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山
标题: 乔冠华与龚澎往事（图文） [打印本页]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31
标题: 乔冠华与龚澎往事（图文）
龚澎， 著名女外交官。重庆时期周恩来的英文秘书，第一位中共发言人，新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以下是女儿乔松都回忆母亲龚澎。
舍得其书舍不得其人
1973年，乔冠华再婚，原本的阳光之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女儿乔松都说：默默地把父母放在了心里，她希望父亲生活得愉快，但是父亲是怎么想念母亲的，起初她并不知道。
事隔多年，一位在父亲身边工作的老朋友说了一件事。1975年乔冠华去联合国开会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本书看，后来有一位同事借去了，说看看这是本什么书，怎么老乔老带着这本书，老在那儿看。乔冠华就告诉借书的人，这本书是龚澎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他说我天天都带在身边，不是我舍不得书，是我舍不得人，是舍得其书舍不得其人，这本书你看完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那是1975年的事，龚澎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乔冠华也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这件事对女儿松都的触动很大，她不知道在父亲心中，对母亲还有这样镌刻深久的情感，父亲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怀念着母亲。“我觉得这个亲情已经是融入血脉，这种夫妻情也是一种战友情，已经融入到我爸爸的生命当中，他是不会忘记的。”
第一位中共发言人
这位被乔冠华不舍的人，正是他的夫人龚澎。在采访乔松都的过程中，她并不赞同以“乔冠华的夫人”这个视角来讲述她的母亲。母亲龚澎有着比父亲乔冠华更早的革命经历。
上世纪３０年代，龚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１９３６年，龚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为毛泽东同志做过翻译。之后又随八路军进驻太行山区，先后为彭德怀、朱德担任秘书。４０年代，她奉命来到了重庆曾家岩，成为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的骨干。
在外国记者的回忆中，那时的龚澎就是中共新闻发言人。在重庆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是具体琐碎的，龚澎白天去跟外国记者打交道，下午到记者站去发布消息，晚上可能还要翻译材料，或者陪同周恩来同志出席活动做翻译。
乔松都说：“那个时候重庆有个巴县中学，是外国记者聚集互相交流，互相发消息，抢先发消息的场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妈妈英语很好，又比较善于跟人打交道，她就尽量地去交朋友，而且她就是交朋友，有时候谈谈家常，这样的话，大家就很喜欢她，因为一般人觉得共产党可能是说教的，但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外国记者很喜欢跟她打交道，这样从做朋友开始，她慢慢地就把她的观点传递给你。”
这样很自然地，通过交朋友的方式，龚澎成功地把一些消息发布给外国友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争取了很多国际友人。以至于当时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很是生气地训斥他的下属：“你们都是饭桶啊，你们十几个人做不过龚澎一个人，为什么外国人都相信共产党，都不相信我们！”
阳光灿烂的家
在重庆，龚澎遇到了从香港来的党外人士、著名的二战时事评论家乔冠华，而他们的爱情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地方开花结果。重庆开始的不仅是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更是并肩作战的外交事业。
守得云开见日出，新中国成立后，龚澎成为外交部新闻司第一任司长，乔冠华为外交部副部长。在女儿乔松都的记忆里，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她的四口之家是充满阳光的。
乔松都说：“我妈妈喜欢肖邦的《军队进行曲》，就是节奏比较明快的，我爸爸可能更喜欢听一些奏鸣曲，有时候也听京剧，马连良的，但是只有他一个人喜欢。”
在阳光之家，乔冠华叫女儿就叫一个字，就是“都啊都啊”。龚澎就是前面加了一个字，叫老都，年幼的松都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叫她老都，“我说我还是小孩，你怎么就叫我‘老都’，我妈妈说你看北京人叫人亲切，前面就加一个‘老’字，‘老’是表示亲切的意思，而她自己虽然那时候只有４０多岁，她就愿意人家叫她‘老太’，‘龚老太’，她说同事这样叫她感觉特别亲切。”
不堪回首的岁月
外交部在文革中处在风口浪尖，因为负责外国记者工作，龚澎在文革中被斗得非常厉害，而且被斗得也是比较早的。斗得厉害的时候，被罚去扫厕所，而且也没人理她。同时，丈夫乔冠华也被关禁闭，被罚去街头卖造反小报，家里更是被抄得乱七八糟。
这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龚澎因高血压倒下了。女儿至今还对那段日子母亲的嘱咐记忆深刻，“她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将来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还是得站对路线，还得跟着革命路线走。”当年十几岁的女儿想不出来，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呢，挨斗就挨斗了，怎么会家都没有了呢。
在龚澎身体状况迅速下降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对女儿说：“你过来，我要跟你说点事，你爸爸身体不好，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答应我你要照顾好你爸爸。”女儿惊奇地问：“你不是身体也不好，高血压嘛？”龚澎说高血压吃点降压药就好了，是小事，乔冠华胃不好，他的事大，而且那时只有乔冠华还能出来做一些工作，龚澎希望他能够尽量抢时间多做一点工作。
在龚澎住院的那些日子，乔冠华是黯然的。乔松都说：“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昏迷了，中间有一段缓和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好了，可以回家了，但是我爸爸心里一直挂着我妈妈，老放心不下。因为在医院陪了好多天，我就准备先回家了，我爸爸说你陪我走走，就走到了龙福寺，那边花店里摆着很多鲜花。我说爸爸咱们买盆花吧。我爸爸说再走几家，后来到一个花店，看见那里的仙客来一盆一盆开得特别旺盛。我说买一盆，我爸爸就去买了。买完以后，我挺高兴的，我说咱们拿回家迎接妈妈。后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出来，我爸爸就哭了，我爸爸说咱们把花退了吧。他说你妈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我怎么能买花呢，只要你妈妈在医院躺着我就不能买花，我怎么对得起她呢。我们就去把花退了。那是我爸爸第一次当着我面哭，哭得特别厉害，他让我拉着他手，而他的手都是湿的。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从那以后我爸爸就真的再也没买过仙客来。”
因为没有及时到位的救治，龚澎于1970年9月20日离开了人世。
爸爸失去半个生命
