置中书监,权重排在中书令之前,共同处理原来秘书令承担的事务,总之是帮助皇帝在宫廷处理政务的,甚至有左丞、右丞分别兼任的情况。“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办、国办,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但这两个重要的岗位,对应上两个具体的人,和峤和荀勖,一位性情刚直,一位善事谄谀,意见不一致,相互看不上,所以就有了故事。
    官员们这样的故事,即使在千余年后,各级层面,也都是比较常见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还是基层部门的一位小秘书,经常有陪伴领导开会外出等机会,就能常常一睹风采,见识宦海搏杀的风云气象。那时小轿车还是紧俏商品,一辆普桑,十七、八万,折算以当时的房价,大致就相当于三、四套百平的房子。小单位,就一辆车,两位一把手,经常坐在车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狭小空间战云翻滚,不亦乐乎。为了乘车,闹尽了笑话,实在坐不在一起,后来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辛苦司机,先接一个,后接另一个,天天接送。当然再后来,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允许了,单位就给一人配备了一辆,似乎看起来就相安无事了,完全像是回到了西晋时代,重复着和峤与荀勖的旧事,虽然级别没有人家高。
    这种情况,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尿不在一个壶里。古时人们,深夜晤谈,因为神交心会,往往佳兴缠绵,相忘于永昼,就在一个夜壶里撒尿,所以后来的人,把能谈得来,意见能够一致的情况,就说成是能尿在一个壶里,相反则是尿不在一个壶里。和峤和荀勖,就是典型的尿不在一个壶里,可以想见,他们除了有品性上的相互敌视而外,估计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显然,要能尿在一个壶里,除了有品性上层次相当的因素而外,胸怀宽广、见识卓异、善于化解矛盾等等个人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幸参加过一个精彩的会议,会议快要结束了,领导忽然发言说,最近听人说我和某某尿不在一个壶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她蹲着尿,我站着尿,怎么能尿在一个壶里,真是胡话!会场一片笑声。这里如果除却民间对女士性别歧视的因素而外,倒也说明了一个能共同团结和谐相处的道理,就是,做人要像个男人。可见,要能尿在一个壶里,是多么的不容易。
身教第一——《世说新语》品读之43 (2015-09-02 13:56:50)转载▼
标签: 谢安 王羲之 苏轼 育儿         分类: 新雨堂
    正是开学季,微信朋友圈中很多文字内容都是和孩子的教育相关的,看到一篇《从此刻起:我要》的长诗,其中一部分云:“从此刻起:我要用行动去影响孩子,而不是用言语去说教孩子;因为我知道孩子的行为不是被教导而成,而是被影响和模仿而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教育的用心和真诚。
    《世说新语》中也有太多这样的场景和故事,如谢安集聚子弟品评《诗经》章句,殷仲堪教育子侄要坚守读书人的本分、安贫乐道等,都是很感人的。但这里就还是引出了一个教育方式方法的问题,在“德行门”有一则故事说,谢安夫人教育子女,她问谢安道:“怎么从来看不见你教育孩子呀?”谢安回答说:“我常常在教育孩子啊。”谢安的原话是说:“我常自教儿。”意思就是说,自己常常以身教儿。在这则文字中,刘孝标注引用刘子真的旧事亦明确谢安此语此意。其实也就是文首引用的话,我要用行动去影响孩子,而不是用言语去说教孩子。
    王羲之在实际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思考。在《世说新语》“言语门”中的一则故事说,谢安对王羲之说,人到中年常常会因为悲哀的思绪而伤神,和亲友别离,就要忧郁好多天。王羲之说,年近桑榆,自然就会这样,只好靠音乐来陶冶性情,排遣忧闷,还总怕晚辈们打击这欢乐的情趣。是担心自己的行为让晚辈受到影响,也沉迷其中而学坏了。日本人秦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读这则故事时进一步评论说:“晚年只赖丝竹陶写忧愁,得延日耳。夫我为之,不过为陶写忧愁而已,而常恐儿辈认我好之,遂亦仿效以为欣乐之具,为虑儿辈沉溺,致损我欣乐之趣。”也是诠释得再明朗不过了,因为在用行动去影响孩子方面有所顾虑,所以也让自己不高兴了。
    苏东坡对这则故事一定也是莫逆于心的,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由谪居之地黄州赴任汝州,过江宁而游览东山时,写了长诗《东山》,追怀谢安,开首即有这样的句子,“谢公含雅量,世运值艰难。况复情所钟,感慨萃中年。正赖丝与竹,陶写有余欢。常恐儿辈觉,坐令高趣阑。”亦有这样的理解与纠结,想到王羲之与谢安的对话,直作解人,亦是七百年后的同气相求了。其实苏轼在《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之一中也有诗句说,“人生此乐须天赋,莫遣儿曹取次知”,想来也多是考虑着对孩子身教的问题。

    中国人实在太了解自己了,经常的口头禅是,察其言、观其行;不要看他在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往往却容易忽略了自己的行为的影响,也只有一些名门望族,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才会重视身教的实际影响力,为了孩子的教育,诚惶诚恐地做人。好在现时很多的为人父母者,身教第一,已是多有了这样的意识,实是社会的大进步。南宋刘辰翁读这则故事手批云:“自家潦倒,忧及儿辈,真钟情语也。此少有喻者。”真可怜为人父母者的一片苦心,希望明白人再能多一些。
吉人辞寡——《世说新语》品读之44 (2015-09-14 16:50:50)转载▼
标签: 王献之 谢安 王羲之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吉人辞寡,意思就是说,吉祥的人话少。这句话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下》,原文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浮躁的人话多,是和吉人之辞寡相对应的。有人研究指出,《周易》古经中含有算卦的内容,比如《颐卦》,就很明显,所以就有人认为,《周易·系辞下》中的这一段话,恐怕也是战国时人谈相的内容。
    在《世说新语》“品藻门”中记录了一则王献之的故事,与此相关。故事说王献之兄弟三人一起去拜访谢安,徽之和操之两位兄长说了许多寻常的俗事,王献之呢,只是略作寒暄而已。离开以后,在座的人问谢安:“刚才三位贤士,哪一位更突出?”谢安说:“小的最强。”客人说:“凭什么知道他更突出呢?”谢安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魏晋时代,玄谈名士们对于《周易》、《老子》等经典著作是十分熟悉的,书中的语句,常常能够成为他们日常对谈时引用的内容,尤其像桓温、谢安等人,更能悠游于其中,是了然于胸的。一方面,他们享受着美学体验所带来的精神生活的快感,丰富了生活的趣味,增添了生活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又能以经典所承载的社会经验去观照人生,观照当下,形成一种雅致的生活状态。谢安与客人对王门三兄弟的品评,虽话语不多,但句句精准,以后来的情况看,王献之确实是贤出两位兄长的。这样一个人物品藻沙龙活动,在不到七十字的勾勒下,就成就了一幅东晋士人雅致生活的群像图,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思索和无限的生活趣味。
    话是少说为妙,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就明白的生活哲学。大致话多,就容易对事物缺乏较深层次的思考和判断,言多必失,亦容易冲撞到别人,所以古人有很多的箴言名句都在诠释着这样一个道理,“沉默是金”、“祸从口出,患从口入”、“因言获罪”等等,许多都是以人类社会实践经验总结下来的。西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说,“凡不可言说者,必保持沉默。”都是一样的道理,东方西方,心理攸同。《周易》作为华夏经典读物,它在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启示方面,还是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供后人借鉴。
    不过我们还是要佩服谢安之流识人如炬的才能的,他们像是真的掌握了相人的高超技艺一样,能看人到骨子里去。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清议之风是密切相关的,朝廷选用官员,都是从最初的乡党品评,察举孝廉开始的,而后层层过关,通过人物的言谈举止,来分辨其流品高下,到了为政者的高层,能够“相人”,则是最为基础而必要的素养了。在《世说新语》“识鉴门”中有一则谢安的故事说,褚爽年少时,谢安很欣赏他,总是对人说:禇爽如果不是优秀的人才,我就不再“相士”了。“相士”就是相人,品评、品鉴人物。“品鉴门”中的许多故事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且不说选拔官员,太傅郗鉴差人到王导家里选女婿,众兄弟“咸自矜持”,只有王羲之“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太傅听说,一句就是他了,遂有了“东床佳婿”的美谈。他们玩的就是那个范儿,那个魏晋风度的范儿。

