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录部分梁思成和林洙当年的通信,林洙65年9月----66年6月中旬在京郊延庆参加四清运动。 66年4月13日 林洙 我从吴晗的问题中更进一步体会到一个人要革命到底,做一辈子革命派不是件容易事。非得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不可。我又有点不放心,吴晗是你的老朋友,过去他发表的这些文章你都看过没有,看出问题来没有。因此我联想到《营造法式》的“序”是不是应当更慎重全面地考虑一下?在“序”之中是否可以更虚心些把自己过去对《法式》的错误认识也提一笔,今天的认识,也可能有错误和不全面,希望读者指正。不要摆出一个权威的架子,这点只是提供“掌柜的”参考。 你关心我的主观世界,我也同样关心你的主观世界。不过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因此只能等回去后和你细谈。 66年4月15日 梁思成 你来信中为我担心的问题,总的说,请放心,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和他(吴晗)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14日(昨天),我先到人大常委会听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休息十分钟时,就溜号到民盟市委,直接向吴晗开火。大家所揭发的,已见今日《北京日报》,请看看这个伪装“左派”的投机分子的真面目。……XX找我就是要了解一下民盟目前斗争情况,在清华要怎么讨论。 我虽然还未完全清除晕头转向的境界,但冲锋的号角已经响起,党需要我走上火线,我就豁出去了,为此,早上的会尽快地结束,给我留下点养精蓄锐的时间。 感谢吴晗这反面教员,在批判他的“东风”下,我自己的确有所提高。目前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但敌人却是一个,还是并肩作战,让我们坚定地为保卫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献出每一分力量! 66年4月16日 林洙 昨天忘了一件事,我想《法式》的‘序’要是完了,是否能抽出点时间把老爷的《拙匠随笔》等文章好好看一遍,仔细找找其中是否有什么资产阶级审美观点或封建残余。我感到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深入到每一个人思想深处,可得在这场革命中站稳立场,自觉革命。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些东西你过去也好像并不认识。 66年4月17日 梁思成 民盟市委批判吴晗的会,在开了昨天一次会后,将暂时休会,直至五一以后再继续。 星五(15日)吴晗作了一次“检查”,可恶极了。这是他第一次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但在扣了这一顶帽子之后,谈了“九个问题”,全是反扑。还夹杂上自我表功和自我吹嘘,当然还有诡辩和抵赖。最可笑的是他死赖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任何来往,第二天就发表了“三家村”“吴南星”! 昨天(16日)又向他揭发并质问了一下午,今天《北京日报》上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同志”揭露他胆小怕死的,那位同志是谁不用说你也知道,清华只有我一人参加立场斗争。 今天(17日,星日)上午X来,下午S来,整天其他时间都谈有关批判吴晗及“三家村”的文章。市委已指示,要广大群众一起起来批吴晗,星期一下午总支将讨论怎样开展这一重要的兴无灭资的伟大运动。 此外,星五晚民盟中央也开了会,决定先不批判吴晗的“学术”方面,专攻他的“政治”方面。民盟市委的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升级到盟中央批判。姚WY的文章发表已将半年,市委指示现在真正的批判才刚开始。先集中火力对吴晗,然后转入对“吴南星”的“三家村”,并且指示不要每人做自我批评,而要攻,以后要大热闹一番了。虽然接连四天战斗,但身体未受任何影响,还是挺好的,今天血压170/90. 66年4月20日 梁思成 连收两封信,第二封信收到也已第二天了,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信的,原因:太紧张了。 民盟中央成立了3个批判小组,1)从吴晗的著作,文章,报告批判;2)从民盟的活动批判;3)揪吴晗的老底。我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梁自己说“担子很重”。 这是一场全面的阶级斗争,一片批判声,每个人都投入,在战斗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是越斗就越“立场不稳”,整天摇摇晃晃的,但坚决不下火线。 市委指示这次先攻吴晗,然后攻三家村,不要作自我检查(那会削弱火力),在攻的过程中,自然会提高认识。老爷的随笔当然要检查的,但不是目前的事。明天上午在家写攻吴文章,下午盟中央讨论。 66年4月24日 林洙 你的担子可真不轻,这真正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市委说得对,在斗争中自然会得到提高,同时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彻底暴露自己。祝你成功,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66年4月26日 梁思成 这几天,就忙一件事:写批判吴晗的文章。