龚澎生前，乔冠华常说“我跟龚澎不是一般夫妻”，他觉得人家就是生活夫妻，而他跟龚彭不是一般夫妻，是因为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开会，在单位一块开会，外交活动一块出国，在家里头他们两个人很恩爱。
乔松都说：“后来一些老同志说，你那个爸爸一天到晚说和你妈妈不是一般的夫妻，好像人家别的夫妻都不好，全世界就是他们两人好。”
曾经“不一般的夫妻”而今形单影只，龚澎的去世一度使乔冠华犹如失去半个生命。那段时间女儿看到父亲经常流泪，情绪非常低落，还经常喝酒。
乔冠华爱喝酒，有些文章说他常常“狂饮”，而在女儿的记忆中，父亲喝酒但没有狂饮，父亲写东西的时候也喝点酒，是品酒，低落的时候也喝酒，也是品酒，有时候看相片喝一点酒，是从酒里头寻找一些回味。在失去妻子的那段日子，他也常常啜饮，甚至哭泣。
乔松都说：“院子很多人都常来陪他。因为我们家里一般的话是九点多、十点，孩子就睡觉了，我爸爸妈妈还要继续聊天，或者共同处理一些工作，一般到十二点、一点才睡，妈妈去世的这段日子对父亲最深刻，他可能会想起过去，想到如果我妈妈在的话，这是一天交流最好的时候，而现在他却是孤独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哥哥老陪他，跟他谈，这是我父亲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如果龚澎再多等一年，她就能和丈夫一起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那一刻。而对于乔冠华来说，那是一次独行。
乔松都说：“因为这是全中国人的一个大事，父亲去联大的时候家里人都很高兴，而且在文革期间，父亲又能够重新工作了，中央又信任父亲了，我们那时候都挺兴奋的。我记得在送爸爸走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几点到美国啊，美国什么样啊。但是他就没说话，要走的时候，我爸爸说等一下，他就走到里屋，我看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在我妈妈那个大镜框前，给它一点一点全都又重新擦了一遍。然后就默默地站在那儿，等于跟我妈妈两个人又在那儿对话。完了我爸爸转身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头也没回走出去了，这样他就等于跟我妈妈告别了。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会开成功，我觉得这是当时他的真实心情。”
无法挽回的与不能言说的
松都17岁就失去了她最爱的母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悲痛。母亲在女儿的眼中是充满母爱的，尽管母女在一起的日子有些短暂，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乔松都说：“我小时候，妈妈虽然很忙，但她会抽空陪我，比方说今天下午有活动了，或者上午在家里要批点东西，可能从十点以后她是空的，她就会说咱们去哪儿，我说去小人书店，她就会带我去小人书店。空下来的时间，她就抽空和我聊天。我觉得她是一个出色的母亲和出色的外交官。”
为了这份未完的母爱，松都早早地就许愿要为妈妈写一本传记，她要用文字的形式纪念以及告诉大家她的这位出色的母亲。历时八年，寻访众多母亲生前的朋友同事，重走母亲当年走过的革命道路，她的《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终于在2008年清明节前出版了。清明那天，松都把书放在了母亲的墓前，她把要对母亲说的话都写在了里面，她相信父母在天之灵一定听得见她的声音。
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怕被同事看到她流泪的样子，她几次躲在桌子底下抹去眼泪。她说，书写完后，关于母亲去世那些章节她再也不翻看了，她怕再深陷那种失去母亲的痛楚中。而对于父亲乔冠华，松都最遗憾的就是父亲晚年父女俩在一起的时间少之甚少。她说后悔没有经常陪在父亲身边，如果她能多陪陪父亲，也许父亲晚年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33
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和龚澎
乔松都
代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具有传记写实性的回忆录。传主是新中国一代外交奇才夫妇乔冠华、龚澎。作者就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乔松都。她费时几年，在青灯黄卷下翻阅了大量解密资料和相关著作，用心血拌着泪水写成的一部记录父母革命和家庭亲情的作品。
这部书是松都的处女作。作为一部写实性传记，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个字：真实。松都是按此去写作的，因此这本书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书中写到龚澎阿姨如何在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下怎样几次负责接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的真实景象等，是第一次向外界详尽披露。作者以女儿家特有的精细、理性、绵密的笔触，以一种充满了只有血脉儿女才具有的真实感情和深深埋藏在心底的思念，写出了父亲乔冠华和母亲龚澎这对老外交家，艰苦奋斗、忠实执行党和人民所赋予光荣重大任务的历史真实原貌。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夫妻二人并肩战斗，互为连理而比翼双飞。毛主席曾赞誉乔冠华与龚澎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真是恰如其分呢!
龚澎阿姨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卓绝的开创性外交工作中，以及对人生的态度上，往往是巾帼不让须眉。她是开国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也是外交部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后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在文革的动乱年代，在疯狂的造反派面前，龚澎阿姨坚守原则、站稳立场，在各种压力面前，她表现出的大无畏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给我们下一代人心中永远留下一个伟大革命母亲的形象！这些在作者笔下都有生动的描述。
我永远忘不了上世纪50年代初，儿时的我经常到乔家居住过的台基厂3号、无量大人胡同6号、报房胡同35号等乔宅做客，我亲眼看到乔伯和龚姨总是因为开国外事繁忙而匆匆钻进汽车去上班，但更多的还是目睹龚姨常常骑上一辆女式"凤头"自行车瞬间消失在风雨中的难忘景象。还有作者松都尚在襁褓中的1954年，她的哥哥宗淮和我同读小学时，他们的父母一身戎装，胸前佩带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标，多次奔赴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停战后金日成元帅特发给他们军功章。
记得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到乔家为宗淮过10周岁生日，龚澎阿姨亲自"操办"，五六位小同学一人一块蛋糕，一杯汽水，一把糖果，真是"排排坐，吃果果"了。那时我们也不会唱什么英文生日歌，也没有烛光，只是在龚澎阿姨引导下"拍拍手，哈哈一笑"而已。我们每人还端起朝鲜人民军副总长赠送给乔伯伯和龚澎阿姨的苏式转盘冲锋枪，吃力地挎到脖子上，以"英雄"状而自娱，引得乔氏夫妇也大笑不止……
1963年我的父亲万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与乔伯伯一起跟随刘少奇主席去平壤访问，一路上，万、乔两人谈笑风生，我父亲教乔伯伯学会了打桥牌，这也是乔伯伯第一次"叫牌过招"呢。那是一次充满战友情、同志情的愉快出访，也是俩人唯一一次的共同出访。
弹指一挥间，这都是近半个世纪前的如烟往事了呀!