    话似乎说远了,然而我们真的是应该记住“吉人之辞寡”这句话的。




生之留恋——《世说新语》品读之45 (2015-09-16 16:11:55)转载▼
标签: 卫瓘 王濛 史铁生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生,是和死相对而言的。但究竟什么是死,自古以来,人们都存在一种神秘的好奇感。在《论语·先进》章中,孔子的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了一句“未知生,焉知死”的话,意思是说活人的事情还没有搞明白,怎么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按照生物学的解释,死,就是没有了生命特征,一个生物体所有的生物学功能都永久终止了,是一种生物体消亡的生命现象。
    死了究竟好不好,孔子回避了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在强调好好活着,把活着的事情干好,但人们还是为死亡之后设计了很多的结局。西方有极乐世界之说,亦有十八层炼狱的冥想,而中国呢,则有鬼神的幻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分明是有着好坏的分野,而且这种好坏的分野,按照各自的因果理论,都还影响着现实的生活。当然,中国人也是幽默的,死了究竟好不好,是苏轼还是谁,在和友人的调侃中说,死了当然好,如果不好,怎么没有见到有回来的?除了幽默而外,它似乎也在说明,死亡对于人来说,是不可逆的。
    孔子所说的“未知生”,其实也引出了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也产生了很多的生存的价值观。有消极的,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本性等;也有积极的,如克己奉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各有千秋。但社会的价值趋向应该是积极的,最励志、也最具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大致应当是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讲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它强调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和奉献。
    不过一个事实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却是极为常见的表现,人们对于死亡时的态度亦有种种的可爱之处。清代扬州画派主要人物李方膺,对自己的才华很自信,死的时候,病来得突然,他没有思想准备,惋惜地说:“死不足惜,吾惜吾手!”很是惋惜的样子。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别人说的都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就是吝啬的样子。而自负的袁枚,很是欣赏巴蜀第一诗人的张问陶,就对人说:“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不想死,则完全是一副惜才爱才的姿态。
    《世说新语》“识鉴门”中有两则故事也表现出了个人对生之留恋的情怀。一则说卫玠五岁时神情气度很可爱,祖父太保卫瓘说:“这孩子与众不同,只是我老了,看不见他长大成人了啊!”另一则则颇为类似,说戴逵十多岁时在瓦官寺画画,长史王濛看见了,说:“这孩子不仅善于画画,也终将获得名望。遗憾的是我老了,看不见他兴盛的时候了!”两则故事都表现出了主人公对他人美好人生的预见和憧憬,也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以及对死亡的遗憾之情。不过据说,第二则故事,王濛那时才三十九岁,这样说话分明是有些矫情了,这种矫情,和上文中袁枚所说的话,读来都有些相似的感觉。

    然而无论如何,人总是要死的,对生之留恋,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还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一句话说得好,“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那我们就还是相信一下孔老夫子,“未知生,焉知死”,好好地活在当下,积极地生活,仍然保持着对生之留恋的热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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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世说新语》品读之46 (2015-09-22 18:52:00)转载▼
标签: 王导 周顗 郝隆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小时候读书,经常会遭到母亲训斥,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把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遭到训斥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成绩考砸了;另一种是在她看来做了糊涂事。好像后一种情况要占的比例大一些。即使现在,在陕西关中一带,这句话还是非常流行,意思比较倾向于读书明理的功用论。但这句话深究起来亦颇费解,本来读书是读进大脑的,却说是腹有诗书,要说缘由,只能说是约定俗成。
    在《世说新语》“排调门”,有一则故事说,丞相王导把头枕在周顗的腿上,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周顗回答说,这里面空洞无物,但还是能容得下几百个像你这样的人。他们同朝为官,都是晋室南下的功臣,相互之间的亲昵与调侃是十分常见的事,王导的意思,是想说周顗腹内空空,没有什么才能的,却不想周顗这样回答了他。“排调门”的另一则故事,也发生在他们之间,说是王导与朝廷官员们一起喝酒,他举起玻璃碗对周顗说,这碗中间空空,却称它是宝器,是为什么啊?周顗回答说,这碗晶莹剔透,确是纯净透明,这就是它成为宝器的原因啊。刘孝标在注中说,以戏周之无能。亦当指腹中空空之意。一般的研究者大多认为,第一则故事是由第二则故事衍生出来的,但不管是以物借喻还是以人实说,却都是在以“腹”说事,可见古人,很早就有这样的说法了。喜欢读《红楼梦》的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三回中的一首《西江月》,其中有一句说贾宝玉的话,“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亦不啻于说他“腹内空空”了。
    “排调门”中另一则有关郝隆的故事,对于“腹有诗书”的诠解,应该更为幽默而直白一些。郝隆是三国时吴人,官至征西参军,故事说他在七月七日这天出门在太阳下仰卧着,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他回答说,我在晒书。七月七日,以魏晋的习俗,要在太阳下晒晒经书和衣物的,郝隆的幽默,自然是其来有自,但他实在是有情趣的读书人,书都读到了我的肚子里,我在晒书,多么风趣而智慧的回答,真是“腹有诗书”的应景直解。
    当然,要说到“腹有诗书”这个词,苏轼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人物。他年轻时在凤翔通判任上,与书生董传过从甚密,待改任回汴京经过长安时,给董传写了一首留别诗《和董传留别》,其中有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而后就成为了经典的名句,为后人多所引用。它强调读书与人的修养的关系,读书的作用,不仅仅使人能够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养成人的高雅、脱俗的气质。腹有诗书,有学于成,人的外在的精神气色也是丰盈而华美的,自然会有不同的气象。
    不过,苏轼的另一则故事,对于人们理解“腹有诗书”这个词语则更有创造性。宋人费衮《梁溪漫志·侍儿对东坡语》说:“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笑。”真是知我者,朝云也。何止于“满腹诗书”,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实在是对“满腹诗书”的拓展与延伸了。


无为而治——《世说新语》品读之47 (2015-09-25 16:52:58)转载▼
标签: 王导 谢安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政事门”中的二十六则故事全是记录东汉至东晋近四百年间一些官吏处理政务的才能业绩的,不过第十五则故事读起来还是比较特别,说丞相王导晚年,完全不怎么料理政务,只签署文书画诺,还自己叹息说:“人们说我糊涂,后人会思念我这糊涂的。”看起来就不是说什么才能业绩,所以南宋刘辰翁读这则故事时评论道:“当其时,或自有见,以为政事法则不可。”是不能算作处理政务的法则的。
什么都是好,就是常说的老好人主义,其实在政治学上称它为“无为而治”,思想的底子是道家的。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在世家大族的拥戴下不得不偏安于江左之一隅而苟延残喘了,客观上还面临着南北地域上的矛盾和文化上的冲撞,以及世家大族内部争斗的平衡问题,怎样使中原政权在江南立足,则成为首要任务,所以作为东晋王朝的第一任丞相王导,他的主政思想就选择了虚己倾心、谦和包容、事从简易的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也是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所谓的“正始之音”是相统一的。当时的人也许看不懂,看他毫无作为,但从历史的观察角度来看,正如王导所说,“后人当思此愦愦”。陈寅恪曾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对此有所发挥,他说,“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言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
东晋王朝进入谢安时代,积弱日久,亦是内忧外患。王朝内部,桓温掌握军权,早就有了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谢安以静制动,化险为夷,活用“拖”字诀,终于拖垮了桓温,保证了东晋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外部,中原已被前秦苻坚统一,陈兵百万,攻伐东晋,谢安临危不惧,以静制动,以八万兵马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并趁机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沿线,又维持了南北僵持几十年的和平局面。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在主政思想方面,谢安则继承了王导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以静制动、以穏治乱、清静为正,成为东晋王朝两位著名的主政代表人物。在《世说新语》“政事门”,有一则故事说,谢安当政时,兵士和奴仆逃亡,大多就近流窜到南塘一带的船上,有人想要对各船进行搜查,谢安不允许,说:“假若不能包容这些人,还怎么称得上是京都?”当然谢安之说也是其来有自,余嘉锡《笺疏》中解释说,“京都”《太平御览》中作“京师”,《公羊桓公九年》有云:“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就是说要包容并蓄,有宏大气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稍安勿躁,守静以治乱,直面苻坚入侵,不妄动,稳定人心,还是必要的。

当然刘辰翁的评论也是有道理的,为政者切不可都是无为而治,懒政、惰政亦不可取,该忙的也需要忙起来,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也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政事门”中的另一则故事则很风趣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故事说王濛、刘惔和支遁一起去看望何充,何骠骑只看文件,不理他们。王对何说,我们今天特意和林公(支遁)一起来看你,希望你摆脱日常事务,和我们一起来谈论玄学,怎么能还低头看这个呢?何回答说,我不看这个,你们怎么能够活命?大家都认为这话说得好。其实究竟有什么好呢?我看好就好在,除了幽默而外,还在说,总得有人忙着。
忠与孝——《世说新语》品读之48 (2015-09-28 12:34:23)转载▼
标签: 陈寔 王祥 桓温 温峤         分类: 新雨堂
有关魏晋时期忠与孝的问题,《世说新语》中的故事很多,都能有所表现,亦有专门的研究家就此题目做过文章。忠与孝,概括地说,儒家的核心理论就是它了,它的本质就是两个字,“唯上”。汉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集团的思想武器,一直占据着社会思潮的高峰,即使到了玄学隆盛的魏晋时期,亦无例外。
《世说新语》“政事门”中的第一则故事,说陈寔是太丘长,大县为令,小县为长,也就是一个县长的职务吧,当时官吏中有一个谎称母亲有病而请假的人,被他发觉,拘捕了他,就命令人把他杀掉了。主簿这时请求交付狱吏拷问他的其它罪行,陈寔说:“欺君不忠,诅咒母亲生病是不孝,不忠不孝,他的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审察其它邪恶行为,难道还有比这罪行更严重的吗?”要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家伙简直就是一酷吏,但当时的社会形态就是这个样子,人们并不觉得很出格,曹操杀孔融,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就都是以不孝作为借口的,儒家的伦理思想已经成为政治实践而大行其道,《礼记》、《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内容就是社会规范的标尺。
有些孝行就还让人觉得很荒唐,以至于愚昧。“德行门”中有一则王祥的故事,说他侍奉后母非常谨慎。家里有一棵李子树,结的果实特别好,母亲一直让他看守着。有一天风雨突然来临,王祥就抱着树哭了起来。王祥曾在另外一张床上睡觉,母亲在黑暗中前去砍杀他,正巧王祥起来小便,砍刀空砍到了被子上。王祥回来后,知道母亲为此遗憾不止,便跪在母亲面前请死。母亲因此被感动而醒悟,以后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他了。《晋阳秋》中还有一则王祥的故事,更像是神话传说,说王祥的母亲患病,寒冬天里需要生鱼,王祥就解衣融冰,恰巧一处冰消的地方就有小鱼跳了出来。这即是至今亦还流传于民间的王祥卧冰救母的故事。
忠、孝本为一体,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完全是,让当时的人们很纠结。“言语门”中有故事说桓温率军伐蜀进入长江三峡,两岸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峡谷中波浪奔腾,水流湍急,于是叹息说,既做了忠臣,就不能做孝子了,怎么办?刘孝标注中解释说桓温此时行走在益州,当是想起了汉时益州一先一后的两位刺史王阳和王尊,王阳为了尽孝辞官而去,而王尊则看不起王阳,不做孝子而做着忠臣,所以桓温就有了忠孝不能两全的感慨。忠与孝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
在《世说新语》“尤悔门”,一则故事说温峤起初接受刘琨的派遣,渡江奉表劝说元帝即位,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温峤割断了衣裾义无反顾地走了。到他已达尊贵的职位时,乡评仍然不获通过,每次进爵,都要皇帝亲自发诏书特进。汉时选拔官员,采用的是九品中正之制,乡评里选是必须的,温峤不孝,在乡里肯定过不了,但又功绩显著,朝廷总不能亏了他,所以只好破格提拔,由皇帝来亲自出马下诏书了。当然,这也许是时人把孝悌之义看得极为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吧,因为要走仕途,不孝是绝对不行的,因孝行出色被选拔为官员的也很多。

