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校长就是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在学生们的印象里,丁校长总是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或灰色衣服,骑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有人想找他说话,直接把他的自行车拦下来就是。 他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臭骂他一顿,让他自己去食堂尝尝。他并不恼,真的开始食堂改革。之前,北大各院系学生吃饭的食堂是固定的,他引进竞争机制,饭票在各食堂通用。食堂有了竞争压力,质量立刻提高。 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他告诉王义遒,自己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没有一门课是从头学到尾的,大多靠自学。他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教给学生基本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打下基础,培养素质。 1986年起任北大教务长的王义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教务处曾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他们由此意识到,大学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如果不想把时间都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学校应尊重其选择;如果想转系,学校也会同意。 丁石孙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 1986年入读国际政治系的学生王佳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回忆,那时的北大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学的样子。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自己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承担着使命和责任,心怀热情和希望。 新生被学长们告知,要读《围城》《麦田的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准读本”。“三角地”贴满了讲座海报。每到晚上、周末,各个教学楼里会有各式各样的讲座,从朦胧诗到存在主义,从弗洛伊德到现代派。 未名湖畔,五四文学社常常在那里讨论诗歌。学生宿舍和食堂的墙上,贴着原创或分享的作品,谁都可以“跟帖”,支持或批驳。北岛、多多、顾城三位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来电教报告厅座谈,学生们毫不客气地发表看法,其气势让三位诗人似乎都有些怯场。 1987年,崔健在北大开演唱会,唱了《苦行僧》《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此前后,黄建新的《黑炮事件》、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在北大上映,北大成为这些导演检验新片、寻找知音的一个基地。 有一阵子,男生29楼每天晚饭时有个“笑林广播电台”的自治播音,三个播音员,分别叫氨基酸、维生素和半导体。每天播音大约半个小时,庄谐杂出。他们动不动就给隔壁31楼的女生献歌,于是几座楼间一阵欢呼。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中文系教授谢冕著文《永远的校园》,收入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的魅力》。 “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谢冕写道。 但在数年的校长生涯中,丁石孙也常感到力不从心,推动改革十分不易。 1988年,他给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说已经干了4年,身体很不好,希望能同意自己辞职。“我觉得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情多得很,做不成就算了,我已经尽了力了。”他后来解释。 但辞职请求没有被接受。1989年春节后,教育部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主持北大工作,他同意了。他告诉王义遒,希望对方跟他一起酝酿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 但8月下旬,教育部领导再次找丁石孙谈话,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在告别讲话中,他说:“我当了五年校长,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没做好;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会把北大办得更好。” 2013年,丁石孙访谈录出版,取名《有话可说》,但晚年的丁石孙似乎更喜欢倾听,常常处于沉默状态。图|孔夫子旧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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