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转：六朝史话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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裆中物——《世说新语》品读之５


就文章的题目来说,准确点应该写作“裤中物”或“衣裤中物”，然而按照汉语的习惯，“裆中物”更通俗，也更痛快淋漓一些。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说某人“扎势”，就说：“装的跟棰子一样。”“棰子”约定俗成就是指男性的“裆中物”。不过这实在是一句低俗恶俗粗俗俗不可耐的话，让人恶心。文章还得从刘伶做起。《世说新语》“任诞门”中有则故事说刘伶经常纵酒放任，有时脱掉衣服呆在家里，有人看见了，讥笑他，他却说：“我把天地作为房屋，以房室为衣裤，各位先生为什末钻进我的裤子里来？”
    读过《西游记》的朋友一定还记得第三十六回中孙悟空说的话：“若以老孙看时，把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敞厅！”何其相似，但刘伶的话更粗野。《晋书·刘伶传》中说刘伶个头不高，丑陋，纵酒，经常喝得一塌糊涂，也滑稽，有回喝多了和人发生冲突，人家挽袖挥拳要打他，他慢慢地说：“鸡肋不足以安尊拳。”那人笑着就停手了。还有就是他经常出门带一壶酒，后面让人扛铁锹跟着，说：“死便埋我。”似乎完全不把自己当回事。他的传记不长，他写的有名的《酒德颂》就占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颂》中的部分语句就和前文引用《世说》故事中的语句的意思相近，故事中的话有所发挥。
     刘伶字伯伦，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酒鬼，“刘伶醉酒”的故事是有名的民间传说，现在还有好多酒店都用“伯伦不归”四字作招牌。他还是魏晋时期有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崇尚庄子的“无为”精神，因此官也做的不好。他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贤”，一方面是“酒狂”，《傅雷家书》中有段傅雷先生的话：“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末文明，谈玄说理会那末俊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个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我们有时也难免存在这样的困惑。
     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人的自觉时期”和“文学的自觉时期”，人的自我意识中都有一种“宁作我”的思想倾向，追求个性是时代的潮流，“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李泽厚《美的历程》p4）另外，魏晋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和社会最黑暗、最动乱的时期之一，人人自危，力求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多面人，有官场撕杀的，有隐逸山林的，有疯癫狂怪的，等等，刘伶就是以酒乱性的典型人物，喝酒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但酒也仅仅是一种寄托而已，因而宋人叶梦得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
     自己心里有许多不情愿，还须选择适当的方式发泄出来，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求得生存，一方面不丢失自我的真我个性，另一方面还要顶住外界的压力，在这样的矛盾中，人格扭曲的现象就十分普遍。真醉与假醉外人看不清楚，长期下来自己也会糊涂的。
     刘伶视“先生们”为“裆中物”这种狂怪举动，现在看来就不必奇怪了，是有些粗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确实以这种方式保全了自己，因而《晋书·刘伶传》最后四字是“竟以寿终”，对于刘伶，真如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反而长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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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的心事——《世说新语》品读之4