不过后来,在忠与孝的问题上,经过大量的社会实践的论证,统治集团就有了一个倾向性的原则是,孝先于忠,亲先于君。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解释这一现象说,“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唐长孺在《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中则说,“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但无论如何,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忠与孝的思想,仍然在而今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十分有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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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的故事——《世说新语》品读之49 (2015-10-10 15:13:08)转载▼
标签: 王浑 王湛 钟琰 郝氏 世说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贤媛门”中记录了两则相亲的故事,都出在太原王氏一门。一则是长辈为晚辈相亲的,一则是本人自己相亲的,各有各的道理,但读起来都蛮有趣味,也能看出一些当时婚配嫁娶的习俗情况。
一则故事说,司徒王浑的妻子钟氏,生的女儿美好贤淑,王济要给妹妹找一个好对象而没有找着。有个当兵人家的孩子,才智卓越,王济就想把妹妹嫁给他,对母亲说了。母亲听了情况后说,确实有才,他的门第可以搁置不论,不过我得看看他。王济就让这位兵家子弟夹杂在一群地位较低的人群当中,母亲在帷幕中观察他。过后母亲对王济说:“穿着这样的衣服长着如此模样的人,是不是你选中的?”王济说:“是的。”母亲说:“此人才能足以让他出类拔萃,然而他的门第寒微,寿命也不长,难得有机会伸展他的才能。看他的身体和骨相,一定不会长寿,不能和他结婚。”王济依从了母亲。数年后,那兵家子弟果然就死了。
读这则故事,首先让人佩服的是钟氏察人识相的本领,她不但能根据自己掌握的比较模糊的信息从人群中分辨出自己所要观察的对象,而且能根据对方的身体和骨相情况判断出他的才能寿夭,是很厉害的;其次就是在子女婚嫁观念上,突破了魏晋时期极其看重的门第对等习俗,不以门第等级相亲,是很不容易的。钟氏名琰之,出身名门,她是太傅钟繇的曾孙女,父亲官至黄门郎,也算是权门要族中人了,而能贤淑如此,是应该让人刮目相看的。“贤媛门”中就有一则故事专门说到她的贤惠和才智。故事说她和郝氏是妯娌,相互之间既很亲近又很尊重,具体表现是她不因为自己身世高贵就在郝氏面前以势压人,郝氏也不因为自己身世微贱就在钟氏面前低声下气;所以王承家中就以郝夫人法度为准则,王浑家里就以钟夫人的礼法为规范。总之这两位都是当时俊才女德的典型。
郝氏是郝普的女儿,刘备入川时曾经委任郝普为零陵太守,他也算是三国时比较出名的人物,上文中的故事说郝氏身世微贱,看来应该是相对于钟氏一门而说的。郝氏的话题也就引出了“贤媛门”中记录的另一则相亲的故事。说王浑的弟弟王湛年轻未婚,自己却提出要娶郝普的女儿。父亲司空王昶觉得他生性痴傻,正好也没有婚配对象,于是随他意愿就答应了。婚后,郝氏果然有美丽的姿容,又有贤淑的德操,生了儿子王承官至东海太守,也很优秀,她终于还成了王氏家族良母的仪范。有人就问王湛:“是怎么识别她的?”王湛回答说:“我曾经看见他在井上打水,举止形貌不失规范,从不举目直视,凭这知道他贤淑善良。”故事到这里就完了。说他傻吧,其实他一点儿也不傻,平时就是话少一些,连自己的父亲对他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过后来,他的侄子王济,大名人,给晋武帝推荐叔父说,他的才能在“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就慢慢出名了,官做到了汝南内史。他的相亲的眼力也不比钟氏差,可见他是真的不傻。
    这两则相亲故事,形象地记录了两位魏晋时期贤媛的母仪风范,更多的是表现了她们内在的品德和才性,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来,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过关于钟氏,《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一共有三条,上面说到两条,还有一条在“排调门”,和她的“贤淑”的形象似乎就有些“相冲”。故事说,王浑和妻子钟氏一起坐着,看见儿子王济从庭前走过,王浑高兴地对妻子说:“生儿子能这样,足以安慰人心。”妻子笑着说:“假使新妇能够配给小叔子参军王沦,生了儿子本来可以不只是如此。”真是让夫君王浑情何以堪!后来的许多人,都认为这句调侃的话是违背礼教规范的,和“贤媛”的形象极不相称,但好在编撰者把它放在了“排调门”,我们权且算作是遇到了幽默女神,笑一笑也就罢了。


传神——《世说新语》品读之50 (2015-10-29 18:30:36)转载▼
标签: 顾恺之 戴逵 传神论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巧艺门”中故事凡十四则,关于绘画方面的有九则,书法、棋艺各占两则,建筑一则。绘画故事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戴逵和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开一代之风气,使绘画艺术在魏晋时期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和变革,书中的故事,亦为后人多相借鉴,可谓功莫大焉。
这篇文字主要通过书中的几则故事略为解读顾恺之的绘画创作及其画论。顾恺之出身于东晋士族家庭,籍贯晋陵无锡,亦即今江苏焦溪人。他的母亲死得较早,以至于自己都记不起来母亲是怎样一个形象。成人以后,入仕,曾做过桓温以及殷仲堪的参军,后来官至散骑常侍。他工诗赋、书法、绘画,才艺方面的表现是多样的,人称“三绝”,即才绝、画绝、痴绝。所谓才绝,更多的是指他有出众的文才,钟嵘《诗品》中对他的诗作品评较高,高于曹操与班固二人;画绝是说他不仅画技高超,而且绘画理论也是精深宏远;痴绝则是说他为人处世善于装痴作呆,明哲保身。不过我们还是看重他在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的绘画师从于卫协,擅于肖像、历史人物、道释、禽兽、山水等题材,当时的人们就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如《世说新语》“巧艺门”中谢安就说:“顾恺之的画,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可能是誉之过高,但纵观中国绘画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山水画在他的作品中成型,人物画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完善,尤其是他的画论“传神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绘画的觉醒,亦使他成为中国绘画理论的奠基人。
“巧艺门”中九则有关绘画的故事,有六则都是关于他的,后来研究顾恺之绘画创作及其画论的人,也都会把它们作为第一手的资料而高度重视。顾恺之的著名画论之作是《画论》、《魏晋胜流画赞》以及《画云台山记》,都收录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论点实多,而以“传神论”最为突出,“传神论”的核心则是“以形写神”。他首先把“神”的概念引入到了绘画美学领域,提出绘画艺术美的最高要求是传神,把人们的审美视觉由对外形美的关注引入到了对于内在精神美的关照。顾恺之的“传神”主要是指人物画,而后谢赫又把“神”分解为“气韵”,作为“谢赫六法”的观点之一;宗炳和王微在画论中还把它引入到了山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神论在文学、美术以及其它艺术领域都得到了重视,一直影响着艺术创作。
在人物画中如何做到传神?有人根据顾恺之的相关文字归纳出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通过对对象的外形、动作等的艺术表现,取得传神的途径,亦即顾恺之强调的“容仪”、“骨法”、“服章”、“奔腾大势”等。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传神在于人物的眼睛等“点睛之节”。在“巧艺门”中有一则故事就说顾恺之画人像数年不去点睛,人问他缘由,他回答说四肢的美丑无关乎画的奥妙,画像的传神之笔就在于这里面。还有一则故事说他为裴楷画像,脸颊上添了三撇胡须,并说这样才能表现出裴楷的才华识具来,看画的人看来看去,也觉得神采气韵比原来强多了。都为著名的事例。再次是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亦为传神的关键。书中另一则故事就说顾恺之为谢鲲画像,把人物放在岩石中,以此来衬托人物的品行节操。
顾恺之的传神论被认为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早问世以及最为完备的画学理论,它的产生除了个人的绘画实践和理论归纳因素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巧艺门”中有一则另一位大画家戴逵的故事,亦能作一些佐证。戴逵比顾恺之年长十余岁,但他隐居不仕,是著名的大隐士、大画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访问的就是他。故事说戴逵中年以后画佛像极为熟练妙绝,不过太尉庾亮的儿子庾龢看了之后却对他说:“佛像神韵过于世俗,是因为你的世俗之情未尽的缘故。”戴逵说:“只有务光大概能免去你的这个批评。”务光是夏朝时的隐士,是不问世事、不食人间烟火的,戴逵显然极不赞成庾龢的观点。实际上魏晋至唐,绘画题材最多的还是佛像画,戴逵当时,佛教及佛像画自域外传入,都面临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戴逵就把佛像画“世俗化”,亦即“中国化”了,为中国美术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为题外话。这则故事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庾龢对于人物画所表现出来的“神明”,亦即“精神气韵”的关照,是极为重要的,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魏晋时期,朝廷选拔官员推行九品中正制,清议玄谈之风盛行,人的精神气韵成为品评的重点,整个社会的“重神”意识较为普遍,所以庾龢关注一幅人物画作中的“神明”也就不奇怪了。因而,可以看出,顾恺之的“传神论”,应该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伟大的画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智慧把它变为真理了。

