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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赋》
——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fú)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huán)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héng gāo)，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miǎn)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dí)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lù)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yè)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máo)，右荫桂旗。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tuān)濑之玄芝。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dì)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
尔乃众灵杂遝(tà)，命俦(chóu)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guī)之猗(yī)靡兮，翳(yì)修袖以延伫。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mò)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ní)踊而夹毂(gǔ)，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
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fēi)辔(pèi)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曹植被他死死囚禁在封地大半辈子，最后郁郁而亡。其他兄弟如曹彰、曹衮、曹彪等人，处境也是一样凄惨。曹丕这种防兄弟如防贼的态度，就连陈寿著史时都有点看不下去，评论说“待籓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怒而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把老婆遗物拿出来送人呢？——何况送的还不是寻常之物，而是暧昧之极的枕头。后世李商隐揶揄这段典故，写了一句诗：“宓妃留枕魏王才”，可见枕头这东西，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良联想的。曹丕再缺心眼儿，也不会这么主动把一顶绿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由此可见，李善这个故事，编的着实离谱，不值一信。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不过是文人的美好想象罢了。我一直坚信这是历史的真相。可当我再一次读完《洛神赋》的时候，对这个观点，却忽然有些犹豫了。赋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浩荡的感情，一千年之后仍旧让人感觉到无比震撼。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实在无法想象，曹植歌颂的会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情。
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越是寻找，我就越是惊讶，因为这一篇赋背后隐藏的东西，似乎远远超乎想象。
挖掘真相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就很可能会迷失在史料的迷宫里。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这把钥匙，得以开启了通往那个时代的大门。
这把钥匙，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历代许多研究者认为，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这看起来言之成理，可惜却不正确。汉赋之中，以地名为篇名的并不少见，如《二京赋》、《两都赋》、《上林赋》等等，却从来没有任何一篇是以“感+地名+赋”的格式命名。
更深一步分析。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却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北京游记》里却只谈黄浦江一样荒谬。
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
心细的人可能会发现。在《三国志》里，这个地名一律直书“鄄城”，如《程昱传》“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可到了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每提到鄄城，却都写成了“甄城”，其下还特意标明注解“县名，属济阴郡，今濮州县也。‘甄’今作‘鄄’，音绢。”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甄字和鄄字在那个时候是相通的。
这里稍微要涉及到一点古文字知识。“甄”在当时并不读“Zhen”，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记录，甄字的古音是居延切，发音为Juan，而“鄄”字读成绢，两字发音完全一致。加上“鄄”字与“甄”字形几乎一样，从垔部，古人将之混写一处，实属平常。
我在《史记》里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既可以写成“晋伐阿、甄”（《司马穰苴传》），又可以写成“膑生阿、鄄之间”（《孙膑传》）。可与《后汉书》同为辅证，证明甄、鄄二字，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可以通用互文的。
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值。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就在同一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致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