一千六百年前生活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才女谢道韫的事迹,我们只能从有限的资料中查找了,主要是《世说新语》和《晋书》，但仍然十分有限。她身上的幸与不幸是并存的，才名的幸与婚姻的不幸鲜明对比，使她更加出名了。她是悲剧性的才女，悲剧性留给人的是刻骨铭心的痛。
    《世说新语》中谢安雪中与儿女讲论文义，她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成为千古名谈，使世人谈才女必谈谢道蕴，谈谢道韫必谈此典故；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她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是《大雅》中的句子，是说政治清明的，正合了谢安的心意，谢安称赞侄女是“雅人深致”，这“雅人深致”四字，一般人也是不能随便用的，才女才配；还有贤媛门中的一些故事，都能证明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不过《艺文类聚》里收有她的一首诗，《拟嵇中散诗》,我觉得更能表现出她的不凡：“遥望山上松，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被万仞条。腾跃未能升，顿足俟王乔。时哉不我与，大运所飘摇。”尤其尾联二句，一代才女的内心悲哀就表现的更是激烈了。
     她对自己丈夫的不满意是深切的。《世说新语》“贤媛门”第二十六则说她嫁到王家以后就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王凝之，回到谢家心情都不好，谢安安慰她说，王羲之的儿子嘛，人也不错，至于吗？她却说：和谢家的叔伯辈及兄弟们相比较，没想到天地之间，竟然会生下这末一个王郎！实在是不满意到极点了。
     我们注意到她并没有说出王凝之的具体缺点,但语气是幽怨而痛切的。
     王凝之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晋书·王羲之传》后附有他的小传不足百字，参阅别的资料，他大致禀性忠厚，有较深的文学造诣，草、隶书也写的很好，笃信道教，行止端方。不过，在王羲之的五个儿子中，他却算是最没有出息的了。他晚年的死,极大的暴露了他的弱点，最起码是愚蠢和固执。农民起义领袖孙恩攻打会稽时，他负责守城，不听妻子及众人劝告，却一味地迷信鬼兵相助，丢了身家性命，导致诸子被杀，妻子被虏。此后，谢道韫“丧二男，痛甚，六年不开帷幕。”（唐陈子良注引《晋录》）王凝之的死，给谢道韫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婚姻这种事情，如同鞋子，合适不合适，自己心里最清楚，外人是很难看明白的。谢道韫出身名门，而又才高不群，她对婚姻的理解，也是常人所难理解的。在当时条件下，外人如谢安者，因道韫之父去世过早，他视侄女如同己出，但为了巩固王谢家族的政治联盟，对侄女的婚姻不管他看的明白不明白，他也会极力维护的，何况他是这场婚姻能否维系的关键性人物，道韫婚姻的悲剧性与谢安及其家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退一步讲，假使谢道韫婚姻破裂，她又会走向何方呢？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谢道韫也难跳出这样的圈子。
     “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荡《晋书》。”王谢家族权倾一时，两家的门阀婚姻观念，一直小心谨慎地勉强维系着谢道韫并不痛快的婚姻关系，一代才女的身影也渐渐地在历史的年轮中慢慢退去，才女的心事，何人能解，给历史留下了无限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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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读之3


宁作我,三字言简而风流尽出。字面的意思是:宁肯仍作我自己。这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品藻门”，说桓温与殷浩年少时就都有名气，常在心里比高低，桓问殷：“你比我怎末样？”殷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我和我应酬的时间长了，宁肯仍作我自己。”殷浩的回答留给人很大的思索空间。不过这句话，在《晋书》中写作：“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后者似乎更能熨贴文意，而前者却能突出人物性格。在这则故事前面，紧挨着还有两则同类的故事，一则是有人把他和当世王公裴遐比，他说：“当然是因为我们识见都能通精微难解之处了。”一则是司马昱问他比裴逸民何如，他好久才说：“当然比他强啦。”
     人的一生也许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宁作我，强调的就是我自己，我就是我。人有时可能会因为外界的因素或自身的欲望丢失了自我，时间长了，本性觉醒，就想把扭曲的人格调整过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难矣。辛弃疾有首《鹧鸪天博山寺作》的词，似乎是他本性觉醒的写照：“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处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实际上是归隐之心太浓，好象归隐之后就找到了自我。我觉得他象是走向了极端。明“公安派”人物袁小修有一个文学主张是：“才情宁作我，法度更从先。”用之做人，似乎折中。
    再说说“宁作我”式的人物殷浩，有回在北伐的誓师大会上没弄好从马上掉了下来，后来果真全军覆没。打了好几次败仗之后，桓温一表上奏，朝廷废他为庶人，当时穆帝年幼,简文辅政,他埋怨简文说：“把人送到百尺高楼上后，又把梯子扯走了。”（《世说新语》“黜免门”第五则）从此一蹶不振，常常用手划字，有人认得是“咄咄怪事”四字，不久就死去了。也真是咄咄怪事了，其真我欤？
    人的一生，不经历这些，就要经历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走弯路，“人生贵得适意尔”，宁作我，也要学会适当地调整我，这样才好。不过，我有时也感到心寒，觉得，人在找不到自己时，是可悲的，找到了自己时，又是可怜的，陕西关中有句俗语说“人皮难背”，也真是说到了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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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的想象力－－《世说新语》品读之２