“迁想妙得,以形传神”,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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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世说新语》品读之51 (2015-11-03 11:37:16)转载▼
标签: 桓温 孙綽 袁虎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轻诋门”中的故事,是说名士之间相互轻视诋毁的,大多读起来还有些趣味,不过和桓温相关的两条,除了轻视诋毁而外,就还能看出桓温在臣僚面前居高临下的霸道以及侍权恐吓的丑陋。这两则故事都发生在桓温二次北伐攻克洛阳期间,此时他拥兵自重,已有阴谋篡晋的野心了。
其一是恐吓袁虎的。故事说桓温进兵洛阳,经过淮河、泗水到达了北部地区,和众僚属登上了大船的船楼,眺望中原,感慨道:“终于使中原沦陷,长久变成荒城废墟,王衍等人不能不承担责任!”这时袁虎不假思索地说:“国运本来就有废立兴衰,哪里一定是这些人的过错!”桓温神色严峻,环顾在座的人,说:“各位听说过刘表的一些事吗?他有一头大牛重有千斤,吃起草料来也是其它牛的十倍,然而载重远行,竟然不如一头瘦弱的母牛。曹操进入荆州,宰杀它犒赏士兵,当时没有人不叫好的。”意思是用牛来比况袁虎。在座的人都很惊骇,袁虎也吓得变了脸色。
王衍是西晋重臣,性好清谈,官至太尉,带兵打仗,兵败于石勒,自己也丢了性命,死时叹息说若不崇尚虚浮,亦不会到这样的境地。而后晋室南渡,偏安于一隅,在桓温看来,王衍等人是有责任的,所以他有这样的感慨。还有一个背景是,在他之前,朝廷重用殷浩以遏制他,委任殷浩北伐,殷浩却大败而归,他趋势上表朝廷,把殷浩给废了,而殷浩与王衍有一个相似的特点是崇尚清谈,因而他的感慨亦应是意有所指的。这时他北伐收复失地,是何等趾高气扬,而袁虎却来败兴,替王衍等人解脱,桓大将军能不给他脸色,动了杀死他的念头么。袁虎曾做过桓温的记室参军,应该是他的秘书班子成员,在《世说新语》“文学门”中有一则故事记录他文思敏捷,说桓温北伐时命他倚马拟写公文,他立马而就,后来“倚马千言”也就成了典故。不过他总是看不惯桓温的专横跋扈和阴谋篡逆,在著文或谈论中多次冒犯桓温,因而仕途也不好,直到桓温死后才有了转机。这回桓温恐吓他,借题发挥,他亦吓得变了脸色,应该是自然的表现。
另一则故事则是说桓温恐吓孙綽的。孙綽是东晋玄言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和王羲之、谢安等人相善,永和九年王羲之组织兰亭集会时,他是重要成员之一,此时殷浩正在北伐作战。桓温北伐略后,他大败姚襄收复洛阳是在永和十二年,亦即公元三五六年,上表请示迁都也是在这一年。“轻诋门”的这则故事说,桓温想迁都洛阳来扩展开拓疆土、安定国家的事业。孙綽向朝廷上表谏阻桓公迁都的奏议,论述颇有道理。桓温看了表疏心中服膺,却又恨他提出异议,于是让人转达他的意思给孙綽说:“你为何不去追寻《遂初赋》,却竭力干预别人的国家大事!”
孙綽的《谏移都洛阳疏》《晋书》有录,其中说迁都乃“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的话,亦算是掷地有声。他的奏疏上去以后,迁都的事就放了下来,桓温以此图谋篡位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其实这时朝廷和臣僚都是摄于桓温的权势而噤若寒蝉的,而孙綽发了声,桓温自然是嫉恨的,于是就差人捎话恐吓孙綽了。《遂初赋》是孙綽在会稽放情山水时写的一篇文字,“遂初”就是遂其初愿、去官隐居的意思,桓温这时旧事重提,以此来敲打他,就是让他少管闲事。
“恐吓”一词,就其本意来说,是指以要挟的话或者手段威胁、吓唬别人,使他人心里感到畏怖、恐慌,在文明社会,许多国家也会把它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列于刑法之中,但翻翻史书,我们还是觉得,人类于“文明”一词的表现,终究还是太苍白了,因为强权、因为心虚、因为自私的欲望受到冲犯,因而就会多了种种的恐吓的手段和丑态,暴露出人性的凶狠、阴暗和险恶来,实在让人不觉得人世是清明的。桓温的这两则故事,不过只是史书边上的一角罢了。


好财与好屐——《世说新语》品读之52 (2015-11-09 18:26:06)转载▼
标签: 祖约 阮孚 钱穆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这则故事读起来比较费神,后来读它的人,点评意见分歧也较多。毕竟魏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不能复原当时的语境,所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亦不应觉得惊奇。
故事在《世说新语》“雅量门”,说祖约爱财,阮孚爱木屐,都是经常亲自料理。同是嗜好之累,但这还不能判断出二人的优劣得失。有人去拜访祖约,看见他正在打理查看他的财物,客人到了,来不及收拾,剩下两个小竹箱,就放在背后,斜着身体遮掩住,神情中还有点不放心的样子。有人去拜访阮孚,看见他正在吹火给木屐打蜡,嘴里还感慨地说:“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神色闲适舒畅。由此二人高下才得见分晓。
上面为原文直译,没有意译发挥。故事分两个层次,首说二人同有嗜好之累,但通过这还不能分出二人优劣;然而故事的目的是要分出二人优劣的,所以需要递进,第二个层次就描绘了二人正在沉迷于自己的嗜好时,客人突然造访,二人的神态表现截然不同,于是就有高下之分了。这种相互比较的方法运用,在《世说新语》各门中,是比较普遍的,有比较才有鉴别,道理则很明显。
后来读它的人,有很多的不满意,如南宋刘辰翁就说,“胜负本不待此”;如著有《梁溪漫志》的费衮就说,“夫蜡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尔,岂可与贪财下俚者同日语哉?”如余嘉锡就说,“好财之为鄙俗,三尺童子知之。”还用得着比较?等等,总之是对于刘义庆编撰的这则故事,意见较大。其实我们读它,也会产生种种的疑问,最根本的误解之处,还在于“好财”与“好屐”两种嗜好之间,价值判断上是有差别的,如果安排二人在同一嗜好上有不同的表现,以此来分出二人高下优劣,可能就容易理解了。
这时有必要把“屐”的事情弄明白。屐,是一种趟水踏泥时穿的鞋子,多为木制,底上有齿,起到防滑的作用,制作工艺比较复杂,还要经过涂蜡加工,以增强其防水功能,所以上边的故事中说阮孚吹火给木屐打蜡,大致也是平常的保养行为。在魏晋时期,屐是比较贵重的,流行于上层阶层,很时尚,有时丢了,还要去寻找,甚至于有些官员在任上,会利用职权为自己制作大量的木屐作为贵重物品私藏起来,也有被人弹劾的,如裴松之《元嘉起居注》就有记载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祯曾经“弹广州刺史韦朗赃有白荆屐六七十量”。一般的老百姓则穿一种被称为“屩”的鞋子,多以草质制作,不耐泥水浸泡,也不耐穿,舒适度也不行,所以不如木屐贵重。当然这多在南方出现,北方则以穿靴子为常见。木屐可以穿许多年而不会毁坏,因而阮孚感慨说“不知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在《世说新语》“雅量门”还看到一则有关木屐的故事说,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在一间房里坐着,房上忽然起火,王徽之惊慌失措连木屐都来不及穿,而王献之则神态安然,不慌不忙地呼唤身旁的侍从搀扶他走了出来,和平常一样,世人也以此来判定二人精神气宇的高下。《晋书》中则有记载说,淝水之战时谢玄等打败苻坚的消息传来,谢安正在和客人下围棋,棋罢回屋,过门槛时把屐齿打断了,因为高兴,自己也没有觉察。也可以看出,木屐的功能,已不仅仅是“趟水踏泥”了,应该已是一种日常的步行衣具。

