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精彩观点
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今天我们发现在东亚许多国家,科学研究不是为了满足人性的好奇心或追求普遍真理,而主要是为了给民族争光,这才是科学精神丧失的主要根源。
对于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来说,如何以健康、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开展正确的历史教育,是决定千千万万人走出民族主义陷阱、摆脱其消极影响的关键之一。
以下为正文:
一、民族主义下的国学研究:总想证明中华文化举世无双
如果说文化无意识是指一个文化中特有的、在无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或观念,那么可以说,东亚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形成后,作为一种糅合了家族主义和团体主义的无意识,操纵了无数人的神经。
从这个角度说,东亚民族主义却又像是土生土长的。至少,由于它在东亚文化土壤中找到了稳固的根基,已变得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东亚民族主义并不愿意退场
东亚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无意识”,就是人们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时候,未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支配自己神经的思想观念。
比如,一个人爱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强,本来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但是如果他在学术研究中以证明自己的祖国无比伟大、自己的文化辉煌灿烂为唯一兴趣,必然难以客观面对那些和这一目标不一致的事实,不可能严格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规范,从而极容易败坏学风、破坏学统。
文化团体主义者的心理是,集体(“祖国”)越强大,我个人的心理越有安全感。你以为他们真的爱国吗?在他们的心中,所谓国家利益、民族需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幌子罢了。隐藏在国家利益和民族需要背后的,其实只是某种难以启齿的个人心理安全需要而已。
多年来,民族主义正是以上述方式在中国学术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强大作用,在国学界尤其如此。在今天的国学研究中,把国学研究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当成向西方宣战的武器,当成满足私人心理需要的手段,也许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如今的国学研究已经被当作弘扬民族精神的工具
喊着“天人合一”口号的学者,未必真追求天人合一,而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宣扬儒学的学人,未必真践履儒学价值,而是要证明中国模式优越。宣称仁义,未必就有仁义,而是在寻求身份认同。
我们看到一些大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一遇到国际争端,马上想到诉诸武力,或者韬光养晦以便将来诉诸武力;有些力倡和而不同的学人,一遇到西方威胁,立即叫骂不已,毫无和合精神;有的以儒学自居的人士,一听到批评中国,顿时恼羞成怒,完全丧失了理性。
亨廷顿和他的“文明冲突论”
比如,有些人到处批判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批判基督教文明侵略性强,总之西方人不如中国人高明,中国文化向来就是主张“和而不同”的。但是与此同时,恰恰也是这些人,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使命就是要与西方文化争夺地盘。且不说其对亨廷顿的原意误解甚深,更重要的是自己才是从完全对立的立场来理解西方文化,故而宣扬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争夺战或阵地战。
造成这一状况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论者自己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和合之道,唯一感兴趣的不过是证明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而已。
又比如,笔者曾指出,在西方哲学史上,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可算从哲学上系统地证明了“天人合一”的三位伟大哲学家。许多国学研究者热衷于宣扬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多么伟大。但这三位哲学家对于“天人合一”的论证,从思辨性上远胜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了。
如果是真心宣扬“天人合一”的话,为什么不提及这三位哲学家呢?难道喜欢“天人合一”是假,要证明中国文化伟大是真?
总是想证明中国文化举世无双,总是不接受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总是喋喋不休地责备他人,其实只是要发泄一种情绪,寻找到一种慰藉,不管这种情绪或慰藉是健康的还是变态的。
二、儒学研究者是如何成为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的?
为什么国学研究会变成这种状态呢?因为,今天的儒学研究者往往不再有基于人性永恒需要的伟大信念,不再有为全人类立法?或开太平的宏伟自信,于是他们只能堕入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想象中,成了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本来,在公民民族主义或自由民族主义看来,没有国界的个人自由与有国界的民族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民族国家被理解为公民的契约,个人价值与国家需要分而置之。民族主义对集体利益的追求和捍卫,只能在有限的、不侵犯个人自由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但在中国或东亚则不同,由于文化团体主义影响,个人价值历来与集体需要合而论之,不能分置。于是集体利益变得无限神圣,可以打着国家或民族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自由、占领一切领域。
在学术领域中,这就表现为:无视学术规则,没有学术规范,一味地要证明中国思想高明,把学术这一人类本来崇高的事业变得低俗、无趣。如此下去,如何能走出国门,赢得世人的尊重?还是反而让外人更加瞧不起?
例如,有的学者动不动说,西方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的是我们自己。他们确实容易从其著作中找到一些证据,证明对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不够准确、到位。
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他的清史研究十分有名。
然而事实上,即使是同样的经典和材料,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不能以中国人所习惯的那套训练作为所有人研究国学的共同基础。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汉学家们有自己的一整套相当成熟、健全的研究范式。在对后者缺乏入乎其内的了解的基础上,仅仅由于其对中国经典的了解程度不如我们,就急于下判断,否定西方汉学研究的意义,是十分可笑的。
事实上,如能掌握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范式,就会发现其不容置疑的意义,认识到西方汉学研究或儒学研究有中国国内同类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在很多重要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过国内同行。
相比之下,一些中国学者由于长期沉浸在一些大而无当的课题上,缺乏研究规范上的成熟和严谨,学术成果总体质量很差。其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国外同行的成果了解较少,低水平重复甚多,往往对某一问题没有系统、完整、全面的前期掌握就急于下笔。
1648年,欧洲国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本来,在西方,民族国家由于是自发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人们认识到民族国家是作为帝国的替代而形成,所以民族主义本来与传统意义上、以征服和统治天下为宗旨的帝国主义是相反而对立的。
但是在中国和东亚,由于民族主义完全是挤压出来的,出于挤压的反弹,它似乎带有天生的复仇情结。这一情结进入国学研究中,使学者们在精神生命深处不甘心与其他民族相安无事;古代的辉煌和近世的屈辱,被鄙视的伤痛和被排挤的压抑,各种丰富复杂的情感合在一起,终究要找一个发泄的窗口。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是带有攻击性的,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殊途同归了。
然而,一味重视国家需要,忽视文明价值,不利于找到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把国家需要凌驾于文明需要之上,决不能保障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狭隘民族主义的形成固然与近代中国备受欺压的特殊命运有关,但从深层上是由于一些儒学研究者无意识中把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与自己血液里深藏的文化团体主义因子相结合的结果;试图塑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新型国族当然没错,但把王道主义的文明理想置于次要位置,绝非儒家观点。
在一些中国学人心中,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走向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唯此方能找回昔日的辉煌。所以,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民族主义变得非驴非马了,因为它的终极目的似乎是要摆脱民族、统治世界。它确实追求民族和国家利益,但骨子里是要建立帝国。因而,它骨子里是由传统的家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团体主义所衍生出来的帝国主义思维。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地位的提升,恰恰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地区对国人的修养、胸怀、心态密切关注的时候。一个令人忧心的事实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国学学者缺乏应有的心胸和气度,不能真正吸纳各国的优秀方法和成果,不能包容异见和批评;喜欢自吹自擂,用中国文化引领世界;乐于自我标榜,用中国思想拯救人类。他们动辄建立学派、提出流派,创说法以代替研究,喊口号以引领潮流。凡此种种,给外人预期以巨大落差,也和这样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形象不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