有两个晚上都搞到一点钟才上床,但是,晕头转向的现象并不见显著增加。今天中午,已经完全脱稿并誊抄复写了三份,正好下午大人常委会,带进城上交了。……这是过几天民盟中央即将召开的斗吴晗的一篇发言稿,再过几天肯定将在报上发表。这篇稿中所揭露的吴晗,将像一个重磅炸弹,千千万万工农兵的怒火将会冲天万丈地烧起来。等着看热闹吧!” 今晚接W(民盟中央的一个高级干部)电话,说:“梁老你的文章真好,充满了战斗性,即将转中央统战部审阅。” 66年5月1日 林洙 每天都等着报纸来拜读你的大作,可是还没有等到。……我这儿虽是后期工作,但斗争还是尖锐复杂,下来蹲了几个月,的确对农村中两条道路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个更深的体会。 66年5月2日 梁思成 好多天没写信了,无非忙两件事:1,外宾,2,备战-----民盟内部对批判吴晗做准备工作的提法。 “备战”工作,中央统战部抓得紧,一定要准备好。火力要猛,要打得准,打得狠。所以要以高水平要求这些文章……我的那篇稿子经过几次讨论已有所提高。林洛也看了,给我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意见,加强了“火力”,准备充分后,就要上‘战场’了。” “五一”上午我没有去游园,晚上上天安门。 今天下午又“备战”,晚上法国人请我们吃饭。(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访问团) 66年5月3日 梁思成 昨天虽仍是假日,但我却忙了一整天,下午进城“备战”,接着法国人的宴会。 想不到L突然出现,他说你担子很重,工作得很好。我听了很高兴,希望你站稳立场,牢牢记住用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 “备战”十分紧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开的“兵工厂”,“子弹”总是那样软弱无力,总是那样文质彬彬,真不好办,我说的“软弱无力”是指缺乏阶级感情,这也不是能一下子培养起来的,我这“厂长”怕当不好,真急死人! 明天下午在家同本系留学生见面,真麻烦,因为这个见面,原定在下午的民盟的“备战”小会也改在晚上了。 66年5月20 日 林洙 (谈自己四清工作中的问题) 彭真为什么好久不露面了,是否有问题? 66年5月22日 梁思成 这星期是非常平静的一周,我一次也没有进城,全部时间在家改发言稿。虽然平静,却很紧张。形势发展得太快,思想简直跟不上,所以稿子改了又改,现在总算改到一个阶段,也誊了一遍,明天准备送进城,再审查。 你们在农村四清中,对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行动吗?自从Y,Z的文章出来,更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吴晗或一个三家村的问题,也不只是几个编辑部的问题,问题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在这整个大革命的战斗中,吴晗仅仅是前哨战中的一个小堡垒。整个战略部署中,下一步怎么打,当然不是由民盟中央决定了。我这篇稿子至多是一颗手榴弹,这几天来的加工,觉得把它的“爆炸力”提高了许多。现在就是枕戈待命,冲锋号一响,我这老兵(年老之老也)就上阵,把它丢出去。 66年5月24日 梁思成 昨天下午又到盟中央区碰了一下头,反正我们就是做好一切准备,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你信中问道的某人(20日林洙问的彭真),我只能回答,不知道。 66年5月30日 梁思成 这一个星期,事情也多也不多。……总而言之,这次文革时一次及其深刻的革命,全国人民都已经投入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目前像在看一轴很长的“手卷”,由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一段一段地卷过来,将来还会有所揭露。你就注意看报吧。 总之,在目前文化革命中,到处是一片批判声,借这次东风,在斗争实践中,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又将大大提高一步。党的队伍将进一步纯洁,团结,巩固。比57年反右的意义更伟大,深刻。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66年6月2日 梁思成 这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真是一次无比广阔无比深刻的大革命,这是对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一次大揭露。今天报上又揪出了L,S,P,每一次揭露都是那么怵目惊心。这是一次对“一切害人虫”的大扫除。一步步挖,总要把黑线的老根挖出来的。 民盟已决定由民盟中央插手,与民盟市委一起斗吴晗,不久就要开火。 66年6月4日 梁思成 听到广播了吧?上次你问的问题得到答案了吧?其实我答复你“不知道”时,我是已经知道了的。但中央未公布,我就只能说不知道。学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土建系仅L,S,Y,W,我五人。今天《人民日报》社论,已明确指出,黑线的根究是北京市委。其实《红旗》第7期《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发表后,再加上彭真久不露面的现象,事实上已经摆的明明白白,已经可以得出应得的结论了。需要认识的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一幕”或“第一场”而已,还有一些牛鬼蛇神未被揪出来呢。 这几天北大清华热闹极了,大字报贴满了全校墙壁。