知道魏晋时期,木屐亦如财物一般贵重,所以也会“等同其观”,回过头再读这则故事,则就可以缓解一些疑问了。不过钱穆在《国学概论·魏晋清谈》中所解读的,亦能让人缓解一些疑问。他说,“晋人估价之标准,则一本于自我之内心。故祖、阮之优劣,即定于其所以为自我者如何耳。士少(祖约)见客至,屏当财物,畏为人见,意未能平,此其所以为劣耳。遥集(阮孚)见客至,蜡屐自若,神色闲畅,此其所以为优也。凡晋人之立身行己,接物应务,铨衡人物,进退道术者,其精神态度,亦胥视此矣。”晋人关注的是“自我之内心”,重视的是人的精神气质,因而“意未能平”与“神色闲畅”之间的比较才是视察的重点,是有鲜明的高下之分的,这也才是故事的核心。除此而外,我们还觉得,这则很短的故事,它的人物形象的描绘,是出神入化的;当然,通读完这则故事,如果心里也能替祖约说一句,“不知一辈子能花多少钱呢?”也算是阅读的收获罢。


宽慰与谄媚——《世说新语》品读之53 (2015-11-16 15:23:11)转载▼
标签: 裴楷 殷仲文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两则颇为相似的故事,都是记录皇帝与侍中之间廷堂应对的。面对圣上的惶恐或不快,做臣子的在语言上亦或宽慰,亦或谄媚,都让主子舒坦了许多,同时他们也显示了自己的学识与才情,因而编撰者把这两则故事列入了“言语门”。
一则故事说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基的时候,卜筮占问得了个“一”字。帝王传代长短,与占卜的数字有关,因此武帝很不高兴,群臣惶恐失色,没有谁能够应对。这时侍中裴楷上前说:“臣听说天得一而清明,地得一而安宁,侯王得一而天下恢宏正道。”武帝很高兴,群臣也都赞叹、佩服他。
另一则故事说桓玄篡位以后,皇帝宝座微有塌陷,群臣惶恐失色。这时侍中殷仲文上前说:“这是因为圣上德行深厚沉重,以致大地都承载不住了。”当时的人都很赞赏这句话。
这两则故事两相比较,确实如出一辙。裴楷年少时就耽于清谈,对《老子》、《易经》的内容很是熟稔,人称“中朝名士”,又是皇上身边的人,引用《老子》中的语句,机敏地化解了尴尬。殷仲文的妻子,则是桓玄的姐姐,跟着妻弟混,桓玄做了皇帝,他也成了侍中,而且,他的文才也是很有名的,桓玄受九锡的诏令都是他的手笔,以他的才情,能有这样的表现,也就不奇怪了。侍中,那时大致相当于宰相的岗位,无论如何,总须应该有两下子,在魏晋谈玄之风盛行,以言语来审视士人才华高下的环境中,两位侍中的表现,亦应算是很为出色了。
不过真是应了“事有先兆、莫知其然”的古语,就说晋武帝司马炎,他逼迫魏元帝禅让,建立西晋以后,也就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次子司马衷即位,呆痴不任事,先有太傅杨骏辅政,后有皇后贾南风专权,而后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西晋元气大伤。晋惠帝司马衷突然驾崩,他的弟弟晋怀帝司马炽即位,照样是礼崩乐坏,外患觊觎,没几年就被匈奴政权所灭,晋宗室被赶至江左,建立东晋王朝了。从本质上讲,西晋王朝政权也就司马炎一朝司马氏是实际的掌控者,“言语门”所谓“探策得一”真是邪乎得让人莫知其然。再说桓玄,他的父亲桓温本就有谋篡东晋皇权的野心,但受到王、谢集团的掣肘,临死受九锡的愿望亦没有实现,桓玄倒是威武,事易时移,先是受了九锡,紧接着就篡位夺权,建立了桓楚王朝,但终为刘裕所灭,政权亦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言语门”所谓“御床微陷”亦真是可算作事有先兆。
当然这都是史书的客观的记载,还有更为惊绝的记载是,裴楷在死的那一年,家中的厨子给锅里下米时,发现米不是变成拳头的形状就是化成血,或者变成蔓菁菜;而殷仲文在死的那一年,自己照镜子总是看不到自己的脑袋,过了几天,就果然被刘裕杀掉了。这些,大致都是不能让人相信的,和“言语门”中所记载的两则故事相比,似乎就都有些虚妄,但也不能藉此就说,“言语门”中的两则故事就是真实地预见到了未来。

不管怎么说,裴楷与殷仲文,对于自己的主子,宽慰也罢,谄媚也罢,总之都是人情的常态,虽然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美好,客观上还都是截然相反,但他们的才情,在魏晋人的眼里,确实是够出色的了。后来的许多人,读这两则故事,大多以为是谄媚得令人作呕,如王世懋、王世贞等都有这样的批语,而越缦堂李慈铭则就还埋怨编撰者说,“临川之简编,夸其言语,无识甚矣”,看来实在是难以忍受两位侍中谄媚的嘴脸了。


出仕之悔——《世说新语》品读之54 (2015-11-19 16:02:11)转载▼
标签: 周卲 翟汤 庾亮 世说         分类: 新雨堂
翟汤是南阳人,周卲是汝南人,这两位河南人年轻的时候是好朋友,却一起跑到寻阳,也就是现在江西九江市附近的庐山隐居起来了。那时晋室南渡,北朝这边跑过长江愿做南朝臣民的人也比较多,而且庐山为天下名山,自然环境也好,因此亦好理解。不过翟汤这人,笃行在素,义让廉洁,他的隐士的德名在社会上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就连草寇也很敬佩,而从不冒犯他。周卲和他在一起混,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两个人终于引起庾亮的关注,庾亮那时,刚刚和温峤、陶侃他们平息了苏峻的叛乱,朝廷让他出任荆、江、豫三州刺史,在自己的辖区,有这样两位名士,以当时的风气和他的做派与权势,当然是要向朝廷竭力举荐的。
庾亮求贤若渴,探访他们二位时史书上用了“束带蹑履”四个字,态度是极为诚恳的,但他们的拒绝也是很坚决的,不过有一位最终还是屈服了。庾亮每次去见周卲,他从前门进,周则从后门出。有一次突然造访周来不及离去,二人就面对面坐了一天。饿了,虞向周索要吃的,周就拿出野菜粗食,庾亮也不计较,就高兴地努力进餐,和他谈论社会局势。终于说通了周卲,约定了要举荐他,共同担当辅佐世事的重任。翟汤则是滴水不进,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给他国子博士的职位他也不干。周卲出仕以后,曾经去拜访翟汤,翟汤不和他说话,俨然是绝交的样子。翟汤后来就在家里死去了。
周卲出来做官,做到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的级别,也是二千石的官员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但他自视甚高,很不满意,有一天半夜里忽然感叹道:“大丈夫竟然被庾亮出卖!”这一声长叹很要命,没过多久,就引发背疮死掉了。
《世说新语》中,有关周卲的故事就两则,一在“栖逸门”,一在“尤悔门”,参照刘孝标的注解,两个故事的内容大致就是上边意译出来的样子。庾亮举荐周卲做西阳太守的理由是什么呢?刘注中保留了一封庾写与周的一封信,“西阳一郡,户口差实。非履道真纯,何以镇其流遁?询之朝野,佥曰足下。今具上表,请足下临之无让。”是因为他有“履道真纯”的品性,所以朝野上下都认可他,举荐他去解决“户口差实”的问题去了。晋时设西阳郡,大致在今湖北黄冈一带,西阳郡也是南朝官方安置北方流民的主要郡县之一。
周卲埋怨庾亮出卖了自己,一方面来自于自我评价过高,做到了省部级,还是“而不称意”,觉得自己的才具没有受到充分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于官场生态的不适应和不满意,这个场子,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那么容易生存。侯门一入深似海,再也不会回到他与翟汤在庐山脚下度过的日子了,所以懊悔和感叹,以至于引发背疮,连性命也搭了进去。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总也不会回到从前。

庾亮礼贤下士,费尽周折求人做官,最终还是招致了周卲的怨恨,想来似乎也是蛮不公平的,不过于他则为职责所系,亦无须多为置喙,评定盈亏。他倒是仕途顺畅,王导、郗鉴相继去世以后,自己本可以权倾一时,但他一直谋划着的北伐的事业落空,实在也没有做官的兴趣了,总之是推辞不就,于是抑郁,终于抑郁而死,也才活了五十二岁。看来封建时代的官场,实在也不是什么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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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俗的审美——《世说新语》品读之59 (2015-12-17 16:38:01)转载▼
标签: 支道林 王徽之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说,艺术境界介乎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二者中间,它“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艺术境界主于美。”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的故事都能表现出晋人审美意识的自觉几乎已经达到了艺术境界的高度,他们在生活中享受着美的滋养。
“言语门”中有一则故事说,支道林曾经养过几匹马,有人就说僧人养马不高雅,支道林回答说:“我看重的是它的神采焕发。”他的精神态度一方面已经超越了实用的价值观,化实为虚,从具体的“马”的身上提炼出了“神骏”的美供自己享受;另一方面,亦超越了世俗的道德观念,为了美的自适而并不把俗世的讥讽放在心上。“任诞门”中的一则王徽之的故事,则更是把这种对于美的追求活动表现到了极致。故事说王徽之曾经暂借别人的空宅院落居住,随即命人种上竹子。有人问他,暂时住一住何必如此烦劳?他啸咏很久,直指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先生!”他这种唯美的人生态度已经达到了“活在当下”的高度,用宗白华的话说就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限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而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竹子能给他带来怎样的美的享受呢?它的雅致、清幽、坚挺而又凌冬不雕的精神气象,自然已经成为王徽之心灵深处的美感享受,所以他才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显然也是超俗的审美意识的自觉。
就审美对象来说,上面两则故事中的马与竹都体现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它们已经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一类,使魏晋名士舍弃了世俗的实用价值观,以非功利性的审美视觉去关照它们的精神气质,去自适我心,完全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需要。在《世说新语》中,除却日常生活中的物什之外,魏晋名士也把山水风景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也会把艺术兴趣与个体形象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去完成自我审美意识的觉醒,故事就非常多,都能够达到一种极高的美的艺术境界。如“言语门”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本来是极为凡俗的山水风景,但在魏晋名士眼中,却是艺术的,诗意的,能给人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是超俗的。
这样的审美活动,有些看似执着的,抑或是任性的,但他们内心深处则是自由而尊崇自然的。“言语门”中记录的另一则支道林的故事说,支道林喜欢鹤,他住在剡县东边的岇山时,有人送给他一对鹤,不久鹤的翅膀长硬了想飞起来,但支道林舍不得它们,就剪去它们的翅茎。鹤张开翅膀不再能飞了,就回过头看看翅膀,垂下头看上去很是懊丧的样子。支道林说:“它们既然有直上云霄的姿态,怎么肯成为人们当作耳目观赏的玩物呢?”于是把鹤喂养到翅膀长好后,就放它们飞翔而去。
不只是有着超俗的审美视觉,亦有着自由的、超俗的审美姿态,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艺术,人与人,似乎都有一种心理的默契,达到一种美美与共的美的呈现,完全脱离了俗气的因子,而完成了一个超俗的审美之旅,这就是《世说新语》中的好多故事,带给读者的精神享受。


