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米格 零和
来源:一本财经
文 | 米格 零和
中国的金融史,实际上就是三股力量的撕扯、博弈。
国企、民企和外资。
而近几年,外资的最强大力量——银行,在中国金融史中,参与感并不高。
他们被监管压制,在中国水土不服,几乎错失了整个消金浪潮的崛起。
而最近,国家放开了对外资银行的诸多限制,敞开大门欢迎他们。
很多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外资银行,已野心勃勃决定杀入中国。
这是猛虎入境吗?他们将成为撬开大门的“野蛮人”吗?还是,最终都是徒劳,他们面临的,是被中国金融市场“收割”?
他们的命运扑朔迷离,未来的消金大战,也胜负难料。
01 春天来了?
最近,银行领域一则新闻,激起不小波澜:监管接连解除了“外资银行”的镣铐。
去年12月,监管层就开始松动。
而松动的地方,主要是三个方面:放宽外资银行存在形式选择范围、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优化监管规则。
“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也给外资银行抛出橄榄枝。
国门大开,门内的人在招手挥绢,难道,被压制了近40年的外资银行,终于要扬眉吐气了吗?
一些野心勃勃的外资银行,开始蠢蠢欲动。
据知情人透露,上海地区已有外资银行,给当地银监局递交了新业务申请。
譬如,对零售存款的门槛,从人民币100万降到50万,增开新的网点等。
某外资银行亚太区的业务负责人候成铭透露,他们已经针对这次中国的门槛放低,密集地开会讨论。
“主要讨论开什么业务线,怎么开,有何风险,有何优势。”侯成铭称,他们已规划出未来一年和三年的战略。
而他们最想抢夺的,就是中国消费金融的果实。
接下来,大举进入中国,这已经成为大多外资银行的共识。
而监管表现得也很积极。
一位外资银行从业者吴逢达告诉一本财经:“上海银监局,正在频繁接触各家外资银行,调研意向,征求对法规的意见。”
但还有一部分保守的银行,并不接中国监管抛出的橄榄枝。
他们只是在暗中观察。
“很多外资银行,还在观望。”吴逢达称,他们有不信任的成分,同时,也在等监管更细致的实施准则。
激进也好,保守也罢,大多外资银行共识是,这次机遇,万不可失。
他们终将启动中国的征程,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
02 心酸历史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历,真的是略为凄凉。”侯成铭回忆起那段历史,唏嘘不已。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家外资银行的代表处“日本输出入银行代表处”。
其后,外资银行开始了征战中国的漫漫长路。
2006年,中国更放低了门槛,可以将中国的分行,转为在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享受“国民待遇”。
“这是一个巨大的利好信号。”侯成铭称,此后,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迎来了难得的一丝曙光。
2007年,可谓外资银行的黄金一年。他们在中国的规模,做到了万亿级别——1.25万亿。
但是,曙光只是乍现了一年。
很快,金融危机爆发,外资银行本想试图在中国市场发力,挽回一些失利的局面,没想到,面临的却是“最严监管”。
而其中,最大的桎梏,就是“限制支行的数量。”
“每年,只能进入一个省开设分行,如果在全国开设分行,就需要30多年。”侯成铭明白,银行零售业务的核心,就是铺设门店。
而限制了门店的开设,基本就是斩断了外资银行伸向中国的触手。
“我们和中国监管的关系是处得比较好的,即便如此,都没有任何后门。”侯成铭称。
除了监管之外,外资银行内部的基因,也决定了其在中国的生长艰难。
在外资银行工作过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感觉,觉得外资银行“保守”。
首先是用人保守。
很多外资银行,不愿意聘用中国人作为中高层。其决策层,基本是母行所属国家的人。
“事实上,他们对中国人有戒备心,怕操控不了。”一位从业者张小菲直言。
这就导致了外资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不懂国情,不会因地制宜。
其次是决策层面的保守。
“在业务拓展方面,外资银行太保守。”侯成铭称,在西方国家,相应的金融法规太健全。
所以,他们习惯了带着镣铐跳舞,在一片野蛮江湖中,反而束手束脚,不知所措。
“其实,在中国很多操作都是灰色的。但他们不懂这些手法。他们太规矩,因为他们国家的法律,也不允许这么做。”侯成铭一针见血地指出。
“实在是压抑太久了。”侯成铭将外资银行这些年在中国的状态,称之为“僵尸状态”,半死不活。
有些外资银行对僵尸状态极为不满,而心灰意冷地撤出中国。
比如,苏格兰银行2010年,退出了中国个人零售业务市场;
2013年,德意志银行关闭了在中国最后一间零售业务支行;
而花旗银行2015年至今,也相继关闭了五家网点。
他们眼看着,中国消费金融的崛起,却半点力都使不出来。
“我们真的,远远低估了中国消费金融成长的速度。”侯成铭称,当年外资银行也有主动放弃中国市场的成分,他们觉得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偏保守,喜欢存储,不喜欢提前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