不容置疑，在中国百年难遇的改革开放的盛世之下，多少人向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明媚春天终于到来了。出书写传蔚然成风，但也难免鱼目混珠。许多关于乔外长的回忆录和传记纷纷问世，也刮起了一阵"乔老爷"的热潮。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在记述乔外长叱咤中国外交风云的纷繁文字中，关注和记录与他生活长达28年的夫人，也是一代杰出外交家龚澎的文章就颇为单薄了。有幸的是她的女儿乔松都做了生动和较为全面的补充，尽管还不够丰厚，但读者总可以"一叶知秋"了。
我想通过这本书，读者不仅看到了乔冠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认识了他身边这位经过长期革命战火考验的忠实伴侣，集美丽、智慧、勇气为一身的部长助理龚澎。
在文革的浩劫中，同样受到高压和冲击的龚澎阿姨，身心受到严重损害而英年早逝。难怪周恩来总理在龚澎重病期间，十分悲痛地命令医护人员大力抢救，并亲自到病房探望她。还有少为人知的龚澎的姐姐（作者的大姨）龚普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前辈，她的夫君章汉夫伯伯则是建国初期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他们都是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见证人啊！这位开国的副外长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龚澎的父亲-松都的姥爷龚镇洲也是一位德高望重、追随孙中山、被周总理尊称为"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革命先驱式人物。
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松都的胞兄乔宗淮，亦是一位在外交战线埋头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副部级外交官。
作者松都是学医的，从小受到学校和乔氏夫妇良好的教育。她见了我们这些大哥哥总是默默无语地点一下头，微微一笑，就忙着做功课和弹钢琴去了。如今她带着历史责任，更多地是对双亲的日夜思念，在亦乐亦悲中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松都出书写双亲，可喜可贺。有幸给愚兄机会写些心里话，借此机会为两位我所熟悉的革命前辈奉上点滴回忆拾遗，甚感荣幸。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
2007年岁末写于京都苹花书屋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38
乔松都
乔宗淮
燕尔新婚的乔冠华、龚澎伉俪
全家福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后著名的“乔老爷大笑”照片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48
前言
秋高气爽，天色湛蓝的10月10日，这一天是我的母亲龚澎的诞辰日。
傍晚，我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北京东城区一条普通的街巷-报房胡同，低墙矮树小路，灰楼老宅旧物，一切如故。1957年至1973年间，我们一家就住在胡同里的一座宿舍大院中，这是爸妈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家四口最后的家。院子里三十几家大使级干部是我们的老邻居。
一走进这条胡同，我的心就无法平静下来，那是充满阳光和激情的日子，30年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思念齐涌心头，往事历历在目，爸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
那是妈妈-
优雅的身姿，浓密的头发，两颗钻石般的眸子闪动着智慧和真诚，眉宇之间有一种比美更豁达的气质。
妈妈的身旁是一个高高的身影，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秀郎镜，开朗的神情，洒脱的笑容，他和妈妈长得有几分相似，这是我的爸爸乔冠华。
1971年他在联合国的那张"乔的大笑"的新闻照片，成为中国人民重返国际舞台的象征，而他大笑背后的动人故事却鲜为人知。
爸爸妈妈是一对"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的恩爱夫妻，也是我和哥哥的好父亲、好母亲，他们携手并肩相濡以沫走过了30年的风雨春秋。
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亲自点将，妈妈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爸爸任部长助理，他们双双驰骋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院子里总有几盏彻夜不眠的灯，人们经常透过书房的窗帘，看到爸妈和同事们忙碌的身影……
时光飞转，当年的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已是明日黄花。沧海桑田，遥望双亲，往事如梦。只有老屋前那棵丁香树，虽然早已过了开花的盛年，却依旧在根茎上生出苍绿的枝叶，车库旁繁茂的紫藤萝散发着幽香，我站在寂静的老院子里，恍如昨日。
爸妈留下的许多动人故事已在时光隧道中流逝，然而青史留痕，在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画卷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爸妈的身影，找到他们耕耘的足迹。当年周恩来为外交部女同志树起的那面旗帜至今仍在许多老同志的心中飘扬。
在夜色中，我遥望着无际的星空，看！那两颗闪烁的星星就是爸和妈！他们在遥远的天国正关切地注视着我。爸爸妈妈，你们看见了吗？我又回咱们家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们，我又来到咱们的老屋前，等着你们下班回来。
什么时候我们全家可以重新团聚？什么时候我可以像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在除夕之夜守候在自己年迈的老父老母身旁？现在，我的身边又多了我的儿子——您们的外孙。我希望他能够了解他的姥姥、姥爷这一代人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人海茫茫，天地两相隔。
爸和妈，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我有很多话，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
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倚在你们身边，轻轻地为你们朗读我为你们写的书，悄悄地倾听从遥远的天国传来的回音……
我听见了！那叮咚的泉水声是妈妈亲切的回答!
我看见了！苍翠的松柏在悠悠地晃动，那是爸爸在会意微笑地点头！
我感觉到了！那柔和的春风像是爸妈的大手抚摸我的头。
爸和妈，在你们身边，我心里很踏实很温暖，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愿我和你们在此书中重逢！
母亲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为了事业她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热情。她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却很少提及自己，因为她为人一向低调，从不张扬。
母亲待人真挚宽厚，非常重情义。她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儿女，更重要的是教育我们怎么做人，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她走过的路和她的一言一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
在流亡中降生
1914年10月10日，日本东京湾最大的港口城市横滨，在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家里出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她天庭饱满，五官端正，一双明亮有神的眸子就像两颗晶莹的黑葡萄。按当地人的习惯，家里叫她"阿格"（日语：小女孩）。这个孩子就是我的母亲龚澎。
她排行老二，上面是比她大一岁的大姨龚普生。根据佛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说法，姥姥、姥爷先为大姨取名"普生"，又为母亲取名"慈生"（又名庆生）；母亲在学生时代改用"维航"；参加革命后，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更名为"龚澎"。
1913年，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袁世凯却窃取了革命成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先行者探索着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我的姥爷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讨伐袁世凯的战役开始后，姥爷在芜湖、长江流域树旗响应，并率先发布《讨袁檄文》："今数其大罪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通缉，1913年深秋，在上海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姥爷、姥姥带着刚满月的大姨秘密藏进一条运煤船的底舱，小船驶到吴淞口后，一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他们在日本横滨港安全靠岸，全家顺利脱险。
我没能见到姥爷，可从相片上看得出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长得很威武很神气。
姥爷龚镇洲
我的姥爷龚镇洲（原名龚镇鹏，1882-1942），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安徽省合肥北乡古溏村人，祖上十四代高祖从江西迁入安徽。
北乡古溏村位于蚌埠、淮南、合肥三市之间，地处江淮交通要道，现今属合肥市长丰县。战国时有楚头吴尾之说，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处。长丰地势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新四军独立团在淮西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并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片土地历来就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素有"民风刚毅之乡"之称。
龚氏家族在合肥地区是一户大姓，姥爷自幼家境贫寒，家中只有茅屋三间，几亩赖以为生的薄田。太姥爷龚宗瑜平时一边在家中教私塾，一边种田务农。他为人正直，喜好书画,对史学颇有研究，国民党元老吴忠信当年曾是龚氏家塾的学生。
姥爷10岁就帮家里干许多农活儿，和兄长们一起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所幸的是由于有太姥爷执教私塾，农闲时可近水楼台，接受了"人之初"的基础教育。在家塾听课之余，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受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特别是康梁的维新思想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开始向往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关注着国家前途和命运。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姥爷结识了当地一批有志的青年，他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共谋推翻满清政府之大计。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知识，姥爷到江南将备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