潜台词——《世说新语》品读之58 (2015-12-14 19:12:09)转载▼
标签: 何充 虞存 虞謇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何充在担任会稽内史,也就是会稽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时,虞存的弟弟虞謇担任郡主簿,掌管文书事务,因为何充接见的客人太多,身体劳累亏损,虞謇就想请示长官让他断绝那些一般的客人,而让仆役节制斟酌,选择可以通报的人。书面报告写成后,拿着去见虞存。虞存这时是何充的高级僚属,和虞謇吃饭,对他说:“报告写得很好,等我吃完饭再作批复。”吃完饭,在报告上写道:“如果能找到像郭林宗那样掌管传达的门亭长,就按你的意见办。你又从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的人?”虞謇于是作罢。
这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政事门”。事缓则圆,虞存没有急着在弟弟的书面报告上作出批示,而是先吃饭,有一个缓冲的权衡时间。从饭后批示的内容看,是承认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但又否定弟弟所提的建议,而且是用了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是的,你的建议很好,但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像郭林宗那样合适的门亭长呢?
郭林宗何许人也?他原名郭泰,字林宗,东汉时期名士,博通典籍,擅长说辞,名重洛阳,被太学生推为领袖,死的时候还是蔡邕为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可见影响是很大的。他还有一个特别的长处是识鉴人物,刘孝标注中说他,“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六十余人。”看样子确实像有特异功能一般,有把人才从凡俗中捞出来的本领,所以虞存用他来打比方,也是合适的。但是哪里又能找到第二个他呢?
《世说新语》中有关郭林宗的故事就三则,其中一则还是上面所引用的“政事门”中的故事,严格地说,不应该算作是他本人的故事。有一则故事在“德行门”,倒可以看出他识鉴的水平。故事说他到汝南去拜访袁阆,车不停驶,马不驻足,而去拜访黄宪,竟日以继夜,逗留了好几天。有人问他什么缘故,他说:“黄宪就像那浩瀚的万顷水塘,澄不清,搅不浊,他的气度渊深博大,难以测量啊。”所以多呆了几日。
其实虞存找了一个郭林宗的借口来阻止弟弟,不过只是表面层次的原因罢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于长官的了解。《世说新语》“品藻门”中有故事说何充,作宰相时信任不值得信任的人,受到了人们的讥笑。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中的话说,“充所昵庸杂,以此损名。”他平时为人处世,就是喜欢亲近那些庸杂的人和事,交往亦多是不做选择的。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亦如余嘉锡所言,“其作会稽时,必已如此”,别人怎么能制止得了?作为他的高级僚属,经常在一起,难道就不清楚么?所以对于弟弟,在“郭林宗”这个借口之下,潜台词就是,你还是算了吧!
余嘉锡在读这则故事时,对虞謇的作为就还有了另一层次的理解,“虞謇盖嫌其宾客繁猥,故欲加以节量,不独虑其劳损而已。”这样想来,也是合理的,作为僚属,能不了解自己长官的脾性?“你看你整天都见的是啥人?”不好明说,就只好借用“见客劳损”这个由头来规劝自己的长官了,显然亦是无用的。

机关工作者都明白有“潜台词”一说,其实古人使用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的。


德治为尚——《世说新语》品读之57 (2015-12-11 13:34:29)转载▼
标签: 桓温 桓冲 政事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桓温调任荆州刺史以后,一心想在江汉地区施行德政,不愿以威势、刑法威慑百姓。一些官员受到杖责,刑杖也只是从官服上掠过。他的儿子桓式当时年龄还小,从外面回来,说:“刚才从官署前过,看见令史受杖刑,上拂掠云脚,下擦过地足。”意思是讥讽并没有打在身上。桓温却说:“我仍然嫌责罚太重。”
这是《世说新语》“政事门”中的一则故事。故事的核心是说桓温当时从政的指导思想是以仁德教化民众,以德治为尚的,对属下的宽恕已不惜以形式主义的危害为代价,来展示他的施政方略。这一点,连小孩子亦看得出,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故事言简意赅,层层递进,人物形象鲜活,穷尽物理超俗,编撰者的写作手法是非常高明的。
不过关于这则故事的主人公,历来还是有些异议。据余嘉锡《笺疏》所说,原文中“桓公”二字唐余知古撰《渚宫旧事》里都作“桓冲”,桓冲是桓温的弟弟,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桓冲身上,而并不是桓温。还有理由就是,两人经历相似,桓温是永和元年由徐州刺史任上迁任荆州刺史的,而桓冲是在太元二年自徐州刺史迁任荆州刺史的;另一方面,故事中说主人公“耻以威刑肃物”,从性情上分析,更像是桓冲的做派,而不是桓温。基于以上理由,因而故事主人公亦有桓冲一说。
《世说新语》千余年来版本较多,笺疏、笺注者代不乏人,出现这样一些异议实在是太平常不过。具体到这则故事,倘若从性情上判定主人公为桓冲,恐怕还难以站住脚。永和元年,桓温也就三十三岁,当时朝廷里两位权臣庾翼与何充两派争权,庾翼病死,死前要将江汉重地的荆州交由儿子庾爰接掌,遭到何充的坚决反对,于是朝廷还是把桓温派了过去。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一次转任对于桓温来说非常重要,荆州刺史一职实际上成了他逐步专权、独揽朝政的起步之地。他在荆州任上呆了没有两年的时间,就上表朝廷请求伐蜀,很快就出兵平灭了成汉政权,控制了军权。从客观上讲,他在荆州的一半年里,年轻,事业上刚刚起步,施政方略以德治为尚是比较可信的,性情上的雄强、霸道应该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因而仅从他与桓冲的性情比较进行判断,显然比较乏力。而以两人经历相似就简单地说主人公为桓冲,亦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再说,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物桓式,桓温的第三个儿子的出现,让桓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似乎也能显得更自然一些。还有就是余嘉锡《笺疏》中的说法,“《世说》于温例称‘桓公’,于冲则称‘车骑’。以此考之,《旧事》为误。”就是说,从《世说新语》人物称呼习惯上亦可做出明确的判断。

但余嘉锡在最后又说,“《世说》属之桓温,乃传闻异辞,疑不能明,俟更详考。”我们看到的,是学问家做学问的严谨与较真。除此而外,我们从阅读中得到的启示就是,以德治为尚,去教化民众,曾经是桓温早期的施政方略,以德政治天下,为官重在修德,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谢安的失态——《世说新语》品读之56 (2015-12-08 13:45:59)转载▼
标签: 谢安 雅量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各门中,有关谢安的条目加起来,共有一百一十余条之多,在书中所记数百人物中,记录下来的故事算是最多的。当然谢安,也是魏晋时期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对于东晋王朝的中兴,尤其是淝水之战的胜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个人气质是全面的,性情闲雅温和,处事公允明断,既不专权谋私,又不居功自傲,而东山携妓,举重若轻,所以又有江左风流宰相的称谓,后人还称誉他是中国历史上有雅量有胆识的大政治家,通过史书的记载来看,都是可以认可的。
不过《世说新语》“尤悔门”中却是出奇地记录了他的一则失态的行为,故事说,谢安在会稽行船,奴仆掌舵,或慢或快,或停或等,甚至任其纵横,撞人触岸,谢安也不会呵斥责骂,人们常常以为谢安无嗔无喜。然而那次为兄长谢奕送葬回来,天黑又下起了雨,驾车的仆人喝醉了,不能驾驭车马,谢安竟然从车箱中拿起车柱撞向驾车人,声音神色都很严厉。紧接着,编撰者又在故事后边加了一段议论说,水性是沉静柔和的,但进入狭窄的地段则会奔流激荡,好比人的性情,也就知道,处于窘迫急难的境地,是无法保持通常那种平和美好的性格的。
这就是《世说新语》神奇的地方,它并没有因为要塑造一个有倾向性的人物形象而在题材的选择上为了保持某种纯粹性就单打一,只记录好的故事条目,或者只记录不好的故事条目,而是分门别类,较为客观地把故事记录下来,留给读者去判断和玩味。这则故事被放置在“尤悔门”,是说谢安的这种失态行为,作为官员,是应该感到懊悔的。工作人员喝多了酒,醉倒下来甚至于连“酒驾”亦不能操作了,但长官还是应该保持应有的雅量和风度,是不能发脾气的,不能有失态的行为。
这就是魏晋时期士人阶层极为看重的“雅量”,一种名士范儿。不过有时,与其是在强调一种气度和修养,还不如说是在观看一种表演艺术。淝水之战取得胜利,消息传来,谢安正和客人下棋,看完书信,默然无语。客人问胜负如何,谢安说,小孩子们大败贼兵!神色举止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雅量门”中记录的一则故事。然而据《晋书》记载,谢安待客人离开后,棋罢回屋,过门槛时把屐齿打断了,因为高兴,自己也没有觉察。兴奋以至于失态,亦应是人性的自然的事,不过在客人面前,即便是表演,也还是应该保留一点气定神闲的姿态吧。
“尤悔门”中的这则故事,后边附加了一段议论,在《世说新语》的体例中,是极为特别的个例。一般来说,书中的故事,都是用极为简洁的语言讲述完成以后,绝不会再有附加的内容,议论自然也是不须有的,这是这部作品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但这则故事却破例添加了评论,为谢安的失态行为以水性类比作了一些诠释,亦可算是别致的,连凌濛初读它时也批注说:“独此则忽入议论,跌宕可喜!”究竟是否跌宕,是否可喜,恐怕每个读者心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去掉议论,或许故事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是否会大一些,也说不定。