昨天(星五)我去看了一次。又晒,又热,又挤,大字报又多,挂得又高,字迹也潦草,我看了约半小时就头昏目眩起来,只好到系里休息一阵子才回家。 我正在看的时候,正好第一次广播中央的决定,全校欢声雷动,掌声雷鸣。不久,有些单位敲锣打鼓送来大红纸大字报,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话说回来,民盟批判吴晗的会还未开,等到开成的时候,真要成马后炮了。 66年6月9日 梁思成 批判吴晗的会,拖来拖去,又不开了。……中央统战部指示,准备的文章可以作为大字报在本单位贴出,也可以送报上发表……指示要重在揭发。我的稿子随同形势的发展已改了八次,向党委请示后,来决定用什么方式发表。 清华大字报太多,但是我差不多没有条件去看,苦恼极了。 ----------------------------------摘录部分结束-------------------------------- 《城记》的作者王军还是很善良的,他笔下的梁思成,对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充满了无奈,但上面引文中的记录显然不是这样。55年之前的梁思成,堪称大师,令人敬佩。但如果全面地了解梁思成在60年代的作为,实在无法得出他完全无辜的结论。当然,梁思成爱国,有着赤子之心,不是因为私利私欲,但是,昏庸总是肯定的。种因得果,林洙对梁思成的影响,绝对不是正面的照顾生活这么单纯,因为再婚带来的声名损耗,更因为后妻的“革命性”推动,梁思成在紧跟形势的奔跑中最终站错队,引来的那些大字报,难道林洙没有丝毫责任? 也许,林洙可以辩称,那些短视,那些革命化,是当年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是的,大家本来也没揪着她不放,更没要求她忏悔之类的,原本都不约而同轻轻翻过那不堪的一页了,但是,偏偏她自己不肯消停,非要一遍遍诉说文革,说梁思成的惨淡冤屈,说她自己的坚贞伟大,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文革过去还不到60年,怎么能堂而皇之地睁眼说瞎话? 就算在时代裹挟下,无数事例表明,个体还是能做出不同选择的。而梁思成的悲剧,其中有多少林洙的因素,她自己心里最清楚。林洙现在以文革中对梁思成的照顾"居功至伟",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分析一下梁思成跟林洙的结合,带给梁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梁思成因为再婚,声名的损耗就不说了,直接触底,被认识不认识的人调侃闲话,以至于梁从诫坐公交车,都可以听到边上乘客对自己父亲再婚一事毫无顾忌的评论,儿子觉得非常苦恼难堪,心想,这毕竟是我父亲啊,真的希望别人不要再那么说了。 好吧,情感的私人话题不说,那么在正事领域,梁思成再婚后做了什么?从上面摘录的书信可以看到:一对“积极要求上进”的夫妻,在60年代中期的背景下,相互督促,共同“进步”,只是,庸常如他们,不要说高瞻远瞩,连起码的评判标准都丧失了。在势利短视的林二夫人的推波助澜下,梁思成一头扎进乱世的政治漩涡,完全不是无奈地写批判文章,而是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了。 可悲的是,梁思成和林洙的“积极”最后证明只是虚无,时间给出了结局,如今我们都看到了。 梁思成在对吴晗积极批判的时候,肯定料不到不久之后,他自己也会被贴上的“反对学术权威”的标签,如此的黑色幽默,令人再次想到MartinNiemoller那段话: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e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 left to speak up. 回到梁思成与林洙的婚姻,如果说以前还只是猜测,那通过这些信,完全可以证实了,为什么梁思成在文革会如此作为。 天才诸葛亮,一千多年前就说过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在龚澎的坚决下,乔冠华抵制了上面的要求,没有写批判材料。 梁家客厅聚会中的那些老朋友,个个在文革中全身而过,其中的周培源,吴有训,张奚若,有记录显示他们都接到了类似任务,但都坚决抵制了。 所以,周培源的身后评价,其中有一段: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这段评价,梁思成得不到。 就在北京民盟组织的那个批判吴晗的小组里,金岳霖也名列其中。金岳霖和梁家数十年走得很近,但62年梁思成再婚后,因为对人选的不认可,之前的老朋友从此与梁思成断了来往。到了65年,同为民盟批判吴晗的小组成员,梁思成因为批判吴晗的文章后来引起自身的被批判,而金岳霖,却没有走这个路径。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前面说的:哪怕在时代裹挟下,有事例表明,个体还是能做出不同选择的。 反之,乔冠华再婚找了章含之,依附于四人帮,没多久随着文革结束就被隔离审查。 梁思成再婚找了林洙,之前的精英圈老朋友绝迹,在林洙的监督帮助下,紧跟形势,最终让自己也被批判。 以上,林洙到底是梁思成晚年生活的光,还是命定逃不开的劫? 是困惑灵魂的守护者,还是把梁思成引向悲剧深渊的的催化剂? 章含之对于乔冠华后期的负面影响力,评论界都已认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二婚妻子陶曾谷,对蒋梦麟的负面影响力,评论界也已认可;为什么,同样给梁思成带来负面影响的林洙,反而成了善良坚贞的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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