陆机《文赋序》说到做文章：“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世说新语》“言语门”中有则故事说谢安在一个雪天里会集家人讲论文章义理，一会儿雪下大了，谢安来了兴致，说：“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胡说：“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开怀大笑。看来是很满意了。
    谢道韫将雪比做柳絮，体现了艺术的动态美，其意趣神韵充分显示了才女超凡的想象力，不但迎合了谢安，也道出了当时士人的审美心态和文学旨趣。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朱光潜先生指出：“‘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都是‘变形’类的类似联想”。（《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P189）谢道韫由甲意象联想到乙意象，恰能传出情感，且迎合了时代特征，当然是上品之作了。
　　史书虽厚，能够算过来的才女却不多，《妇人集》中说谢道韫“有文才，所著诗、赋、诔、颂传于世”，是很不简单的。她是王羲之的儿媳，又出自名门望族，除先天的颖悟以外，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越的文化圈子也是她成为才女的重要原因。《世说新语》“贤媛门”中有三处提到她，但她的婚姻却似乎并不幸。
　　谢安召集家人讲论文章义理这种活动，极容易让人想起《兰亭集序》中的文人雅集和《论语》中的四子侍座，不过，魏晋时还没有光电音的现代化，要是有，也难保他们不去卡啦OK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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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门——《世说新语》品读之1


雪夜访戴是《世说新语》“任诞门”中的一则故事，说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里睡不着，就喝点小酒，还吟咏了左思的《招隐诗》，这时忽然想起了远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乘船前往，历时一宿，到了门前没有见人却又折回来了，人问缘故，他说：“吾本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的行为和言语也许让人不解，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脑子有病呢”，但这故事，却成为美谈。
     前些年我写了一首小诗，《敲门》：
            明明知道你不在
           却要去找你
           明明知道你不在
           却要去敲门
         
           不为什么
           就为了敲门
人有时是很奇怪的，会莫名其妙地做出些非常的举动来，并没有什么目的性，探其原因，或许就是王徽之所谓的“兴”罢；而“兴”，大多是由着“性子”而来；由着性子是人的自我的发现，其间有潇洒的成分也罢，有任诞的成分也罢，都不是重要的，关键是由着性子来了。钱穆先生说：“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尊内心而轻外物”，应该是由着性子的根本原因了。王徽之还喝了些酒，酒这种介质就更能让他由着性子，表现出真我来。《世说新语》“任诞门”五十四篇，涉及到酒的有三十篇，可见人要“任诞”一回，随便地由着性子，也不是容易的事。关于这则故事，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又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新道家·主情派”时，他认为子猷的行为，是一种“任从冲动而生活”的行为，已然与“杨朱”感兴趣的“追求肉体的快乐”有了区别，他自身具备了一种“超越感”，“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而宗白华先生则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意识到自我，关照自我，并和自然界达到心灵契合的重要时期。“人生贵得适意尔”，是当时士人普遍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从心理美学的角度来说，比起我的《敲门》，雪夜访戴带给人的想象和回味的空间更大，虽然都是一种由着性子的行为，但“造门不前而返”六字，却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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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五）

27、关于吴在东南的开发，孙坚亦从镇压黄巾军起家，牧守混战，依附袁术，攻刘表时为黄祖部下射杀。长子孙策，继祖业，与袁术时分时合，术死即统一江东。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孙策遇刺，死时二十六岁，弟孙权继位，竭力巩固三分局面，公元二二九年称帝。P99