总的来说,人的气度和修养,在很久以前,社会就有一定的要求和约束了。


序里辛甘——《世说新语》品读之55 (2015-11-26 15:09:28)转载▼
标签: 张华 左思 聂绀弩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左思的《三都赋》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但它成为名篇的剧情却是比较曲折的,《世说新语》“文学门”中的一则故事记录说,作品刚写成的时候,当时的人交相讥讽诋毁,作者很不高兴。后来把它拿给张华看,张华是当时政治和文学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看了很为赞赏,说,这个文章可以和张衡的《二京赋》并列为三,相互媲美;然而你的文章还没有被当世看重,应该让高名人士推荐一下。左思于是到皇甫谧那里征询意见,皇甫谧看了也赞叹不已,就为《三都赋》写了序文。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来交相非议的人,没有不敛襟示敬、赞叹夸奖这篇文章的。
《三都赋》是左思为魏、蜀、吴三国都城所作的赋,委实也是下了工夫的,据说写了十年之久,这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是耗费了作者大量时间和心力的,但它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可。经过张华和皇甫谧的推介,这篇文章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豪贵之家竞相传写,那时生产力低下,纸张少,于是洛阳城里的纸张也涨价了,这就是成语“洛阳纸贵”的来历。
当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名人作序的范例。文章写出来,传情也好,载道也好,想为社会所认可,而作者的影响力又极其有限,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好办法,请名人作序。序这种文体,在魏晋时,还不发达,至唐一代,似乎就颇为成熟了,尤其是其中的一种,赠序,功能是送别或者推介友人的,很有些皇甫谧为左思作序的影子,就非常常见了,有人统计说,韩愈的文集中,赠序性质的文字就有三十余篇。这种由名人作序的方法,在以后的文学史中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
我的小书《猎书记》出版的时候,自己原本就不想写序,亦不曾想着找名人来作序,等书要进厂印刷的时候,出版方也许考虑到经济效益方面的因素,说是他们可以给出版人朱晓剑说一说,快速写一篇序文出来,晓剑正好是这本书的策划人,爽然应诺,可谓倚马而就,当天即写了出来,我自然是高兴的。一般来说,名人作序,作为作者,是应该“请”或“求”的,是传统,亦为现实的情状,效果上确是可以起到推荐作者、宣传作品的作用,洛阳纸贵的情况亦会时有发生,但以当今信息社会的实际境况看,这种现象终究还是少而又少了。
亦有名人主动为别人作序的,如一生从不为别人作序的钱锺书,却主动为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一书作序,写信与他说,“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连杨绛亦感慨着说,“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一生几乎不求人作序的钟叔河自然是感激的。当然亦有主动为别人作序却把事情搞砸了的情况出现,如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就记录说,《散宜生诗》出版后,有位出名的作家问聂绀弩:“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聂“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 B ,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聂绀弩是并不买胡乔木帐的。

实在是杯中乾坤大,序里滋味多,但像左思《三都赋》这样,文序并美,名实相称,以至于出现洛阳纸贵的名人效应情状,而又能让人对文学与社会问题有所反思的现象,在文学史上亦应算是极为个别的事例。然而不管怎么说,无论序作得如何,是否由名人来作,作品总还是第一位的要素,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总还须过历史这个关口才是关键,大浪淘沙,只有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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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运兴衰话《语林》——《世说新语》品读之60 (2015-12-21 18:21:07)转载▼
标签: 裴启 谢安 语林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资料来源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同类的记载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如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等;二是当时的史书,如《魏书》、《蜀志》、《晋阳秋》等;三是当时的杂史类书籍,如《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清人叶德辉曾经整理过一个《<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经他统计,在刘孝标注中,史书类大约有五十余种,杂史类大约有一百二十余种,刘孝标晚刘义庆约五、六十年,他们所见的资料,大致也不会出入太大。后人还统计,刘注中所涉书目,数量在四百余种,只可惜,约有九成至今已散佚不见了。
裴启的《语林》,对刘义庆的影响,从一些资料看,是超乎寻常的。裴启生活的时代,和谢安、王珣等几乎相当,他的事迹《晋书》中没有记录,而墓志碑牒、金石尺牍中也没有看到他的片言只语,但他所编撰的《语林》,在当时却是蜚声文坛的,甚至出现了风靡一时的“裴氏学”现象。关于这部书,《世说新语》中有两则故事,记录了它的兴衰,同时,我们在刘孝标注中也才看到作者的些许境况,知道他是河东裴氏一族,父亲曾做过丰城县令。他年轻时即有才气风姿,擅于品评古今人物,编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俨然已成一家之言了。
“文学门”中的这则故事说,裴启的《语林》刚问世就被远近的人们大为传颂。当时的风流少年无不传抄,几乎人手一份。其中载录王珣所作的《经黄公酒垆下赋》,特别有才华。故事不长,一方面可以看出《语林》勃兴于一时的热闹场景,另一方面则是赞誉裴启所选录的王珣的文章,特别能彰显作者的才华。这原本也没有什么,只是后来,关于《语林》的衰落,事关王珣的这一句话,似乎就埋下了伏笔。
另一则故事被刘义庆放在了“轻诋门”,故事说庾龢告诉谢安,《语林》中记录谢安称赞了裴启和支遁。谢安却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话,裴启不过是自己杜撰罢了。庾龢不以为然,于是就陈述了王珣的《经黄公酒垆下赋》。读完,谢安完全不表示赏裁,只是说:“你竟然要做裴启这号人的学问!”从此《语林》就被人们废弃了。这时存世的,都是先前的抄本,其中不再有谢安的话了。
因为谢安的表态,于是风靡一时的《语林》,就衰落了,刘孝标注中引用《续晋阳秋》中的话做结论说,“谢相一言,搓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一向大度的谢安丞相,为什么却有这样的表态呢,原来出自于个人恩怨。王珣是谢安的女婿,因为失和,早已离婚,互不相干,王谢两家交恶已经很久了;庾龢是谢安的侄女婿,又赞誉王珣的赋而修“裴氏学”,自然引起谢安的反感了,所以谢安就有这样的表态,《语林》于是衰落。
不过一部文学作品的衰落把原因仅仅归之为权相的打压,显然理由是不充分的。周楞伽论及《太平广记》转引《殷芸小说》实多出于《语林》时,说:“《世说·文学篇》所记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后因记谢安语,被安诋为不实,其书遂废,然读者仍欢迎不衰,传写者乃冠以《杂语》、《杂记》、《小史》等名,究其文,无不采自《语林》,故非《广记》从《小说》转引,反系《小说》从此类杂题书名中传袭《语林》之文也。”《语林》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除了权力的打压而外,和它同类的文学作品的勃兴,此消彼长,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世说新语》的问世等;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价值观的影响,著史求真,谢安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所说的话,作品的真实性是不是就有所怀疑了?
《语林》最终还是散佚了,有学者考证说,最早亡于北宋,最晚亡于南宋,但它是有文史价值的,后来的学人就有人根据史料尝试着来复原它,清道光年间济南学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就有修复它的内容,后来鲁迅以它为底本,采集史料,增加了三十余条,成就了《古小说钩沉》本,收录《语林》条目一百七十九条。笔者手中收有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月出版的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还能看到先生的手迹影印,堪慰人意。不过据说,周楞伽的辑注本现在是最全、最好的本子了。