如果这些证据都还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明确无疑：曹丕与甄妃的儿子曹睿即位之后，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若不是怕有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我想曹睿也不会特意去关注一篇文章的名字。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并非捕风捉影。李善之说，有本可据，只不过他加了太多的虚构细节渲染，反而削弱了这个说法的可信程度。
也许这时候会有人要问，你绕了一大圈，除了论证出曹植确实对甄妃怀有感情以外，岂不是一无所得吗？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我们清楚了，《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的极好，与曹操、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前面说了，曹魏对藩王的限制，是极其严苛的，稍有举动就会被无情打击。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脑袋了么？
事实比猜测更为离奇。《感甄赋》面世之后，史书上没有记载曹丕对此有任何反应，也没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明明曹植喝醉酒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
当两段史料产生矛盾时，要么是其中一段史料是错误的，要么是两者之间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国志》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感甄赋》也是真实的。既然两者都没问题，那么只能是解释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围绕着《感甄赋》，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的生平。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严格来说，甄宓这个名字是不存在的，不过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姑且如此称之。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袁熙。袁绍失败后，曹丕闯进邺城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睿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之后，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滂，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后来曹睿即位之后，杀郭氏以报母仇。
表面来看，甄宓与曹植之间没什么纠葛，最多是后者单相思罢了。好在曹植是个文人，文人总喜欢发言议论，所谓言多必失，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讯息。凭借这些讯息，我们才有机会揭开迷雾。
在反复查阅中，我终于在曹植写给曹睿的一封书信中，发现了一条微弱的线索。这条线索非常晦涩，可当它从历史尘埃里被拎起来以后，我却发现它所牵连出来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瞠目惊舌的真相。
曹植是一个有雄心的人，他对自己被软禁而无所作为的境况，感觉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他“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意思是曹植觉得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发挥，经常上书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
哥哥曹丕没给他这个机会，但侄子曹睿也许还有的商量。于是，在曹睿即位后的第二年，曹植给曹睿上了一道疏。在他的这份疏里，曹植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嚷嚷着要杀身靖难，以功报主，实在是一篇文采斐然的好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
“臣闻明主使臣，不废有罪。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里面一共用了四个典故。“奔北败军之将用，秦、鲁以成其功”典出秦将孟明视和鲁将曹子，这两个人屡次打了败仗，却始终受到主君信赖，后来发愤图强，一战雪耻。“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其中盗马典出秦穆公。秦穆公的一匹马被山贼偷走，他非但没生气，反而说吃马肉不喝酒容易伤身体，于是送了坛酒给这些偷马人。山贼们很受感动，在秦、晋交战中救了秦穆公一命。因为前句已经用了秦，而秦君为赵姓，所以这里用了赵字互文。
以上三个典故，都是古籍里常见的。真正有意思的，是第四个典故：“绝缨。”
绝缨这个典故出自楚庄王。据《说苑》记载，楚庄王有一次宴请众将，日落不及掌灯，席间漆黑一片。有人趁机对楚庄王的姬妾动手动脚，姬妾急切下扯下他的冠缨，告诉楚庄王说只要点起灯来，看哪个头上无缨的，就是坏人。楚庄王却吩咐众将把冠缨都扯下来，然后再点起火把。数年后，楚庄王表彰一位杀敌极其勇敢的将军，将军坦诚就是当年绝缨之人，为了报答主君宽厚之恩，方舍身杀敌。
臣子给主君上书的时候，这个典故是不能随便乱用的，否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引喻失义”，让人怀疑你对主君老婆起了不良念头。曹植忽然抛出这个典故，本意是想向曹睿表明自己上阵杀敌的强烈意愿，可也等于是堂而皇之地向曹睿表明，他曾经和皇帝的妃子发生过类似“绝缨”一样的关系。这位妃子，只能是他一直迷恋着的甄宓。