    28、东吴农耕、灌溉业发达，人口众多，中原混战流民南渡亦多，实行屯田制，财力增强，军力扩张，交通、商业亦有较大发展。P100-103

    29、孙吴公元二三〇年与台湾高山族接触，当时台湾经济社会处原始社会阶段，汉文化的渗透与交流，使台湾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同时加强了与南洋经济文化的交流。统治阶层主要由世家豪族大地主和佃客支撑。P102-109

    30、东吴的衰亡，孙权十五岁继位，能团结人，但沉湎于酒，称帝后刚愎自用，晚年集团内部斗争激化。公元二五二年，孙权病死，死前废太子，立九岁的少子孙亮继位，由大将军诸葛恪辅政。第二年，伐魏，兵败，宴席间被吴宗室孙峻所杀，孙辅政，过两年，孙峻死，其从弟孙綝代之，时公元二五五年。二五八年，孙綝废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同年，休杀綝，掌握政权。休为帝六年，病死，这时蜀汉刚刚灭亡，故太子和的儿子孙皓继位，皓是有名的暴君，粗暴骄盈，好酒色，好杀人。公元二七九年晋伐吴，孙皓投降，吴立国凡五十七年而亡。P110-115

    31、理洵按，三国史事，芜杂纷纭，是很难理清头绪的，读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三月出版），《宦官》一篇篇首，可稍解之，“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十常侍乱政图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P4

    32、理洵按，王仲荦首讲三国分立，从汉王朝的崩溃讲起，分述魏、蜀、吴的起落，交错的重大事件，都放在倚重的一方叙述，因而几无重复的内容，而其历史观的着眼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对当时及后世有影响者，三国之中有突出内容的，则祥述之，给人以重点突出而叙述分明的感觉。这一章最后一节讲曹魏的经济与政治，讲完就暂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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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四）

20、关于蜀汉的兴起与衰亡，刘备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早年孤贫，与母亲贩履织席为生，从镇压黄巾军起家，在军阀中左右逢源，后投奔曹操，煮酒论雄，官渡之战时期反曹，奔袁绍，奔刘表，终于在荆州立足，从建安六年（公元二〇一年）来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刘表病死，八年之间力量不断壮大，班底亦不断充实，三顾茅庐，因隆中对而确定了三足鼎立的蓝图。这一年为建安十二年，孔明二十七岁，刘备四十七岁。荆州根据地的确立，与东吴的战略决策有关，可维持孙、刘联盟体制，共同对抗曹操。鲁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P72-78

    21、刘备入蜀和攻取汉中，荆州地盘太小，刘备盯上了刘璋所辖的益州，自建安十六年冬入蜀，至十九年夏攻取成都，奠定了在益州的统治权。二十二年进兵，过了两年（公元二一九年）即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秋天，步曹操称魏王后尘，自称汉中王。公元二二〇年，曹操死，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次年，刘备即在益州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P78-80

    22、刘备入蜀对刘璋旧部重要人物采取拉拢的策略，甚至以联姻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事实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蜀汉统治集团内部的骨干，如法正、费祎等人。而对益州地主集团，则是既打又拉。也很重视对当地人才的破格使用。P81-84

    23、隆中对的战略思想主要为，一是要取得荆、益两州，安定后方，积蓄力量；二是巩固吴、蜀联盟，共抗曹魏；三是在军事上要巩固襄阳和汉中两大战略基地，联手孙吴，伺机北进。

    而后形势的发展，是吴、蜀联盟的破裂，关羽要负重要责任，而刘备主战，公元二二二年二月，率军直逼夷陵猇亭，大败于陆逊，即有名的夷陵会战，几于全军覆没。随后曹魏进攻东吴，吴、蜀联盟又随之复活。次年，刘备在白帝城病死，刘禅即位。P84-87