芝兰玉树——《世说新语》品读之61 (2015-12-25 13:55:19)转载▼
标签: 谢安 谢玄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在《世说新语》上百条与谢安相关的故事中,涉及谢安和子侄辈切磋学问、品评时世的话题也不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谢安对族门子弟教育问题的重视。这与魏晋时期实行的门阀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朝廷选用官员,施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子弟是未来的栋梁,是社会当然的统治者,所以在德行与才识方面都应该有很好的素养。谢安兄弟六人,他为老三,哥哥谢奕和谢据死得早,于是谢安也就自然承担起了子侄教育的重任,再加上他本身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希望谢家的家族事业和门阀利益有效地延续,所以他对子侄辈教育问题的重视就很容易理解了。
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世说新语》“言语门”中的一则故事,通过谢安与谢玄叔侄二人的对话,却让人对子弟培养问题的理解,有了更为温馨、更接地气的认识。故事说谢安问众子侄晚辈:“孩子们和自己的事有什么相干,而父母却一味地想让他们出人头地?”大家都没有说话,这时谢玄回答说:“这就好比是,都希望让芝兰玉树生长在自家的庭前阶下罢了。”
后来明代的袁中道读这则故事,还替谢安担心,批注说,“问者太难,未必能自了。”提问题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回答出来。但看小时候的谢玄,这回答真是太绝妙了。芝兰,就是灵芝、兰草;玉树,就是宝树。父母培养孩子,想让他们出人头地的心情,何尝不像是想让自家的庭前阶下生长着珍草宝树?既形象又贴切,而且与人的心理和审美有着高度的吻合,却又回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回归到了普通人生活的常态,实是妙绝。所以自此以后,千百年来,谢玄的“芝兰玉树”,就成了一个成语,比喻德才兼备而有出息的子弟,流传了下来,被人们广泛使用着。
谢玄是谢安长兄谢奕的儿子,他的姐姐谢道韫,是东晋有名的大才女,王羲之的儿媳妇,谢安对这两位侄辈人物是非常器重的,从史料上看,这二位,在谢门一族子弟中,也是最为出色的。谢玄后来从政,他人生的一个亮点就是为东晋王朝组建训练出了一支精锐部队“北府兵”,在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他与叔父谢石,从弟谢琰等人领导这支部队与前秦苻坚作战,以少胜多,取得淝水决战的胜利。不久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刘宋王朝,这支北府兵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宋王朝保留的极个别的几个前朝的封爵中,谢玄也是一个。
谢安对子侄辈的教育与培养是非常成功的,谢安自己是感到非常满意的,我们从一些故事中也能体会出来。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传来,谢安正与人下棋,看完书信,默然无语。客人问胜负如何,谢安说,小孩子们大败贼兵!神色举止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两样。“小儿辈大破贼!”是多么一句自信而自负的话!芝兰玉树,生于庭阶,谢安付出了辛苦,但也收获了快乐,我们后来的人,现在读着这些前人的故事,也是感到快乐的。当然对于谢玄,倘能生儿如此,也是足慰人意了。


望尘兴叹——《世说新语》品读之62 (2015-12-30 11:35:26)转载▼
标签: 王导 韩伯 庾亮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世说新语》“轻诋门”中的一则故事说,庾亮的权势很重,足以压倒王导。庾亮领兵驻扎在石头城,王导在冶城中坐,大风扬起尘土,王导用扇子拂去尘土说:“庾亮的尘土把人弄脏了。”
王导是东晋一朝的老臣,在琅琊王氏一门是王羲之的叔伯一辈,他历经元帝、明帝、成帝三朝,也曾做到丞相的高位。不过在晋明帝驾崩以后,庾太后临朝,虽说是庾亮和王导等人共同辅政,其实,因为庾亮特殊的身份,太后的兄长、皇帝的舅舅,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所以朝堂之事终究还是他说了算。两人政见不一最突出的一个事例是,庾亮不顾王导等人反对,执意征召苏峻入京,苏峻起兵谋反,晋王朝连都城建康也丢了,经过两年的战争,朝廷终于平息了叛乱,这就是有名的苏峻之乱。王导作为老臣,对庾亮拥兵自重的气势实在是不满的,因而他坐在丹阳郡治所的冶城,望着大风扬起的尘土,也会借题发挥,轻蔑地调侃起驻扎在都城西边军事重镇石头城中的庾亮来,说是庾亮的尘土把人弄脏了。轻蔑之外,也许还有无奈的成分在里边吧。
另一则极为相似的故事则在“方正门”,故事说韩伯处于病中,拄着手杖在庭堂前消遣,看见谢家各户都是富贵人家,车辆往来发出轰隐的声音,于是感叹道:“这和王莽当政的时候状况有什么两样!”
陈郡谢氏一族,自谢尚、谢安开始发迹,尤其是淝水之战以后,诸谢封侯拜相,显赫一时,完全成为东晋时期的名门望族了。韩伯则是殷浩的外甥,是著名的玄学家、训诂学家,用心于文艺,思辨于老庄,官也做到了吏部尚书、领军将军的高位,是东晋时期的名士之一。诸谢的富贵,车辆“轰隐交路”,一派繁荣的景象,完全是点钞机也要烧坏了的样子,让病中的他愤愤然了,“此复何异王莽时?”汉时王莽外戚掌权,亲族皆拜官封侯,后来就还篡汉而建立新朝了,以此喻彼,亦算是够损的了。
封建时期的官场,就是这样,有太多的轻蔑和无奈,亦有太多的愤懑和叹息。殷浩曾经评论自己的这位外甥说,韩伯很少标榜宣扬自己,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他开口说话发表议论时,往往颇有意味和情趣。这段话在《世说新语》“赏誉门”,看看书中其它的有关韩伯的故事,此论大致还是不错的。上边的故事中,以诸谢比之于王莽,亦应算是“有情致”了,但愤懑之态,终究让人刮目相视,搞不清是在病中情绪不好,还是真让诸谢的富贵繁华气得发糊涂了?
相比之下,王导就要温厚许多了,以实际情况看,彼时东晋王权本质上已在庾氏一门,但王导望尘兴叹,对于权贵,倒是轻蔑与调侃的成分要多一些,亦能看出他的为人处世,终究还是宽恕的气量占了主导的地位。他晚年不怎么料理政务,只在文书上画诺,还叹息说,人们说我糊涂,后人会思念我的糊涂的。性情而外,是当时的政治局势让他不得不这样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韩伯之怒,王导之叹,时飞千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都化作烟云尘土,成为书中的故事,真让人对时间这位艺术大师,不得不心存敬畏了。
挖坑——《世说新语》品读之63 (2016-01-04 13:43:28)转载▼
标签: 王述 孙綽 曹操 世说 品读         分类: 新雨堂
挖坑,本来是盛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种纸牌游戏,三人或四人玩都可,其中的一人通过叫分,用自己手中已有的牌,加上埋住的四张暗牌,与同桌其余人对抗,对抗双方争先出完各自手中的牌,先出完者为胜,但“挖坑”一词,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赋予了它极为民俗化、口语化的意义,包涵有欺诈、预设陷阱等含义在里边,得到广泛应用。
《世说新语》“假谲门”中就记载有一则孙綽给王述一家“挖坑”的故事。故事说,王坦之的弟弟阿智愚顽恶劣得厉害,年龄已大无人肯与他结亲。孙綽有一个女儿,也是乖邪悖理,几乎没有出嫁的希望。孙綽于是就去拜访王坦之,要求见见阿智。见面后,便虚伪地说:“这人确实可以,完全不像人们所传言的那样,怎么至今没有娶亲的对象!我有一个女儿,还不错,只是我一个寒士,不适宜和你提此事,我想让阿智娶她。”王坦之高兴地告诉父亲王述说:“孙綽刚才来过,忽然谈及想与阿智结亲。”王述十分惊喜。成婚后,女子那冥顽愚妄不讲道义的行为,要超过阿智。王家这才知道是受了孙綽的欺诈。
要说这两家,也都是高门望族,旗鼓相当,而且也同是山西太原人氏。王述是东海太守王承的儿子,王承早死,他承袭父爵拜蓝田侯,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王蓝田。他在会稽内史任上,母亲死了,离职守孝,接替者就是王羲之,王羲之看不上他,两人关系搞得不好。待他守孝期满,又升任扬州刺史,成为王羲之的顶头上司,逼得王羲之称疾辞职了。他后来官至尚书令、散骑常侍。孙綽则比王述小十来岁,也是承袭父爵拜长乐侯,他年轻时不想做官,放浪山水,写了一篇《遂初赋》,以述其志,然而后来还是出仕了,任尚书郎时在皇帝身边处理政务,曾担任过永嘉太守、散骑常侍。有一段时间在会稽居住,和王羲之、谢安等人常相往来,他们一起,都是著名的兰亭雅集的主要成员。他也是魏晋时期玄言诗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儿女婚事的问题上,两家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不过孙綽还是主动出击,作为女方的父亲,为了女儿的婚事,违背正常的社会伦理,体面地先叫了牌,然后不显山露水地以诡诈欺骗的手段达到了个人的目的。
“假谲”的意思,就是虚伪、诡诈,“谲”还有绕着弯子说话的含义,通俗地说,就是“挖坑”,通过坑蒙拐骗的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假谲门”中的故事大致都能体现出这个人性的阴暗面,有朋友之间相互挖坑的,有官员与部下之间纠缠挖坑的,等等,不一而足,好像都有了负面的意义。不过“假谲门”中的第二则故事,是一个著名的成语典故,说曹操行军途中,找不到取水的地方,军士们都口渴难忍,于是他传令说:“前边有一大片梅林,果子很多,又甜又酸可以解渴。”士兵们听了以后,口中全涌出口水来。乘这个机会得以赶到前面有水源的地方。这就是“望梅止渴”这一成语的由来。如果再从这个故事看去,“挖坑”,有时,似乎不仅仅就只有消极方面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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