1905年底，姥爷因在江南将备学堂被清政府指为"革命党人"而被捕，经同乡好友营救出狱后，由同盟会安徽分会主盟人吴谷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不久，姥爷到安庆城外参加了李鸿章创建的新军。
1907年7月6日，姥爷龚镇洲和薛哲、倪映典等新军将士参与了安徽省警务督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武装起义,安庆起义失败，清军立即开始大规模搜捕革命党成员，为防不测，姥爷决定离开安徽。他身上揣着仅有的一元钱，手拿一把雨伞，背着包裹，从安徽出发，翻山越岭直奔保定府，徒步近一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位于直隶省境内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2)
新成立的军校不收学费，却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背景,恰逢本族一位堂兄报名后改变了主意，没有去考场，姥爷便冒名顶替参加了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更名"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这里的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也从此改名为龚镇洲。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姥爷则到安庆讲武堂任教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各地，担任讲武堂教官的姥爷正在准备响应之时，得知当地清政府驻军将奉命开往南京镇压可能发生的起义，姥爷迅速集合数十名士官生，趁黑夜潜入城内，待城外驻军刚刚开跋，便与清江城内守军激战起来，无奈寡不敌众，弹尽无援，姥爷跳入水中突围时不幸被捕入狱。在即将被处以极刑之际，几个属下士官冒死把姥爷从狱中带伤劫出，秘密潜往安庆。这次由龚镇洲领导发动的清江起义打响了苏皖一带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姥爷的挚友吴谷却惨遭清政府杀害，在其慷慨就义时留下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拼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
1911年11月25日晨，孙中山先生从法国马赛港乘船经新加坡、香港抵达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正在上海养伤的姥爷和同盟会党、政、军各界人士齐聚码头迎接。后来孙先生专门召见了他，黄兴还把自己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徐文介绍给姥爷，那就是我的姥姥，不久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以"不取奉薪，唯以北伐"为宗旨，在皖北成立了范鸿先领导的5000壮士组成的铁血军，姥爷担任陆军部第35旅旅长，掌理军务，他作战英勇果敢，被赞誉为"铁血大将军"。
姥爷出身农家，一生淡泊名利，不善权谋，不好张扬，后来曾在陈炯明麾下掌兵，因不习官场的勾心斗角及军阀作风，故退出军界，寓居上海。尽管如此，姥爷的意志并不消沉，生活也不潦倒。在历史的几个大转折时期，他都能追求进步，从不趋炎附势向权贵低头。
1941年春，姥爷从桂林专程来重庆看望他的女儿们，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与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红岩村设宴招待他。
周恩来详细地谈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姥爷甚感欣慰，他感慨地说："我的女儿在你们这里不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公工作，她找到了寻求真理的道路，我是很赞成的。我已告诉她，不管遇到多大挫折和困难，不要后退，要坚持到底。龚澎在你们身边工作，我可以放心啦！"
周恩来曾经在某次会见外宾时向毛泽东介绍了母亲的家世，毛主席听后对母亲说,你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
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
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
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
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
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
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
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
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
母亲的童年是在广东度过的。广东是姥姥的故乡，也是母亲在祖国生活成长、留下深刻记忆的第一个地方，粤语成为她的母语。几十年后，母亲都没有忘记家乡话，只要遇到知音，她总是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广东话，那里有太多童年的记忆：碧海蓝天，群鸥飞翔，孩子们光着脚板在沙路上跑来跑去；在古老的榕树下，他们唱着童谣《月光光》；郁郁葱葱的南国四季如春，凤凰花、木棉树，还有满街的槟榔和木瓜。儿时经常听母亲讲她小时候在广东生活的有趣情景。每当听到那些半音节的"鸟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切与熟识的感觉。
我的三姨和舅舅都是在广东出生的。
1917年秋季，姥爷被以孙中山任大元帅的军政府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1920年他出任虎门要塞总指挥，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从1921年起，母亲进入广州的小学上学，后来她又随全家来到汕头市，并在当地学校继续就读。
姥爷是个清廉的人，到了广东他就东奔西走忙于公务，却没有更多的精力好好安置自己的家。姥姥带着大姨、母亲、三姨和舅舅四个幼小的孩子过着简朴的日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更不能说是衣食无忧。
母亲说,他们全家曾住在阔亲戚给工人住的一间旧车库里，那房子靠着大门口，一碗热茶水泡米饭是孩子们经常吃的午餐。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1921年4月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5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设总统府于观音山麓。打倒列强，分田地，那时的广州到处都洋溢着高涨的革命气氛。母亲在这风光绮丽的南国和大革命氛围中度过了她的童年。
淮海路上的小姑娘
1925年初，母亲跟随全家从广东搬迁到上海。从此龚家就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经老友协助，一家五口在卢湾区蒲石村一座公寓楼里安顿下来。母亲很快进入上海吴山小学继续学习。
姥爷一向克己奉公，在军界服务时，从没有为自己积蓄下钱财，当时母亲和大姨都在念书，下面尚有年幼的弟妹，家中常常因为钱不够用而去当铺典当，可姥爷却始终坚持要让子女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
姥爷不仅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还是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他勤于思索，深明大义。在那个时代，旧军人娶姨太太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姥爷却没有，他对姥姥相敬如宾始终如一，对子女爱护有加关怀备至。在家中，他经常为孩子们讲述戎马生涯时的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使母亲极为着迷。姥爷远赴保定军校时，独自在深山中用雨伞与野狼周旋的情节孩子们听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日后成了孙辈们都知晓的家传惊险故事。
第一部分 第7节：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5)
到13岁时，母亲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姑娘了。母亲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到上海不久，母亲学会了用简单的化妆品把自己妆扮得更加漂亮。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55
龚澎
出访东德
在陪都重庆担任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的龚澎
1954年5月1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右二）接见法国上萨瓦省的妇女代表团。
1949年9月，北京，龚澎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0:59
1956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举行宴会，招待以阿卜杜勒莫内姆马茂德萨韦为首的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在瑞士日内瓦会议，1954年。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11月24日到达成功湖后，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递交全权证书。自左至右：浦山，伍修权代表，赖伊，乔冠华顾问，龚普生。
龚澎、龚普生之父龚镇洲与子女们
日内瓦会议期间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14
圣玛丽亚女中
姥爷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家境虽然不佳，却仍然坚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1928年初秋，14岁的母亲进入上海圣公会办的圣玛丽亚女子中学初中读书，同时在这个学校学习的还有我的大姨龚普生。
圣玛丽亚女中创办于1881年，校址位于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校园内。1923年学校迁往白利南路的新校舍，今长宁路1187号，这座建筑的外表很像一所修道院。学校各方面的管理要求极严格，是寄宿学校。
女中对学生的英文水平要求很高，授课、师生对话均使用英语，新旧约全书是必读课。为此，很多家境富裕的同学很早就请了家庭教师作英语辅导。