紧接着这个典故，曹植又写道：“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这句话就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我兄弟曹丕已经死了，曹彰也挂了，我算什么人，居然能苟活到现在。”重点就在于“臣独何人”四个字的正话反说，明明是在向曹睿强调：我是因为有特殊理由，才能活到现在。而这个理由，曹睿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曹植怕自己这份奏章不被通过（原文：植虽上此表，犹疑不见用），不忘最后补了一句：“呜呼！言之未用，欲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也。”这句话表面上是递进关系，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别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来提醒曹睿：我和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睿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惟独曹睿才能读中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没有记录，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不是出于猜忌，而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植却并非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操在出征救援合肥时，对曹植说：“我当年作顿邱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现在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操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史无明载，不过他在当顿丘令之前是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想来在顿丘做的事也差不多。
可见当曹操出征的时候，他希望曹植能够坐镇邺城，维护大后方的稳定，所以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操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操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曹操三月份回邺城，而曹军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来。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们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时候的建安二十二年。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这个贯穿建安二十一到二十三年的阴谋，就是绝缨事件的真实面貌。那么一个大致结论便可以得出来了：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
于是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亲手种下这些叛乱的果实，然后兴致昂扬地看着它们发芽、结果。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始终还遮盖着重重的迷雾。每一个阴谋，都会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绝缨”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检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
结果呢？自从甄宓与曹植“绝缨”之后，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二十二年成了他的灾难年。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更让他打击得是，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
本来曹丕立嗣未稳，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
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天下为之骚动。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而不是邺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就象是一捆精心设置好爆炸当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药。让人简直要怀疑，这起叛乱的策动者，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
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对此责无旁贷。在二十二年，他已经失去了太多分数，二十三年的这起叛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绝缨”之后，曹植的每一次不正常与失招，都紧紧地与立嗣联系到一起。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这本该是个猜想，不过，在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这个猜想变成了事实。
当时曹操对于曹植仍旧抱有一点点希望，所以当曹仁被关羽包围，他给了曹植最后一次机会，任命他为南中朗将行征虏将军，派去救援曹仁。可谁知道曹植这个不知长进的东西，竟喝了一个酩酊大醉，醉到连将令都无法接。从此，曹操对这不肖子彻底失望。
以上是出于《三国志》的记载。可《魏略》却给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植将行，太子饮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旧体写法。可见曹植的失态，并非出于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这次出征醉酒，并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证明了曹丕一直在紧紧盯着曹植，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使坏的机会——这当然也包括了司马门、杨修之死和甄宓策动的那次叛乱。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现，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害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他不会接受自己戴绿帽子，除非对上位有好处。
而且派甄宓去做这件事，会非常安全。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甚至我有一个更大胆的猜想，在那次临出征前的对饮中，也许曹丕在席间只需轻轻透露说，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会心绪大乱，借酒浇愁。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但他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获利者。
