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益堕落的教务制度 说完学校的“人事”话题,我又回想起了自入职以来所经历的有关教务工作的“故事”。首先就是据说每个学校都会设定的“新教工培训”,我按照培训方案参加了所有的学习活动,并顺利通过了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的“机考”;正当我以为整个培训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由学校教务处组织安排的“教学技能培训”(包括示范授课、“微格教学”等形式)却出现了问题。记得当时我们新教工被分为若干小组,参加最后的“说课”培训,我所在的小组一共有十多位教师,我们轮流到讲台讲述自己准备的授课材料,结果教务处派来的评委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讲课,而不是说课”,坐中间位置的评委还指出:说课的基本内容是说教材、说教法、说过程,所以没办法通过。我与几位相识的老师当时就“懵”了——从未听说过“说课”是什么东西,如今了解之后,反而更加让人感慨:大学教师上课难道要遵循中小学的教学方式?于是,很多老师都不约而同地将评委围了起来,与他们理论,直到他们承诺“大家都通过”才散去,这是我刚参加教学工作就遭遇的一次“小纠纷”事件。 通过参加新教工培训,我已经初步领略到了学校教务部门的“强势”,有些评委在根本不理解新教师“所讲何意”的同时却可以进行所谓的“权威评定”,那一副颐指气使的架势足以让人生厌!与此同时,我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感受到了类似的形式主义,比如,每个新学期开始,学院教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催要“教学进度表”(电子、纸质稿),详细规划整个学期的教学内容;每次上课前到教务办签到(后来才发现,很多老师并不执行);每个学期都要完成四次“听(其他老师)课”任务,并上交听课表;老师若因事“调课”需要到教务部门备案,不能擅自做主……面对这些规定,我基本都尽量遵照执行,但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些规定的设立依据到底何在?其背后难道不正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和对教师教学水平和“诚信意识”的不信任?每当我私底下与一些同事聊起学校的教务制度,他们大多也具有类似的感受,认为学校所设立的很多规定实际上只是形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的规定才变得形同虚设,根本没办法完全执行。 大概从2014年起,学校教务部门开始推行所谓的“重要改革”,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求教师在考核学生课程成绩时实行指标“多元化”,期末考试成绩不能超过总成绩的50%,而作为平时成绩的其余部分则可以由教师自行设置考核指标;其二是要求全部教师在特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数量的专业发展“培训课时”(包括参加专业的教学技能培训、学术交流活动与会议、实践调研活动等),同时由各学院定期组织开展所谓的“全员培训”,邀请优秀的教学人员展示自己的教学方法。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刚推行就遇到了严重问题:有老师反映说,他们所教授的课程是选课人数上百的“通识课”,平时成绩的考核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单就“点名”一次,就会占去半节课的时间,根本没办法推行平时成绩多元化的考核方案;我承担的教学课程大多都是这一类,因此,只得要求学生完成一份小论文作为平时成绩的确定标准,根本没办法寻找到所谓“更科学”的课业评价标准。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更是沦为了笑谈,有同事开调侃说:“我说参加了XX会议,到YY地进行了调研、观看了五十个小时的网络公开课,谁能证明?让众多专业的老师一起学习某种教学方法,荒唐!” 正当上述改革措施“如火如荼”地推行之际,学校将要迎来上级教育部门新一轮的教学检查。为了顺利通过这场重大考验,学校教务部门又推出新规定,2015年下半年所有课程的试卷“批改”要统一规范,如各大题里面要有“小分”(即得分点),不能用“—”分标示,只能用“+”分,答题纸首页的每一类题型得分下面都要签上教师姓氏,总分下面签上全名等等。我看到这样的规定,着实感觉“哭笑不得”,即使是小学老师,应该也很难遭遇这般奇葩的工作要求吧!与此同时,学院领导还多次传达学校教务部门的精神,鼓励老师们积极申报各种“教改”项目,参加各种教学比赛活动,并强调这些“资历”对职称晋升的重要性。每当听到这样的动员,我就会本能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所谓的“教学改革”不就是老师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和成效,逐渐探索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吗?这需要立项?作为教师本职工作的任务需要教务部门额外出资才能完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大学教师的“个人发展”如果还需要学校教务部门的“规范”和“鼓励”才能推进,这只能证明这些“读书人”被当成了幼儿园小朋友,他们面前被摆上了“棒和糖”。 近五年来,我对教学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课程,我曾经系统地阅读了20多本教材和参考书目才完成备课工作;在课堂上,我从来都是热情洋溢,尽最大的努力将我要表达的观点清晰地讲述出来。根据这些体会,我在与友人的交谈中说到:大学教师是否能够把课上好,其实主要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水平,这是基础;二是乐于从事教学工作的热情,这是保障;三是语言表达和信息组织能力,这是重要条件。很明显,这三项内容都很难通过“观摩”他人而获得;所谓的“教学改革”大多都集中关注教学过程的展演,恰恰很难培养一位教师的学养,甚至那“短暂的热情”是否会带进日常的课堂也很难确定。面对这些问题,一位青椒尚且可以获得这种体悟,学校的教务领导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时候,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推行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为了向上级领导献媚和创造政绩所搞的“花架子”,这根本不是改革,而是胡搞!如果这些东西就是“教育学之真谛”的话,我只能说“教育学这个学科本身可能就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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