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飞力的作品大多数发表在70 年代以后, 在此之前, 近代化理论模式主宰着整个美国中国史研究论坛, 这一理论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传统与近代的两分法, 把“传统”与“现代性”绝对地对立起来。其代表人物李文森( Joseph R. Levenson) 坚持认为, 由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与中国各种事物的强烈对比”,使中国思想界几乎在一夜之际就改变了中心主题, “儒家思想在经历漫长的岁月后, 由于西方入侵终于丧尽了和中国现实的联系……中国传统分崩瓦解, 它的继承人为了保存零砖碎瓦, 不得不根据西方入侵的精神加以解释”。[8]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是, 孔飞力十分关注传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 尽管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思想出现了与西方文化相应的思想, 但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仍然“活着”,它们掺杂在西学之中, 使“传统”和“近代”结成密不可分的整体。 在《太平观念的起源》一文中, 孔飞力对梁阿发引介基督教教义, 使其成为太平天国反清思想依据的实际效用进行了讨论。他指出, 梁阿发引介的教义, 中间掺杂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 与《圣经》原典出入很大。洪秀全是在1836 年科举考试失败后得到梁阿发的《劝世良言》, 但当时仅匆匆一瞥而已, 他依然热衷于科举。1843 年洪秀全第四次应试失败, 重读了《劝世良言》, 并开始引述其中的教义批评社会弊端, 然而, 从洪秀全40 年代撰述的一些小册子来看, 批判的内容和批判背后的理想与儒家思想是一贯的, 如: 谋杀、不孝、赌博等皆为洪秀全与儒家学者共同批判的对象, 基督教的天堂也被视为与礼运大同篇的世界相一致。洪秀全只是到了太平天国临近起义时, 才深刻地理解了梁阿发引介的关于筹组公会以推翻原有社会的暗示, 金发皂袍的老人才被比附为引领中国人得救的耶和华。因此, 孔飞力得出结论: 一个外来观念要被本土社会接受, 必须与本土经验相结合;而对洪秀全来说, “调和基督教与儒家传统是完成改宗基督教的最好办法”。这一点, 还可从太平天国的制度中得到验证。 孔飞力认为, 太平天国的制度在许多方面均因袭了中国的传统。譬如《天朝田亩制度》就有唐初“均田制”统制经济的痕迹。尽管“太平天国土地纲领必然对贫苦农民和无地劳动者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纲领中的统制经济调子符合用严重官僚化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中国传统。”此外, “太平军的宗教经文中可以发现民间的佛、道两教的一些残余,而它的种族主义用语又有不少是因袭了过去的种族运动。”总之, 在孔飞力看来, “这个君主制度的外部结构、官僚组织和土地制度体现了许多取自本国文化的空想内容”。因此,他反对把太平天国完全看作是西方入侵后, 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一次实践。当然, 孔飞力并没有否认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对洪秀全所产生的影响, 因为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毕竟已溶于洪秀全的思想之中。但是, 孔飞力认为, 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关于救世主教义宣传的排他性, 与中国的传统发生冲突, “妨碍了太平军与其他叛乱集团的合作”,他们这种“摒弃传统的社会价值制度”,使“他们更难于把势力伸展到所占城镇以外的农村内地”。这样, 孔飞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及它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美)孔飞力/著 陈兼、陈之宏/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年11月 美国有许多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全新概念, 与中国的传统相差甚远。而孔飞力经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与之相反。他认为, “地方自治理论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 并对后来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 许多中国的政治改革家都是在这一传统中汲取智慧, 从清初的顾炎武到后来的冯桂芬、康有为、章炳麟、孙中山, 无不例外。顾炎武是晚清以来主张“地方自治”论的先声, 晚清以来许多思想家常引用顾炎武关于郡县制和封建制( 即分封制——作者注) 讨论的内容, 试图通过对顾炎武关于封建制相对于郡县制更有积极意义这一思想的发挥, 来说明中国也应当实行“地方自治”。孔飞力指出, 这就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思想家的一个共性, 他们往往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 因此其思想也就与传统——特别是加强中央集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曾被后世学者所推崇的顾炎武, 在《日知录》中所称的: “夫惟于一乡之中, 官之备而法之详, 然后天下之治, 若纲之在纲, 有条而不紊”,其原意还在于加强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对此, 孔飞力还作了一系列的具体分析: 黄遵宪从日本引入“地方自治”观念后, 冯桂芬、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所讨论的“地方自治”,都不是伸张民权, 而是追求国权, 以致于使一个原本以伸张民权为宗旨的西方观念, 引入中国后, 仅仅只有“地方自治”这样一个西方术语, 而此术语所涉的内容仍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精神。孔飞力以冯桂芬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认为, 冯桂芬虽然曾在上海度过一段时期, 似乎也知道一些西方代议政府运行的一些惯例, 并因此可能 “和自己( 指冯桂芬—— 作者注) 身上的封建传统引起共鸣”,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西方这方面的观念曾左右过冯桂芬的思想, 尽管冯桂芬提出的改革措施看上去是如何地貌似“近代”,但他的每一个建议都可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找到渊源。同样, 康有为采纳顾炎武关于“封建制”的思想, 也只是为了利用地方精英来“维持帝制”,强化中央集权, 以为“只有让中国人在管理他们自己的地方社区活动中经过长期的锻炼, 他们才能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而立宪运动的最大批评者——章炳麟, 虽然对康梁主张的通过“封建制”建立“地方自治”的浪漫主义设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认为这是把历史拉回到封建式地方行政管理的方式中去, 是历史的倒退;但是, 透过章炳麟不遗余力地对立宪派进行攻击的文字, 可以看出: “他自己很欣赏中国的封建时代: 它的尚武精神, 它的地方意识, 它紧密的社会控制, 以及平民与贵族的上下联成一体。”[16]章炳麟赞扬唐开元年间施行的严格的控制措施, 极力主张行政改革就是要加强对官僚队伍的控制, 这说明他对中央集权的加强也是情有独钟。至此, 在孔飞力笔下, 章炳麟与立宪派在加强中国“传统”就有的中央集权体制方面, 对立的双方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我们认为, 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看法, 未必合理和正确。但是, 他所反映出来的重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 为当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注入了一缕清鲜之风。在孔飞力的著述中, 过去那种把“传统”与“近代”对立起来的理论模式不见了, 他更多地考虑到了“传统”与“近代”的传承关系, 反映了传统社会中包含近代的潜势, 近代社会中又体现传统的特点。应该说, 这更接近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 三 孔飞力与美国其他中国史研究同行都关心着一个根本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与外国文化相激荡而塑造了近代中国历史。但与费正清、李文森一代不同的是, 孔飞力更倾重对中国历史本身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研究, 他力图从中国内部去发现历史,使人们能够了解一个文化的内在结构是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表现出来。 在孔飞力之前, 无论是“冲击—— 回应”模式的倡导者, 还是“传统——近代”模式的标志性人物, 都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 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 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而孔飞力则不然, 他认为传统中国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充满矛盾与紧张状态的局面,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 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变迁主要动力来自于自我更新的传统。