其实获利者还有一个。
这个人是曹丕身旁的一位智囊。这位智囊姓郭，没有名字，却有一个有趣的字，叫女王。我们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么谋士，而是曹丕的一个妃子，迎娶于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郭女王与别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进门，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她对于曹丕的意义，不是女人这么简单，用史书上的一句话描述已经足够：“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短短两句话，一个女中诸葛的形象跃然而出。
让我们仔细咀嚼一下这两句话。“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意思是曹丕夺太子位，郭女王参与了谋划，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时有所献纳”。
夺太子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击曹植。而打击曹植最狠的，就是绝缨事件。因此，很有可能，绝缨事件就是这位“有智数”的郭后献纳给曹丕的计策。她是隐藏在曹丕身后真正的策划者。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诚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每一种心态，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利益链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曹植被甄宓吃定，甄宓被曹丕吃定，曹丕却被郭女王吃定。
于是，在揭开政治阴谋的盖头时，我们发现里面另外裹着一层宫闱斗争的面纱。如此绵密细腻的谋划，大概只有天生对感情敏锐的女性才能有如此手笔吧。
作为进门还不足一年的郭女王，若要扳倒与曹丕相濡以沫这么多年的甄宓，获得宠幸，只有行非常之策，才能达到目的。
于是，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某一个时间，郭女王向曹丕献了这个绝缨之策,然后曹丕给甄宓下达了指示。当曹丕带着郭女王离开邺城之后，曹植惊喜地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甄宓，出现在自己面前……我甚至能想象出，郭女王离开邺城时，唇边带着的那一丝得意笑容。
“甄宓啊甄宓，这一次无论你成功与否，都将不再受君王宠爱。”
这是一个无解的计谋。通过这个计策，不光曹丕成功地打击了曹植，郭女王也成功地打击了甄宓。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巩固了自己在曹丕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曹丕的太子宝座；还让最大的竞争对手甄宓被迫给曹丕戴上了绿帽子。以郭女王对曹丕的了解，她知道这个男人即使是主动拿绿帽子戴，也会把罪过归咎到别人身上。
事实也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曹丕登基之后，立刻冷落了甄宓，专宠她一个人。甄宓被郭女王谗言所害，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极为凄惨。而郭女王，却在曹丕力排众议的支持下，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现在整个事件的轮廓似乎清楚了，可我们的探索仍未结束，因为还有一疑点尚待澄清。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这么做，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尤其是这个让自己自荐枕席的人，还是夫君的另一位姬妾。这对女人来说，是耻辱，不是荣耀。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难道说，甄宓爱曹丕爱到太深，所以你快乐，我也快乐？这也有可能，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曹植也罢、曹丕也罢，史书里甄宓对他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那个时代生存的女性，当她对爱情失去兴趣的时候，真正能让她开心的，只剩一件事。
她的孩子。
甄宓只有一个儿子，叫曹睿，就是后来的魏明帝。
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睿只是一个小童。而且他不在邺城，而是跟着爷爷奶奶爸爸妹妹东征去了。他在邺城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一开始，猜测也许是曹丕故意带走了曹睿，以迫使甄宓完成他的计划。但这还是解释不了甄宓的开心，没人会在自己孩子被挟持走以后还高兴成这样。后来一位友人提醒我，仔细地去看一看曹睿的来历。我去查了一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它就象是一道闪电，驱散开了所有的疑虑。我错了，曹睿不是邺城布局中的一枚小小棋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核心关键！
曹睿死于景初三年正月，时年三十六岁。古人以出生为一岁，以此倒推回去，那么曹睿应该是生于建安九年。
建安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后留侍姑。及鄴城破……文帝入绍舍，姑乃捧（甄）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遂为迎取。
《世语》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人被发垢面，垂涕立绍妻刘后，文帝问之，刘答“是熙妻”，顾揽发髻，以巾拭面，姿貌绝伦。既过，刘谓后“不忧死矣”！遂见纳，有宠
《三国志》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鄴。
三段史料都确凿无疑地记载着同一件事：邺城被曹军攻破之后，曹丕在袁绍府中看中甄宓，并娶回了家。让我们再来看看《曹操传》里的记载：“八月，审配兄子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鄴定。”
曹军在建安九年的八月攻克了邺城；曹丕在同一月里迎娶本是袁熙妻子的甄宓；曹睿也在这一年出生。当这三段材料搁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一直被忽略但却极端重要的真相，出现在我们面前。
曹丕在邺城第一次见到甄宓的时候，她至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也就是说，曹睿不是曹丕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是袁熙。
