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日,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艾伦人文学部教授卢汉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编辑部主办的“史林讲坛”上作了题为“适者生存:‘文革’前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报告。卢教授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和城市史,著有《赫德传》《霓虹灯外》《叫街者》等多部享誉国际学界的专著。此次报告,他介绍了自己正在从事的有关1950-19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与我们固有的印象相反,解放后民族资本家的生活待遇并非急转直下,也不一定像某些海外回忆录描写的那样一团漆黑。
卢汉超:其实我的研究并不仅仅有关社会底层。例如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称他为“中国第一客卿”,《赫德传》就是一本精英人物的传记。《叫街者》当然是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但即使在《叫街者》这样一本关于城市贫民的书中,读者也可以看到底层社会和主流社会乃至精英阶层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往往是非常生动和具体的,而且恒久绵长,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霓虹灯外》中的小市民,包括了住在石库门弄堂里的店主和小作坊主人,有些就属于解放后被定为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的一部分,更有一部分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的一部分。学术界有一个交叉学科的领域,一般称作“日常生活研究”(Everyday Life Studies),我想我的研究大致在这一领域内。
在中国史领域,由资深的历史学家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柯伟林 (William Kirby)、贺萧(Gail Hershatter)等人倡导,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学者,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研究题目,或者在某个课题的研究中跨越四九年。我认为形成该潮流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历史并不是如以前一般认为的那样在1949年突然来了个义无反顾的大转弯,许多发生在四九年后的事有其早期的根源,而过去“旧社会的事情”在四九年后也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所以提倡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跨越1949年”。其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六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也已半个世纪,尘埃有点落定,可以做点比较实在的研究了。其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种信息比较容易获得;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部分档案资料的开放对历史学者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此外,中国的崛起也使更多的人想探其究竟,对人民共和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自然成为首选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研究生认为当代史比较没有语言上的藩篱,材料上比较容易驾驭,因而选择四九年以后的题目做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