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和通胀双方持续回落,经济增速从此前的两位数降至至7%左右,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3个月为负,CPI从5%回落至1.6%,反映整体经济通胀的GDP平减指数回落幅度更大,从10%的高点跌至1.2%。今年年初至今,经济鲜有起色。非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至5.4%,2009年3月以来的低位,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快速恶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今年前7个月同比下降1%,中小企业更差,税收增速也大幅回落。多种价格指数显示当前我国经济的通缩风险仍旧显著。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应的政策层面上应该如何应对问题上,我国的学界、以及政界内一直存在多种观点。目前似乎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增长失速是由于在我国经济经历了两轮过热,期间投资连年高位增长,产能迅速扩张积累直至过剩,导致如今经济恢复“常态”之后 需求无法匹配过剩的产能所致。该观点还认为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其实是市场自我出清去劣势产能的过程,而政府干预,如全面宽松政策等不过是延缓了市场出清的过程,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我们对此种看法并不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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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其实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清算主义”(liquidationists) 学派的再现。“清算主义”学派即认为,经济运行的波动无法,也不应该用政策调节来熨平。在经济过热时期投资和信贷难免过度扩张,从而积累过剩产能。当供给超多需求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看不见的手”就会自我出清来去除那些过度的投资以及劣势产能,从而经济进入以产出下降、失业上升等为代表的痛苦的出清周期。而这时候如果政府出手调节,反而是打断了这种市场自我调节的过程,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结构扭曲。这种思潮一度成为美国那个年代的主流经济思想。
遗憾的是,“清算主义”理论上漏洞明显,并且跟现实并不相符。在其指引下,上世纪初的美联储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决定,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萧条之后,人们开始反思这这种“清算主义”思潮,主流经济学界也对这种思潮的危害基本达成了共识。“清算主义”思潮的错误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按照清算主义的逻辑,经济萧条是此前繁荣时期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所致, 那么在 之后“冷却期”内应该只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出现需求不足的萧条景象。同时资金和劳动者应该顺利从产能过剩行业转移到非产能过剩的行业(Krugman, 2004)。事实并非如此。以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为例,当时几乎每一个行业都经历了大幅度的产出下滑,失业率一度暴涨至25%左右 (De-Long,1991)。这绝不是简单的产能过剩所能解释的。
其次,清算主义的逻辑本质上是在用过去的沉没成本来指导当前的政策走向。不否认,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多或少的会产生投资过度或者低效投资,但不应当 因为这些过去的决策失误而放任后期经济下滑、资源闲置和工人失业(Krugman, 2004)。过去的低效投资不过是沉没成本,而经济下滑期间的不作为则会直接带来现在和未来的效率损失。
第三,清算主义学派认为出清之后经济结构会重组优化,政府不应采取宽松打断这个进程。但实际上需求疲软,融资条件紧张伤害的是所有行业(Bernake, 2004; De-Long , 1991), 而不仅是产能过剩行业。在1930年代的萧条时期,美国所有工业企业均面经营困难(Romer,2009),同时50%的金融机构破产,货币供应暴跌逾1/3,信贷对实体经济整体支持降低, 继而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Caballero and Hammer (2004)通过美国制造业数据证明放任市场出清后反而出现了失业率上升、产出大幅偏离长期均衡的现象,而并不是清算主义者期待的结构优化。
第四, 清算主义学派把经济下行归咎于前期资本积累过剩,然而实际上问题根源往往在于需求疲软以及货币供应不足(Friedmanand Schwartz,1963; Krugman 2004)。譬如1930年代年清算主义思潮盛行时期,美国的实际GDP低于其长期均衡值多达30%左右,经济明显呈现出负产出缺口迹象。投资和消费支出走低,必然伴随着市场对现金需求的大涨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供应不足,反过来又会导致其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够。因此,最佳的政策应对应当是增加货币供给,放宽融资条件,促进私人部门的需求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