    24、诸葛亮秉政后，首先安定南中，用兵西南，使后方稳定，掠夺物资，充实武备，伺机北伐，客观上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蜀汉政权的封建隶属关系，也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剥削与压迫亦随之而来。P87-90

    25、诸葛亮多次北伐，曹魏均采用防御战略，蜀军供给不足，多次退缩，公元二三四年的这一次北伐，诸葛亮在陕西渭南屯田，蜀、魏相拒达六个月之久，虽有久驻的计划，但诸葛亮却病死了，终年五十四岁，蜀军亦退回汉中。诸葛亮辅政期间，实行法治，政治比较清明。P91-95

    26、诸葛亮死后，蒋琬秉政，而后费祎、姜维，多年征战，搞得“民皆菜色”，公元二六三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分道伐蜀，蜀亡，立国共四十三年，刘禅在位四十年。之后，曹魏集团则把蜀汉政权中的益州籍重要文武官员召回中原，养了起来，后主则还有了“此间乐，不思蜀”的佳话。P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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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

14、关于曹操的统一北方。曹操家族势力雄厚，极多中央与地方高官。曹操亦极想打入地主集团，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几经周折，取得太尉桥玄赏识，称其为“命世之才”，替他游扬名誉；又见当时名士，主持“月旦评”的汝南许邵，谓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获得很高的社会声誉。P31

    15、曹操对董卓集团政治走向的准确判断，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而与袁绍配合，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又与袁术、公孙瓒、陶谦等作战，取得胜利。吕布剿杀董卓之后，曹操又与吕布作战，战败吕布，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但与袁绍渐渐交恶，以至于后来发生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两年后，即建安七年（公元二〇二年）袁绍病死，余部为曹操歼灭。北方初步为曹操统一。P32-54

    16、曹操统一北方的因素，一是兴置屯田；二是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三是能笼络豪强和士夫地主；四是善于利用客观条件，如迎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等，造成政治优势；五是在长期政治、军事生活中，锻炼了指挥才能，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等等。P38

    17、赤壁之战，刘备利用与荆州牧刘表的宗亲关系，驻扎荆州，势力逐步强大，刘表死后，刘表次子刘琮降曹，刘备为曹部追杀，赤壁之战时，刘备与东吴联手抗曹，周瑜采取火攻战术，击败曹军，曹部遂退守北方。这时，“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形势上不得不三分了。P57

    18、曹操的进兵关陇与汉中的得而复失，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曹操命钟繇率军推进关中，秋天里自己亲临前线作战，击败韩遂、马超等部，后从陈仓出散关，战败张鲁，攻取汉中，留守了一段时日。到建安二十一年主力撤退，建安二十三年夏天刘备亲自率部进攻，第二年夺取汉中，曹部退至长安。P58-62

    19、对曹操的评价，曹操自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迎汉帝都许，而相国，而魏公，而魏王，掌握着汉王朝的实际权力，直至公元二二〇年病死，年六十六岁，“挟天子以令诸侯”凡二十四年之久，僚属，甚至孙权等都劝其称帝，他的回答却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死的当年十月，子曹丕即代汉称帝。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实在是一篇说真话的好文章，也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和文采。

    《世说新语》上说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个头不高，但很精神。日常生活中比较随意，不讲究，手不释卷，写得好字，作得好文章；喜欢打猎；提倡节俭之风，因能以身作则，一反汉末奢靡俗尚积习，对统治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选拔人才方面不拘一格，亦能有效发挥人才的作用；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治理国家的能力。

    消极方面，对黄巾军等农民力量的镇压；在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中残酷屠戮异己力量，伤及无辜；喜好杀人，缺乏容人的气量，如祢衡、杨修之死等；有独裁倾向，团队中缺乏和谐气氛。P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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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二）

5、作者序言中，首先对此书的撰写、出版有所交待，然后依次分述古史分期问题，提出魏晋封建论主张，魏晋南北朝时期土地所有制、经济、民族融合、军事、外交、文化等一系列内容，言简意赅，整个序言让人有窥一斑而略知全貌的感觉。