一学期下来，母亲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班里有人嘲笑她，面对那倨傲的目光，母亲立志发奋，一定要利用暑假这段时间迎头赶上去！为此，母亲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补习计划。踏下心来，一切从头开始，一词一句、一章一节，反反复复地读、说、听、写、背。在帮助父母料理家务时，她就尽量用英语对话。整个暑假母亲都在闷头学习，中间曾有同学邀她一起出去玩，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学期开始后，同学们惊奇地发现，龚维航的英文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令人刮目相看了。从此，母亲的英文水平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课余，她还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书籍。英国著名的作家沃可特·司各特的历史系列小说使母亲如醉如痴，他的作品《艾凡赫》（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情节浪漫复杂，语言流畅生动，后世不少作家写作都受他的影响。英国作家威尔士的科幻题材小说《隐身人》，雨果的《九三年》等都是母亲喜欢阅读的英文小说。她看书深入故事人物，兴之所至，得意忘形，有时手舞足蹈讲书中故事，以娱同窗学友，有时读书读得错过吃饭时间，姥爷知道了，便每周送她一罐马宝山牌饼干。得了这罐饼干后，母亲干脆连食堂也不去了，除了上课之外，便是看英文小说，饿了就把饼干桶一开，好像面对王母娘娘蟠桃园中的仙果，一手执卷，一面随手捡吃饼干。几年下来，已打下结实的英文功底，也为母亲后来胜任党的外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母亲是同学，同住一间宿舍,几十年后提起这段往事还津津乐道，她对中学时代母亲的印象是："身材高大酷似乃父的龚澎一副男孩子脾气，衣着朴素，从不打扮。她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废寝忘食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冯亦代伯伯在《忆龚澎》一文中回忆说："在香港时，老乔是我们家里的常客，他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安娜常常叹说，如果维航（即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话也只是说说而已。那时，安娜根本不知维航身在何处，至于我知道的维航则是浅而又浅的，印象中讲到维航总和她那只马宝山饼干桶联系在一起。"
母亲与冯亦代夫妇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接到老朋友打来的电话，母亲就吴侬细语地讲起了地道的上海话。
进入高中以后，母亲担任了学生会（当时称国光会。学校里还有一个和学生会类似的学生团体名为"自治会"）主席。它的成员是每学年由学生投票选举产生的，主要负责组织学生讲演比赛、体育比赛、联谊会等活动。自然，母亲也从中得到了不少锻炼，特别是在组织能力方面。当年的老师和校友们说，龚维航的嘴巴很厉害。
母亲一直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探索着。最初她曾一度信奉基督教，可是目睹民族的危亡，她再也无法沉浸在宗教的世界里。很快她就成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当年，我的大姨也是校内活动的积极分子，她曾在校刊《凤藻》上多次发表文章，探讨人生和宗教问题。
1933年6月，19岁的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此时，我的大姨龚普生已先于她一年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20
1881年文纪、俾文两校合并成立圣玛利亚女中（St. Mary's Hall），校址在万航渡路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第一年招生28人，首任校长为中国人黄素娥女士。
圣玛利亚女校的学生在操场上合影。
图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圣玛丽亚女中学的师生合影
上海圣玛利亚女中的宿舍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23
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女大学生生活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26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30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37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40
未名湖畔
这是母亲第一次来到北国。清澈的湖水，美丽的塔影，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燕园不大，却有一番别致的景色。大学时代的日子是珍贵而美好的，在未名湖畔，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校内八百多学生中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少数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的华侨。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是燕大的创始人，他以几位军阀的后花园为基础，建成了这所中国北方最大的美国私立大学（后来与北京大学合并）。根据有关规定，从1932年起，中国教育家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校长改任教务长，但他始终大权在手。珍珠港事件前，他利用美国与日本尚且维持外交关系的便利，在校内掩护了许多进步教授和学生。
当时燕大的师资和教学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司徒雷登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他主张西学东进开明办学。由于是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国民政府对这里的控制相对松散，燕园里学术空气活跃，言论、集会比较自由，学生们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按今天的话说，学生们除受到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外,还得到了德智体全面的发展。
不过，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燕大的学费是很高的，每年的学杂费加在一起要150银元左右，比清华大学的费用要贵出许多，大户人家对这笔钱是不在乎的，可是对于寻常百姓来讲，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母亲清楚，家里能够支持她们姐妹二人都来燕大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上海报考志愿的时候，姥姥就意味深长地对她说，如果你想上最好的学校，那就自己努力吧！
燕京大学对各科的成绩要求很高，家境不富裕的子女要想进入这所学校就读，首先要在直考中闯过难关。如果取得优异成绩，就有资格申请到校内颁发的奖学金了,不仅能完成学业，还可以减轻家中的负担。
在历史系，母亲每学期都以名列前茅的分数获得安徽省籍的优秀学生奖学金，只有一个学年没有拿到名次,母亲心里非常难过，下决心以后再不让家里为她操劳了。接下来的整个学期，母亲都在埋头苦战、拼命读书,连话都很少讲。第二年，她又争取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区棠亮阿姨（原中调部副部长）是妈妈燕京高一届的同学。1933年秋天，新学期即将开始，大姨龚普生约她一起去前门火车站接母亲。刚下火车的母亲显得很潇洒亮丽，大家都喜欢她。母亲为人随和，课余她时常与学友兼老乡棠亮阿姨一起在宿舍烧广东菜吃。
母亲是一位待人热情、开朗活跃的学生，她与各系同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对新生，她总是给与多方关照，使他们很快融入到校园中。杨公素伯伯（原名佘贻泽）1935年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来到燕京政治学院读研究生，那时母亲已是燕大三年级的学生了。在学生们自发的欢迎会上，母亲对这位新来的学长说，请你一起参加我们欢迎新生的大会吧！为了让新来的同学尽快了解历史悠久的北平，母亲和几个高班学生还在周末作向导，带着他们游览故宫等名胜古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打破了燕大的平静，到母亲入校学习的时候，燕园之内已不再是单纯的读书声，各年级组成了多个小组会，大家讨论着"民族战争中学生的任务"，"中国是怎样沦为半殖民地的"等与时政相关的题目。
1935年5月，同学们改选了原本并不引人关注的学生自治会。进步学生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通过，张兆霖任自治会主席，龚普生任副主席，陈当选文书，王汝梅（黄华）当选执委会主席，陈翰伯担任膳物部部长，龚维航为财政部部长。
新学期开始后，自治会为同学们办了几件漂亮的事情，还以个人名义组织了"事实座谈会"和"东北座谈会"，由于华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参加开会的同学越来越多，母亲也从中得到许多锻炼。
亲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5年日军不断寻衅滋事，北平风雨飘摇。日本通过《何梅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省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从北平撤走了。街头上常常有横冲直闯的日本宪兵，到处是日文书、东洋货。不久，日本人占据了丰台火车站。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起来！"
一批进步学生聚集在北京西北郊的樱桃沟，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了"保卫华北"的誓言。这四个巨型的大字至今仍屹立在丛林之中。
10月22日，燕大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向正在南京开幕的国民党第六次会议发出电文，请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个提案还起草了一份要求民主的宣言草案，得到北大、清华等九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响应，共同发表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改治的联合宣言。
当时，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在燕大开展了许多秘密活动，母亲和一批进步同学时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斯诺夫妇刚刚从城里的煤渣胡同搬到海淀郊区一所农户的住房。在那里，大家一起讨论着时政和斗争的方案。
