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科学发展和良善治理的危害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真正的科学发展和良善治理是极其有害的。当纳粹的极端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破产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战之后实际上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抛弃。这也是二战后资本主义能够得以继续保持生机的根源所在。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有很多人可能对之不以为然。其危害性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很容易被有些人视而不见,甚至可能久而久之地导致多数人都将其取为真理。如果这样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要防止发展和治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泛滥,就必须认清其危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好不动摇,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揭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有四大核心的共同价值观:劳动幸福;关爱底层;缩小差别;联合一致行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把以马克思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哲学家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劳动为根基去建构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是极端有害的,正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这四个最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人自身的自我玷污,是夸大了竞争作用的“竞争万能论”。社会领域如果按照自然选择原理去发展和治理,那是把人类完全等同于一般动物了。人是高级动物,与一般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类是整体,人类联合一致行动是人类应当践行的共同价值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人跟动物一样区分为强者和弱者,让弱者自然淘汰。这跟人类共同主张的底层关爱和一致行动等价值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严重地撕裂为弱者和强者,并彼此不相容,弱者被强者所践踏和抛弃,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现实中,那种以自私性生存为行为根据的,跟猪牛马羊的生存有何区别呢?人类从其产生的时代开始,就靠的是联合的力量,共同抗衡自然力量,而不是靠单打独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方式去求生存。人类的生存是联合性的,整体性的,也是彼此关联的;而不是单独的,个别的,也不是彼此孤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普遍的竞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说,“竞争引起伟大的社会变革”,“剧烈的革命”。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到竞争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竞争万能论是错误的,因为竞争并不能彻底消除不平等,相反却“默认不同等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跟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没有什么区别。更为重要的是,竞争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需要竞争,但反对竞争万能论,而且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解作用,去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必要的、由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马克思指出:“竞争贯串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 其次,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完全违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当劳动幸福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的时候,公平正义是作为尊重劳动的应有之义而蕴含于其中的。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否定了这样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扶持主义思想影响下,表面看竞争是公平的,实际上却十分地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其实,竞争之外还需要考虑各尽所能的原则。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会导致奴役劳动。而这是违背自由劳动的自愿和公平原则的。“竞争贯串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仅以末位淘汰制为例。它将所有人强制性地往同一个绩效目标“驱赶”,全然不珍重人们的劳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那些即使尽了最大所能的人们加以“淘汰”。这违背了自由劳动的最基本要求,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劳工法则(反对强迫劳动),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原则也完全相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诚实劳动是一切自由、平等和人的价值与尊严之根源。那种蔑视劳动神圣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得到认可,就会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根基。同样,分类主义和生存主义等现象也都是表面公平,实质上完全违反了公平原则。分类治理要求的是分类后都要达到善治的目标,而不是分类之后只管好的,抛弃不好的。而有的治理者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采取分类地贴标签的方式,将那些他们认为的强者特者加以扶持,而对其他则抛弃之。这样的扶持主义实际上连自由竞争都称不上,完全是认为地凌弱扶强。同样道理,生存主义把自己的生存看成优先于别人生存的地位,明显也是不正确的治理价值观念。 其三,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极有可能出现被绑架的风险。例如,扶持主义者将强者特者扶持起来之后,就自然而然被绑架了。强者在治理者的扶持下如果越来越强大,就不但会丧失自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而且会裹挟扶持者“同生死,共存亡”;强者在治理者的扶持下如果没有越来越强大,则迫使治理者为了保全所谓的形象政绩,不得不千方百计维护其强者的地位。结果导致治理者和被扶持者不得不“千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谁也离不开谁。这实际上就是治理者被牢牢地跟被扶持者捆绑在了一起,而受损害的将是全体社会的利益。例如,当我们不断扶持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我们能够离开他们吗?完全无法摆脱那几个巨头的阴影。再比如,当我们把主要资源都压在清华、北大等等所谓“一流大学”身上的时候,我们何时能够离得开这些大学?国有企业的巨头们,大学的头羊们,都是我们的代表。他们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造化。这样的相互裹挟,就等于我们没有了自我,他们也没有了自我。彼此完全被困于同一条船上。在发展和治理中,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的例子随处可见。不少地方都会培育自己的支柱企业,形象企业。我们甚至把其他地方收来的税收投放在这些企业中,希望它们强大再强大,我们也把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们送到各种代表、委员的政治光环下,希望他们带好头,成为其他人学习的典范。然而,代价却是一大批官员直接被他们收买、拉下水。当我们丧失了自我的时候,就只能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后果。 最后,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必然混乱,社会整体不可能达成共识。一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化,定型化,社会治理的谐和性就不可能实现。当相互间共识无法形成的时候,发展也会最终成为空话。当社会崇尚弱肉强食的时候,弱者的抗争就是必然的。于是,强者和弱者之间必然裂痕不断加深,彼此缺乏信任和共识,最终导致冲突和矛盾不断。今天,当我们批评有的人“仇富”、“仇官”的时候,实际上是只看到了现象。“仇富”或“仇官”,肯定是不对的。这毫无争议。但问题是,我们要分析人们为什么“仇富”或“仇官”。的确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妒忌而生怨恨,但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富者和官者相互狼狈为奸,损害社会公平的基本法则,违背尊重劳动和关爱弱者的基本价值要求,更有可能是富者和观者串通起来威权,弱者不得不起来为生存抗争。其实,很多人主要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总体来说,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治理方略往往不是将社会带向良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越治越乱。这说明,它的危害是极大的,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本文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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