这个事实有点令人难以接受，但对比史料给出的答案，却是毋庸置疑的。
甄宓早有身孕这件事，曹丕肯定是知道的。不过大概是甄宓实在太漂亮了，曹丕舍不得，于是就姑且当一回便宜老爸。这在三国时代，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曹操打败吕布后，就纳了吕布部将秦宜禄的老婆为妾，秦氏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下一子，被曹操养为义子，名字叫秦朗，后来位至骁骑将军。
这件事曹操肯定是不知道的，打完邺城之后，他忙着征讨袁谭，然后远征乌丸，回头还要征讨高干，管淳，等到忙完这些事情回到邺城，已经是建安十年的年底。他所看到的，就是新娶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下一岁多的大胖小子。
这是曹操的第一个孙子，他十分喜欢。《明帝纪》里说“明皇帝讳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而曹丕呢，也就装糊涂，没有点出这个误解。
明成祖朱棣曾经犹豫是否立儿子朱高炽为太子，就去问解缙。解缙回了三个字：“好圣孙”，意思是朱高炽有个好儿子朱瞻基，于是朱棣才下定决心。可见长孙是立嗣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可以拿到不少加分。曹丕既然志在帝位，当然不会说破这位长孙的真实身份。
曹丕的打算是，反正自己还年轻，等到有了亲生儿子，把曹睿再替掉就是了。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曹丕就象是中了诅咒一样，生下的儿子几乎全部夭折。唯一健康的，只有这个流着袁氏血脉的小孩子。
曹操对曹睿的喜爱。日复一日地变多，甚至感慨说“吾基于尔三世矣”（曹家要流传三代就要靠你了）
为了掩饰谎言，必须要说更多的谎言来，当谎言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曹丕已经无法回头。他已经不敢向父亲解释，这孩子不是曹家的，是袁家的，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出来。
更麻烦的是，曹植那时候也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是两个。如果曹操知道了曹睿的身世，他在曹植和曹丕之间如何选择，没有任何悬念。
于是，就这么阴错阳差，曹睿以长孙的身份被抚养长大。知道他身世的人，都三缄其口。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查阅资料，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细节：
比如曹丕一辈子生了九个儿子（包括名义上的曹睿），除了曹睿以外，其他八个儿子里三个早夭，剩下个个体质孱弱不堪，除了曹霖以外没有能活过二十岁的，而曹霖和曹睿岁数相差至少有十五到二十岁。在夺嫡的斗争中，曹睿差不多可以说没有敌手。可就在形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曹丕对立嗣是什么态度呢？《魏略》：“文帝……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丕知道曹睿不是自己的种，所以才百般拖延，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可惜天不遂人愿，还未能其他子嗣长大，曹丕先撒手人寰。一直到他临终前，还对曹霖念念不忘，最后选无可选，才勉强让曹睿上位。
史书将曹睿迟迟不被立为太子的原因，归咎为甄宓被杀的缘故。现在我们知道了，曹丕只是不愿让鸠占鹊巢，让袁氏血脉流传下去——至于曹睿为什么后来又被立嗣，这与建安二十二年有着莫大的关系，同样惊心动魄，我会在稍后的段落里详细叙述。
现在回到最初的话题来。在建安九年，甄宓带着袁熙的骨肉被曹丕娶走了，她的信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好好抚养他长大。我们不知道她当时的心意，是出于对袁氏家族的责任，还是出于对袁熙个人的感情。也许单纯只是一个母亲出于本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吧。
无论怎么样，曹睿是甄宓最重要的拥有，是她的生命。
幸运的是，阴错阳差之间，曹睿被当成曹家骨肉而受到宠爱。甄宓知道曹操非常喜欢曹睿，同时她也知道曹丕很不喜欢曹睿。曹操在世时，这一点无须担心；倘若曹操一死曹丕即位，这个孩子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所以当曹丕受了郭女王的鼓惑，要求甄宓去实行“绝缨”的时候，甄宓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让曹睿封爵。只要曹睿封了爵，诏告天下，就等于从法理上确保了他曹氏长孙的地位，也就堵死了曹丕以后不认账的可能。
曹丕急于扳倒曹植，于是便答应了甄宓的这个要求。于是从史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吉本叛乱后的建安二十三年，曹睿被封为武德侯，正式被纳入继承人序列，顺位最高。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甄宓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兴奋，那是源自于母亲对儿子深沉的爱。当甄宓做完曹丕交给她的任务以后，她知道，自己终于为流着袁氏血脉的儿子在曹家的家系中确保住了位置。她容光焕发，她意气昂扬，她就象史书里记载的那样：“颜色丰盈，更胜从前。”
当甄宓对着卞夫人脱口而出：“自随夫人，我当何忧”时，前半句是马屁，后半句却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是啊，孩子的前路已经铺好，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历史的车轮在向前转动着。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曹丕迫不及待地接过刘协的禅让，开创了曹魏一朝。当曹丕坐上龙椅，意气风发地朝下俯瞰时，他看到曹睿恭敬地站在群臣最前列。
这时候，他发现天子也是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比如废掉武德侯。诏告天下说这孩子是袁家的种？这会让皇室沦为天下笑柄。曹丕这人极好面子，断然不肯这么干。
曹丕拿曹睿没辙，只能把这种郁闷迁怒于始作俑者甄宓。他拒绝将甄宓封为皇后，并且开始冷落她。而郭女王也不失时机的开始进谗言，现在的她不再惧怕甄宓，甄宓已经不再是威胁，她现在是嫉恨甄宓，因为甄宓有个儿子，虽无太子之名，却有太子之实，而郭女王自己却始终未给曹丕生下一男半女。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鄴。”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身后，除了曹睿之外，惟一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