经常在斯诺家中聚会的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还有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维航（龚澎）、陈翰伯等人。当时，大家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忧国忧民的想法。斯诺对学生们说，我认识宋庆龄，我负责把这封信交到她的手中！几天后，这封信经由史沫特莱女士到上海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并且，她还带回了宋庆龄给同学们亲笔签名的英文信。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为了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12月初，国民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两天以后在北平城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8日晚，学生会在燕园的贝公礼堂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学生大会。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第二天的活动。母亲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杨公素伯伯后来回忆说，"一二·九"前一天，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有重大活动！参加我们的行动吧！"
北平的老百姓都亲眼看到了12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大事，可北平各大报纸却没有登载任何报道，只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压了当天的新闻。
为了驳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歪曲报道，让外国记者们更多地了解"一·二九"学生运动真实的情况，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主持。
在记者招待会上，她们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呼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抨击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
到会的共有十名中外记者，其中有：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人兼主笔J.B鲍威尔、《合众社》记者麦克·费西（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处长）、《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法新社》记者、斯诺夫妇、《亚细亚》杂志、天津《华北明星》报、《大学》杂志等报刊都纷纷派出记者前往现场采访。
那时的中国很少有记者招待会，更别说是由北平学生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了。虽然母亲和大姨那时并没有从事这方面活动的经验，但是她们有许多愤怒和不平要告诉全世界，她们有很多话要说。
斯诺夫妇非常热情，他们帮着招待来宾，同时还把外国记者一一介绍给中国学生。斯诺夫人海伦对母亲说，你们亲口对他们讲，胜过我们说一百句。
在会上，母亲和大姨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介绍了"一二·九"当天的情况，并且说明了她们对时局的看法和要求。
虽然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但她们表述的是中国人民爱国的心声，这正义的感情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和勇气，加上平时熟练的英文基础和对当前形势进行的深刻分析，记者招待会获得圆满成功。母亲的机智、敏锐和出色的口才给到会的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43
"一二·九"运动以后，燕大呈现出一片崭新的精神面貌。
母亲担任了学生自治会新成立的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她积极策划开展了许多工作。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宣传处（内设对外宣传组、出版组等五个组）。其中的对外宣传组有16人参加。学生们负责给国外青年团体和著名大学的学生写信,在交朋友中宣传抗日。此外，他们还要用英文写稿报道"一二·九"运动，并且向国内外英文报刊投寄。不久,母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二章 妈妈的青春之歌(4)
1936年1月，部分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个多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取缔北平学联的通知，军警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学校里逮捕了200多名学生，学生运动进入低谷。
1936年初春，母亲经燕大同学陈（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是福建人，燕大毕业后奔赴延安，解放后曾担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
当时党组织十分需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队伍，至1936年上半年，党团支部发展迅速，形成了校内革命活动很强的骨干队伍。燕大第一任支部书记王永琪（王明远）回忆了燕大党支部建立的经过：在"一二·九"开始的时候，一个深夜，燕大学生陈在燕大图书馆后面的广告牌前找到了正在贴秘密传单的清华同学姚依林。第二天陈对姚依林自述了自己曾于1930年在福州参加过共青团，现在找不到关系。姚依林便把他介绍给周晓舟，当时地下党非常需要新生力量，陈很快被吸收为党员。第二天陈就发展了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又发展了王永琪。1936年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之后，燕京大学成立了党支部,由王永琪担任书记。陈是西郊区委书记，他和文书都不参加燕大党支部。不久，陈又吸收几个学生会的领导人入党，由上级直接领导，也未编入燕大党支部。①
当时校内各年级都有党、团员和民先队员，以1935年入学这一届人数最多。柯华（原驻英国大使）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不久前我碰到一位比母亲低两届的校友，当年也是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随丈夫远赴国外，这位年逾九旬的长者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龚维航怎么样了？可见当年印象之深。
传播《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
燕京大学有一批同情中国学生运动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母亲的成长和影响很深，如众所周知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至1935年他是新闻系担任客座讲师的外国记者之一。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则在校内旁听哲学与美学等课程。斯诺对待学生平易近人，他喜欢用启发式教学，不久，很多学生都成了他的朋友。
福斯特·海伦是一个能干而热情的人。斯诺在他的文中形容海伦"是位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是一位希腊女神，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爱慕。她标致健康，一双蓝眼睛总是跳来跳去，是美貌与智慧罕见的结晶"。
母亲很快结识了斯诺夫妇，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时国民党军警不能随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因此，斯诺夫妇的家就成了相对的安全岛，进步学生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看不到的"禁书"，比如史沫特莱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深受欢迎的书籍，还可以听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以外的声音。
斯诺夫妇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痛恨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抱着深深的同情心，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们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并且时常为他们提供庇护。斯诺做专职记者后一直保持着和学生们的来往。那时，他家已从燕园附近搬到城里东便门附近的苏州胡同盔甲厂13号，这是一座布置得古色古香的房子，此时与他们合住一个院子的瑞典人经常不在家,这为学生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
1937年3月的一天下午，母亲和赵容声、柯华、陈龙、王向立、朱邵、李执、郑怀三、靳明等二十多名同学课后相聚在夏仁德教授家中的客厅里，大家听了埃德加·斯诺介绍的陕北苏区之行,并且首先看到即将问世的《REDSTAROVERCHINA》（《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
埃德加·斯诺在书中写道："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那些清新生动的文字和图片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该书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很快传遍全世界。1938年由董乐山在上海译成中文以复社名义出版，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中译本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此后斯诺夫人海伦再次采访延安，撰写了《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文版译为《续西行漫记》。
斯诺夫妇向同学们展示了二百余张陕北照片，还为他们放映了在延安拍摄的小电影。由于长期以来国民党对红色根据地的封锁，人们很难看到解放区的真实面貌。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任何其他的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休想在书刊上讲出真话。
解放区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天地呢？在斯诺家的小小银幕上，母亲第一次看到了生气勃勃的延安和兵强马壮的红军，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袖神采奕奕的形象，她仿佛来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呼吸到一缕清新的空气。
会后，母亲向斯诺夫妇借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原稿，并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打印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开始在燕大同学中传阅，而后在北平的各大中院校传阅。可以说，她是第一个把《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并在学生中传播的人。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刊出的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了母亲和大姨，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