他指出, 清王朝的衰落, 晚期叛乱的纷起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其中有一些“则出自清代特有的一些问题”。如果从18 世纪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 向前展望, 就会得出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中国当时改革思想家所提出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某些前所未有的长期性变化造成的(如中国社会商业化过程) 。他对嘉庆帝的政治革新、魏源所持的今文经学兴起, 以及阮元对于学术提倡的论述, 都一反以往美国学者以为近代中国的改革力量完全依赖西方冲击的观点, 立足中国内部来分析问题。他还提醒人们, 如果注意到“人口增长( 在18 世纪由1. 5 亿增加到3 亿);物价暴涨( 同期可能高达3 倍);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等现象, 就会怀疑具有这种性质与规模的变化是否仍然可以视为王朝的循环变化。因此, 孔飞力的结论是: “西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 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 这一文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地产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 孔飞力反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切都以西方冲击中国的程度来衡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他在《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 对中国“近代”始于鸦片战争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认为这一界说至少隐指“在这一时代, 控制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自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之外”,而“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根源”[19],确定中国近代的开端还得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着手。在该著中, 孔飞力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和地方名流—— 绅士的剖析, 就近代中国始于何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传统中国的地方名流——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 正统的学术传统以及伦理观念, 使旧政权有可能以近似于从前的形态不断重建, 这一情况到了晚清动乱期间发生了变化。名流既为自己的利益, 也为朝的利益, 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使清王朝得以度过危机继续生存。但这一结果“是以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为代价的”,地方权力旁落到地方名流之手成了咸丰及以后中国的共同特征, 其影响直到20 世纪前期的整个中国, 这表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以前的老模式重建了。因此, 他的结论是: “旧秩序衰落( 不同于王朝的衰落) 的开始不会早于1864 年, 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应当指出, 孔飞力并没有把1864 年作为一条“传统”与“近代”截然分明的分界线。他自己曾明确地说: 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 年界定, 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即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传统中国进入近代。 在他看来, 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 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这一思想还可从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具体探讨中加以证实。 孔飞力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讨时间跨度很大。他往往通过历史的追溯, 从传统中探求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动力。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对中国旧秩序衰落的探究是从1796 年白莲教的叛乱入手的, 他认为:“1 9 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的地方税收与地方财政》一文中, 他通过对一条鞭法将课税对象由人头转为土地对中国地方税收与地方财政影响的剖析, 就里甲制度的式微、保甲制度的兴起乃至阎锡山推行的“村制”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认为: 不论是里甲制度还是保甲制度, 两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征税的需要;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的“村制”,尽管披有改良派纲领华丽的外衣, 但它“相当于清代的‘编村’制度”,“是中国旧行政制度在20 世纪复活的例证, 即将征税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村, 并使村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行政单位”,“阎锡山竭力鼓吹的所谓‘村制’仅仅只具有一种自治的外表, 而骨子里却继承了陈旧的帝制时期的税收制度, 是一种稍加变型的十人连坐保甲管理制。” 总之, 孔飞力通过对历史渊源的追溯, 证明了近代中国出现的一些曾被视为具有“近代”特性的历史现象, 原本就是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西方的“冲击”并无多大的关系。从而否定了美国中国史学界存在的一切以西方“冲击”中国的程度来阐述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学术观。 当然, 孔飞力并没有完全否认西方冲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虽然坚持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 甚至提出仅仅人口爆炸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某些新灾难”,但他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变化部分也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 如经济货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货币流入中国造成的。另外, 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 除了18 世纪后期出现的社会混乱和民族冲突等原因外, 中国“与外国接触本身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催化剂, 那就是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宗教” [24]。可见, 在孔飞力那里, 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共同影响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 所不同的是他更倾重于从内部因素来探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 体现了进入70 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内部取向”的新趋势——“1 9、2 0 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20 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 我们认为, 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及其动力, 归根结底应到社会内部的变化中去寻找。尽管孔飞力不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鸦片战争的爆发, 值得商榷, 因为一部近代中国史毕竟与帝国主义的入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而且鸦片战争并不是一桩单纯的外部事件, 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标志着中国的内部发展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另一角度来说, 孔飞力这种不把近代中国出现的“新”的历史现象, 全归结为是西方“冲击”造成的研究方法, 则有利于美国当时一切以西方“冲击”为标准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学风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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