    6、首讲三国分立，三国史事，交错纷杂，分述而内容尽量避免重复，恐怕是历来治史者颇感头疼的问题，阅读过程中宜关注之。

    7、著者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但铁器的使用，自春秋以来，还是慢慢地取代了青铜，铁器的大量使用，不只使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刺激了金属货币作用的进一步繁荣，改变了生产关系，分化了社会阶层结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生产力是决定因素。P1

    8、汉政府对商业活动采取敌视和钳制的态度，对盐、铁贸易实施禁令，致使大土地占有者发展，失地农民增多，境遇悲惨，农民起义频繁发生，规模亦越来越大，直至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东汉王朝终于一蹶不振。著者有详细的统计资料。P11

    9、外戚、宦官擅政，士夫阶层与之斗争，党锢之祸时有发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突出，加之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政权基础逐步动摇。P15

    10、关于黄巾大起义，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爆发，起初是以传播道教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教义是琅琊人于吉编写的一部《太平清领书》，张角传播之，并用符水咒说来医病，十年间太平道聚众十万人之多。P14

    11、黄巾起义终于失败，著者总结原因有三，道教徒内部成分复杂，出现叛徒，举义日期仓促提前；各部缺乏配合和联系，被官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镇压；队伍缺乏训练，装备不良，缺少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人员。P18

    12、黄巾起义失败后，流民问题成为社会的最大危机，而后曹操推行兵屯和民屯制度，使失地农民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缓解了矛盾，但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力。P19   

    13、统治阶层出现混战与割据局面，疾役猖獗，民不聊生，自然经济与坞垒堡壁间经济联系薄弱，终于导致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使国家趋向分裂。P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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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

1、关于作者，王仲荦，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一九八六年，浙江余姚人，为章太炎弟子，历史学家，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被借调至北京标点二十四史，凡十三年，因而避开了文革的冲击，得以腾出精力著书立说，是中国史学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专攻魏晋南北朝史，与唐长孺并称“南王北唐”，因为王负责南朝五史的点校，而唐负责北朝四史。斋名“鹊华山馆”，得名于济南的两座名山，鹊山与华不注山，作者当年即溘然长逝于此书斋。著有著作多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敦煌石室地志考释》等。《西昆酬唱集注》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他的唯一一部关于文学方面的专著。

    2、关于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即有绍介，一九五二年起，因在山东大学授课，编写讲义，写成断代史《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已定稿，一九六六年受文革冲击暂停排印。文革结束，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示重印上册，出版下册，作者觉得间隔时间太长，有修订之必要，于是把原书改写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在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出版。有关书籍简介说，“该书体例严谨，论证详密，资料丰富，语言简洁。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还是中外交流方面均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均有作者独到的见解”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此去多年，该书的出版，除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外，上海古籍、中华书局都有不同的版本。我手头的本子，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出版，上、下两册，为该社王仲荦著作集中的一种。

    3、本书作者序言前有王仲荦夫人郑宜秀所作《前记》，应该是为该社“王仲荦著作集”所作的出版说明，篇幅不大，有关著者生平、治学精神、创作态度、著作出版等情况，文字颇有文学色彩，读之能引起人们对于著者的哀思。郑宜秀在文中说，王仲荦最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他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给人以睿智的笑，并没有一点书呆子的习气。《前记》文末署明二〇〇七年六月作于济南山东大学鹊华山馆。王仲荦去世后，郑宜秀为他整理出版著作多部，说是贤内助，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4、郑宜秀《前记》中叙说王仲荦治学态度，引用王之启蒙老师任菫先于书法方面教诲的话：“学书从篆隶入手，无他道也，取其一直一横而已。取篆之一直，取隶之一横，直不挠曲，横不欹斜。思之思之。”于时人书法学习，大多由楷入手，似有相背，可存一家之言，是应该认真“思之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