《红星照耀中国》对帮助当时青年学生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到了任何政治宣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此前后，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都先后奔赴了延安，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持续了一生。
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
这一时期也是母亲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阶段。
1937年初夏,母亲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利亚女中教授地理课，并以此为掩护，在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简称上海联）进步学生中开展地下党活动。
1938年初，母亲和同学们带着简单的行装悄悄离开了上海,她担任了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在途经香港的时候，正巧在街上碰到了大学同学区棠亮。棠亮阿姨向母亲诉说了自己一直想去延安的心愿，并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母亲热情地欢迎她一起上路。一群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心中充满了激情。在路上，大家一边唱着救亡歌曲，一边憧憬着向往的解放区是什么样子。风尘仆仆走了近半个月的路程，终于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大家又乘车到达了延安。
对母亲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之后才开始的，延安的生活条件是异常艰苦的，这里的一切都与大城市截然不同。当初，和母亲一起出发、同时到达陕北的几个人都对解放区怀有一种浪漫的激情和向往。可对于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洋学生"来说，要真正扎根在这贫瘠的环境中，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与农工民众一起献身革命，决非轻易之举。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母亲同到延安的同学中有人犹豫动摇了,有的人又辗转投奔到了国统区大后方。
母亲坚定地度过了生活关，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她和另外两名同学毅然留了下来,棠亮阿姨在西安办事处成为林伯渠同志的秘书，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解放后，棠亮阿姨的父母还像当年一样，经常招待女儿的学友一起品尝他们亲手做的肉粽子。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爸妈带着我和哥哥到他们家里聚餐，大家围坐在庭院的小桌旁，尽管条件简陋，菜肴是以素代荤的"人造肉"，主食是玉米面和红薯面做的，可端上来的每样食品都是地道的广东口味。老人在我们身旁忙碌着,把自己制作和贮存的美味一盘盘端出来招待大家。看着大家有滋有味地吃着，阿公阿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时的爸妈都成了他们眼里的大孩子。
母亲受过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她有温馨的双亲和家庭，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更没有被逼婚和逃婚的事，她完全有条件选择另一条道路,继续在上海教书，守护在父母身边,将来嫁人过一种更为安逸的日子；作为燕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她也可以选择出国深造，做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可是她却偏偏放弃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而选择了让现代人已经无法理解的艰辛坎坷之路。
母亲奋斗了一辈子，身后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没有财产，没有房屋，甚至连相片也很少，年轻人对她的名字已经陌生。妈妈，你为什么选择这条路呢?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广东海丰县有一位革命前辈名为澎湃，他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放弃了眼前的富贵生活而投身革命事业。后来不幸被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临死前英勇不屈。早年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母亲很敬佩他的为人，在奔赴延安的时候，特意把自己学生时代的名字更改为"龚澎"。我想，这也反映了母亲年轻时的追求和她对人生价值观的理解。
20世纪40年代初，母亲曾经在打字机上直接用英文写过一本自传体的书稿。文中描述她少时在家中的和睦生活，学校里难忘的日子，年轻时到延安和太行山的经历，一直写到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
母亲对家人对朋友感情深厚，情意浓浓。文章的开始部分就谈到她为什么离开敬重的姥爷和姥姥，放弃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而参加革命,对她来说，舍弃这些需要巨大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来自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当她看到祖国大地哀鸿遍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深感为人不能只考虑自己个人利益和得失，她要勇敢地担负起解救民族的重任。
作者: 夺标 时间: 2016-2-16 11:45
章文晋夫人张颖谈乔冠华
“为亲者讳”，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而编造谎言来掩盖真实就不是君子所为了。历史必须真实，客观事实永远是客观存在的。近几年来我不断阅读有关乔冠华的文章，也不断思考。现在我写下我亲历的点点滴滴，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
------引自张颖著《外交风云亲历记》
我记忆中的龚澎与乔冠华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至交，他们离开人世分别有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称情报司），业绩斐然。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对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品德备加称赞，留下深深怀念之情，大家都为她的英年早逝感到十分惋惜。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年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我和龚澎在1940年春夏之时认识 ...... 说到老乔，她（龚澎）脸色稍微阴沉些，说乔太自傲；说到抗美援朝结束后李克农率中国代表团在板门店谈判时，老乔作为主要的副手，对克农同志不够尊重，认为自己更懂外交，关系搞得不好。老乔这毛病也不易改掉。 ...... 1967年初，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他们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我们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蹿上来的“红人”，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龚澎在政治上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她认为首恶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说无话不谈。说实话，在政治上乔冠华远远不及龚澎。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中，龚澎在掌着舵。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贴出大字报，要求恢复陈毅外长的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乔冠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从来都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她也在保护大家。 ......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上经历了很多重大事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老乔正生病住在医院里，所以没有参加计划和接待工作。不久我和文晋到医院看望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来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 倒是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是总理直接领导的，有保密规定。那次看望他，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什么。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当然这样重要的文件起草绝不是某人或少数人所能担当的，而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才有初稿，又经过无数次修改才有上呈稿），上呈稿基本完成，经周恩来总理审定，交给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几人参与。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都不同意。但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稿子送回周恩来总理处，他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说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出现了插曲
老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他们，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当即答应了，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听声音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维特克的访谈记录