于是，时间又回到了这篇文章开头时讲的《洛神赋》故事。还是同样的人，只是这一次的事略有不同。曹丕看到监国谒者的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
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虚构了自己的一段旅程，把那一次“绝缨”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建安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初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
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被曹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之间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绝缨”事件与那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并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象《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睿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这么一条突兀的记录。史料里对于曹植为何突然从侯复升为王没任何交代，哪里知道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曹丕的态度，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而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象曹彰一样莫明暴卒，也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丕在黄初七年去世，他一直到去世前夕才把曹睿立为太子。关于这次立嗣的经过，《魏末传》如此记载：“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这句话当真是震耳欲聋。当曹丕听到曹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相信他的反应不是史家粉饰的“深奇之”，而是“深惧之”。
“陛下已杀其母。”杀谁的母？不是鹿母，而是人母，陛下你杀的是我母亲。
“臣不忍杀其子。”杀谁的儿子？不是鹿子，而是人子，是陛下的儿子。我不忍杀陛下的儿子，表明我有能力去杀，只是不忍心罢了。
曹睿这一句借鹿喻人的隐语，彻底让曹丕乱了方寸。他“即放弓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双手过于震惊而无法控弦。
从这句话里，曹丕已经猜到，甄宓在临终前，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秘密和曹睿真正身世都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而此时此刻，甄宓的儿子借着猎鹿的话题，朝着自己发起了攻击。
最终曹丕屈服了，他唯一活下来而且备受宠爱的儿子曹霖年纪尚小。如果曹睿抱定鱼死网破的态度，把所有的一切公之于众，那么毁灭的不只是曹睿自己，还有曹丕乃至整个魏国。这一对父子就在猎场里，交换了彼此的筹码：
我给你大魏皇位，而你给我曹氏家族的安全。
《曹氏家系》记载“明帝即位，以先帝遗意，爱宠（曹）霖异於诸国。”就是曹睿兑现了他对曹丕的承诺。而曹丕虽然百般不情愿，最终还是让曹睿登基。袁家在灭亡几十年后，阴错阳差地占据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曹睿登基之后，屡次向已经荣任太后的郭女王追问母亲死亡的真相，郭女王被逼急了，来了一句：“是你爹要杀的，不关我的事。你当儿子的，该去追究你那死爹，不能因为亲妈就杀后妈啊”（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邪？）曹睿大怒，立刻逼杀郭女王。一来为自己母亲报仇，二来则是为了灭口。
郭女王为了活命，肯定把建安二十二年的细节都交代给了曹睿，孰不知这更坚定了曹睿杀他的决心。郭后死后，世上除了曹睿以外，所有的知情者都死光了。
可曹睿一直不太清楚，作为当年的当事人之一，自己的叔叔曹植究竟知道多少。在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前，曹睿不敢对曹植逼迫太甚。曹植不是身居深宫的郭太后，他是个文人，随便在哪里留下只言片语，都有可能动摇皇位。
曹睿想到那篇让曹丕讳莫如深的《感鄄赋》，他怕被有心人读出端倪，遂下诏改为《洛神赋》。他本道这么一改，将会无人知晓，却不知反而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太和二年，曹植上书曹睿，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他在奏章里隐晦地提及了当年的那些事情，隐隐有了要挟之意。曹睿和曹丕的反应一样，有些惊慌，连忙下诏把他从雍丘改封到东阿。
不过在这一篇奏章里，曹睿总算确认了一件事，他发现曹植对建安二十二年的事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曹植只知道甄宓是被曹丕派来陷害他的，却根本不知道甄宓做这件事的真实动机，当然也就不知道曹睿是袁熙儿子的密辛。
曹睿至此方如释重负。绝缨之事，揭破之后只是丢脸；若是袁氏血统，揭破之后就是天崩地裂的大乱。曹植不知道这个秘密，那是最好不过。
过了几年，羽翼丰满的曹睿不再对这位叔叔客气，一纸诏书把他发配到了陈地。曹植已没了当年锐气，就这么死在了封地，得号陈思王。不知他在死之前，是否仍旧惦念着甄宓。
曹植死后，那些秘密随着他被埋入土里。一直到了这时候，曹睿仍旧不放心，特意下诏“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三国志曹植传》）外人都道曹睿欣赏曹植的文学才能，孰不知这位心里有鬼的天子，只是为了查看叔叔死前，是否留下过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只言片语。
又过了几年，曹睿去世，无子，即位的是曹彰的孙子曹芳，魏国终于回到曹氏血统中来；又过了几年，曹楷被废，即位的是曹霖的儿子曹髦，皇位回到了曹丕这一脉下。可惜这个时候，司马氏已然权势熏天，曹髦堂堂一代君王，竟被杀死在大道之中。到了曹奂这里，终于为司马氏所篡……
千载之下，那些兵戈烟尘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目善睐的传奇女子。世人惊羡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只是不复有人了解这篇赋后所隐藏的那些故事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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