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1em]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樊殿华 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发自:北京 2015-08-27 14:00:58
2015年3月12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 (CFP/图)
最近一年,央行牵头的金融改革速度明显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银行、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为互联网金融立法、推动利率汇率改革……在急剧变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上,中国央行越来越成为万众瞩目焦点。
2015年8月25日黄昏,挤在地铁里的下班族们带着倦容刷着满屏绿色,这一天,股市暴跌,重回“2000点”时代。六点二十分左右,一条新闻推送闪现在手机上:“央行宣布明起降息降准”,进一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在数月来的股市下跌当中,被股民称为“央妈”的中国人民银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年来前后四次“双降”,分别在4月、5月、6月和8月,每次都激起一轮公众讨论。 实际上,央行角色的凸显是近十年来逐渐完成的过程。而这期间它的掌舵者是周小川——新中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至今履职十三年。 最近一年,央行牵头的金融改革速度明显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改革政策性银行、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为互联网金融立法、推动利率汇率改革……这让中国央行越来越成为全球焦点。 放钱,收钱,谁说了算?除了部委之间的博弈,央行要面对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决策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栋建筑,形似一只侧放的金元宝。在它的附近,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有各大银行、券商机构总部,也有财政部、发改委等国家部委。 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相似,央行在行政结构上也深处这些机构当中,找寻自己的角色。央行作为金融领域政策牵头人的定位,也大致仅形成于三年前。 2013年,延宕十年之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重新启动。8月20日,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为成员单位,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 “由央行牵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位央行司局级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金融监管层之间的协调机制最早始于2000年。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后,央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中的央行一方换成了银监会,央行自此退出监管协调机制。“以前讲监管协调,好像是三会之间的事,跟央行关系不大。”上述央行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三个同属正部级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并不容易。2003年9月,第一次联席会议召开,并明确例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不过,第二次例会召开已是次年3月。 2004年,“德隆事件”暴露的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缺位,以及“银证保”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此后统一金融监管的呼声日渐高涨。2008年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再度重启,却再度无疾而终。 五年之后,伴随金融协调机制的第三次重启,在一行三会中“地位最高、资历最老”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被赋予了召集人的角色。在央行内部人士眼中,更深层的意味在于,央行至此确立了金融监管的主导权。 “如何实现监管协调,央行怎么牵头,很多事情要做,部门之间的博弈有很多。”上述央行官员说。 除此之外,央行要面对的,还有上下级的决策命令。 跟美联储等其他国家央行不同,中国央行是隶属于国务院的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央行并没有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而是“决策咨询机构”。委员会的意见只作为建议,上呈国务院。 周小川也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他以外14人组成,现任成员包括两位央行副行长、一位央行行长助理、三位行业专家,以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统计局局长、银行业协会会长、“三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主席各一人。 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这些重大决策,并非由央行一家拿意见,而是由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征求各部委意见。“具体的决策过程此一时彼一时,跟个人性格、魅力都有关系。”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说。 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季度例会前,都会召开专家咨询会。其他学者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也会被搜集过来作为资料。“决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多次参加专家咨询会的滕泰说。 2010年上半年,央行曾三度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回忆,这三次动作都曾遭遇很大压力。5月之后,更是“被压住什么也干不了”。 其间,报送至周小川的央行报告,对通胀已持“非常鹰派”的观点。上述人士回忆,“我们做通胀预期,告诉领导通胀压力已经很大了,已经到4%、5%,而且可能还不止这个数。” 事实上,周小川本人对通胀也始终保有天然的敏感。他在2012年财新峰会上回顾货币政策十年的得失时说,“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但在决策过程中,周小川并不是多数派。受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波及,2010年3、4月,外贸形势疲软,国际上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声音。上述央行内部人士称,当时只有央行说形势已经过热,要收流动性,但很多部委都是在说“二次探底”,“很困难”、“喊着要继续放(流动性)”。 直到10月,通胀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央行才得以出手加息。 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量冲至近8万亿元,超出7.5万亿的信贷目标。而接下去的半年,CPI增幅超过7%,中国经济自此进入已经滞后的“急刹车”通道,存款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0%以上。2011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通缩迹象。 “表现糟糕,相当大的原因是决策机制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说,“像货币政策,那是很专业的决策,非要让央行去说服外行来做决定。说服期很长,说服完了做决定还有很大的任意性,可以这个星期出台,也可以下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出台。政策的时效性就差了。” 独立性,始终是个未解的心结。“在跟我们交流时,他们会很快提到他没有独立性。”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马丁·费尔德斯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央行总行是北京金融大街由南至北的第一栋建筑。 (CFP/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