此后将近半年时间，我和外交部翻译室徐尔维同志常常在晚上去钓鱼台江青住处，陪她整理维特克的访谈记录，整理好一部分就打印成册，编号登记，作为绝密文件，送给周总理以及王、张、姚，还有外交部姬、乔、王等审阅修改。这期间我曾多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总理也曾审阅过一部分记录。最后总理认为这份记录实在不应寄到美国去，他曾和江青谈话，告诉她将文字的东西寄往美国会十分被动，劝她自动取消这件事。但江青不仅不听总理劝告还纠缠总理帮她修改，批准寄出。总理无法处理，只好请示主席。毛主席立刻指示，这份记录绝不能寄出，立即停止整理翻译。总理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传达毛主席这一指示，并嘱咐我和徐尔维二人负责把这次谈话的所有记录，包括初稿、整理稿、部分翻译稿全部收齐，分类整理装进一个保密铁柜，贴上绝密封条，交由外交部保密室保管。以后谁也不许动这箱绝密材料。
后来，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外交部即把我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调回北京，成立专案组，让我和当年陪同江青见维特克的人员，把有关情况详尽整理成材料，供中央领导参考。要把谈话内容详尽整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就是当时的记录稿。我们立即想到外交部保密室被封存保管的那一大铁柜记录稿。经领导同意，我们到保密室去寻找。岂料保密室的同志说，材料在两年前被江青连铁柜一起都搬走了。我们大为吃惊：这些材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指定封存不许动用的，江青经过谁人的批准能全部取走呢？经过了解，据江青当年的秘书和保卫人员回忆：1974年（或1975年），毛主席曾批评江青和“四人帮”，江青很紧张，怕那些材料可能出事，经当时外交部长乔冠华批准，把铁柜搬到钓鱼台江青处，随即在钓鱼台全部烧毁。我心中十分纳闷，这批材料须经周总理同意才可动用，怎么会这样呢？
周总理病中挨批
1973年8月份，文晋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让他在国庆节前到达渥太华，同时任命我为政务参赞。时间非常紧促，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在外交部也是少有的。我们在9月份离开北京到达渥太华，准时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1973年7月，毛主席批评外交部“153新情况”时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从此开始，江青就抓住把柄，开始批判周恩来总理。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朝夕想要打倒周总理而达到夺权目的大好时机，江青等趁机批判周总理是右倾、是修正主义。周总理虽严厉责令外交部多次自我检查，但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到了1973年岁末，讹传周总理与基辛格会谈时有错误，于是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外交部乔冠华等人参加，批判周恩来与叶剑英同志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近两星期，据周总理的保健大夫回忆那段日子，周总理当时正身患重病，而批判会有时通宵达旦。周总理日夜思虑，疲惫不堪，使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暗自伤心落泪。乔冠华参加批判，他在会上如何表现，现已很难查考。1983年他自己曾对采访他的人说，为此他曾向周恩来同志道歉，并取得谅解。
1974年1月25日，首都体育馆举行了批林批孔的万人大会，周恩来和叶剑英两位是重点对象，被当场指责以至辱骂。大家眼看周恩来要被打倒了。1974年三四月间，外交部内很不平静。曾经参加1973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外交部人员，要在外交部传达政治局会议的内容、精神，同时要对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进行深入彻底批判。那年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以后，据当时在部内的不少同志告诉我，当时气氛很紧张，以姬、乔为首的部党委既有有计划、有步骤地，也不乏有秘密、有公开的活动和布置。当时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同志是代表挨批判的，其实大家都清楚，批姬就是批周。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人物，难道是姬鹏飞吗？这帮从政治局回来的人也毫不隐晦地说：姬鹏飞算不了什么，上面有比姬地位高得多，权力大得多的。……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就是批周恩来，把他在外交部批臭…… 当年亚非司某负责同志曾带着义愤的口气对我说起当时外交部的情况；在一次亚非司和欧洲司的联席会议上，乔身披灰色大衣，很潇洒地步入会场。在座的同志都很紧张，乔让大家发言，没有人应声。乔即说1970年以后外交部工作中缺点和错误是相当大的，概括地说就是右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严重右倾与修正主义没有多大区别。 在乔冠华为首的部领导掌握下，部内展开了严厉批判外交部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要求到会的同志人人表态发言。有的同志思想不通，认为周恩来总理领导外交部执行的是正确外交路线；有的同志一直没有发言，后来也被批判了。 1974年在外交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最后一次和乔单独谈话
我们在加拿大任职期间，加拿大特鲁多总理对中国很友好。我们曾陪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过中国。 加拿大是美洲国家里最早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西方世界影响颇大。我们使馆的工作也十分忙碌，在那里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十分努力，也谨言慎行。文晋的同胞弟弟，留居美国多年，兄弟二人已有30多年不曾见面。他得知兄长到加拿大赴任后，立即携夫人从纽约到渥太华来探望。文晋经党组同意与弟弟见面，按规定不留宿留饭，并始终“三人同行”（即文晋和弟弟见面时，除我之外还必须有第三者同在）。记得当时使馆一等秘书袁翔龙一直陪伴。文晋弟弟离开加拿大之前要请我们到餐馆吃顿饭以表示告别，我们也请袁秘书同往，这使得已是美国人的弟弟夫妇二人大惑不解。弟媳感到好奇，悄悄地询问文晋：这位袁先生是贴身保镖吧，你们在加拿大工作真是如此危险吗？文晋只好笑笑。文晋本来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又是在“文革”期间，因此在国外工作中更是大事小事都向国内请示汇报，几乎是日日不断。
尽管如此，那时外交部的领导还是不放心。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我们在加拿大工作一年之后，使馆里的一位最年轻的馆员，有一天找我汇报思想（当时我是总支部书记），说一年多来，他都受外交部领导之命经常写信专门汇报大使夫妇的活动情况，使馆发生了什么特别情况也要汇报。他感觉到使馆内什么都不错都挺好的，没有什么要特别汇报的。他问我以后是否可以不写了。我有点吃惊，真没想到会如此不光明磊落呵！面对这位那么纯真的年轻人，我不在意地说，随便吧，写不写都可以。既然是领导指示你的，写与不写你都应该告诉他们啊。
1974年冬，我们回京述职并休假，我并不具体了解一年多来国内发生的事，这时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渐沉重。 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我们按时去了。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以前我曾来过这里，但如今室内陈设已完全变了。最显眼的是正面那张长条桌，除了不多的陈设品，最令人注目的是几张放大的照片：毛主席和乔冠华握手，章含之在一旁；还有一些较小的与领导握手的各种照片，后旁有周恩来的陪衬。由于太醒目我才仔细看了一遍。 在房子正中有一张特为乔预备的安乐椅。他见我们进门即站起来与我们握手，并把我拉到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章含之则把文晋带到离得较远处的沙发上就坐，这样安排各自对话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文革”的状况，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总理病逝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林平同志在机场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在当天去世。人民为这一不幸的来临所震撼，整个北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之中。在寒风凛冽中，我去北京医院后门，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会。这都是周总理办公室特批的。而外交部的同志们除部领导外，没有几人能去参加。这是因为“四人帮”严格限制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并规定各单位不许举行任何悼念活动，甚至个人带黑纱、白花都犯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周恩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建国初期周恩来曾兼任外交部长多年，和外交部许多同志不仅熟悉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大家认为不允许悼念的做法不合情理，都非常反感。还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行小规模的悼念。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对多数同志的要求置之不理。记得有一次驻国外大使馆回国学习的大使和参赞们在学习会上，全体一致要求在内部分别举行追思悼念活动，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领导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还引发了心脏病被送往医院。
周恩来总理病逝，首都人民十分悲痛，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加高压十分愤怒，于1976年清明节前后自发前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4月4日当天我曾接到外交部部长办公室打来两次电话，询问我是否离家？第三次居然是部长亲自打电话，当即引起我的愤怒，回答说：我什么地方没去，也不敢去！但心中却感到悲哀，人怎能变成这样！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
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不发言。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四人帮”垮台了，乔还能当部长吗？这是怎样的冤案呢？既未定罪又无处分，就是不能继续担任外交部长罢了，但仍安排了他的工作啊。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引起一些争议，因为我们和乔共事多年，比较了解，所以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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