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被首相甩锅？

寒冬开梅

　　在部长级官员们忙着解释英格兰对新冠疫情的糟糕回应时，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日益将大部分失误归咎于英格兰公共卫生署。






　　2020年7月26日 15:30 英国《金融时报》 莎拉•尼威尔 伦敦报道


　　今年1月，当中国出现一种具有致命传染性的冠状病毒的消息开始传播时，部长级官员们和科学家们赶紧向公众拍胸脯称，英格兰在应对这一危险的全球疫情方面处于不同寻常的有利地位。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于2013年成立，意在仿效受尊敬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该机构曾在抗击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Ebola)疫情的努力中表现优异，曾为此赢得一名领先科学家的褒奖，后者形容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在微生物学和病毒学领域的专长“令人惊叹”。


　　然而，在部长级官员们忙着解释英格兰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糟糕回应时，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领导的政府面对批评，日益将大部分失误归咎于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据官方统计，这场疫情已导致英格兰近4.1万人死亡（整个联合王国的死亡总人数超过4.5万）。


　　上周二（7月21日），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发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表示英格兰公共卫生署不会以目前形式继续存在。汉考克告诉议会议员们，该机构“作为一个科学组织确实不错”，但不适合交付全国COVID-19检测体系。


　　汉考克表示：“成立这个机构的初衷不是要随时准备在全国范围展开大规模防疫工作，在进入这场危机之初，我们不具备那么大规模的检测能力。”


　　英国首相已承认，政府对新冠疫情的部分回应相当“迟缓”，外界普遍把这番言论视为对这个公共卫生机构的批评。


　　一些接近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人士认为，该机构的公众形象在3月25日就遭遇一个重大时刻，当时该署的国家感染部门主任莎伦•皮科克(Sharon Peacock)教授回答了下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ect Committee)议员们的提问。


　　皮科克教授承诺，抗体检测将很快通过实体药房提供，这一说法在几小时后就遭到英格兰首席医疗官的否定。同样在那场听证会上，在被问及英格兰为何拒绝韩国那种显然有效的大规模检测模式时，她回答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她还承诺拿出一项科学评估来支持那个决策。该委员会表示，她至今没有兑现诺言。


　　下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表示，那场听证会“动摇了信心”，而且“就质疑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在这些事情上的可靠作用而言，肯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皮科克教授拒绝置评，但该署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她对抗疫措施做出了“重大且宝贵的贡献”，“包括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扩大检测能力，以及现在投入至关重要的基因组研究”。


　　回应笨拙


　　但是，英格兰对新冠危机的笨拙回应背后的故事，远远超出英格兰公共卫生署一个机构，更不用说一位官员在议会听证会上的表态了。


　　记者对熟悉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工作的逾15名人士进行了采访，据此揭示了困扰英国政府整体危机应对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实行统一指挥的冲动、对于与行业合作戒心重重，以及10年财政紧缩的影响——在该机构成立以来的7年里，财政紧缩导致其预算被削减40%。


　　2010年代初，时任卫生大臣的安德鲁•兰斯利(Andrew Lansley)提出针对NHS的广泛且有争议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应运而生。


　　与其前身、独立机构健康保护署(Health Protection Agency)不同，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是英国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的一个执行机构，直接向卫生大臣报告。它的使命比健康保护署更为广泛，后者聚焦于传染病。此外，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还获得健康促进使命，这令其在应对肥胖、吸烟和酗酒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否认自己的战线过长，指出一个国际同行评审机构在疫情爆发前做出的赞誉有加的评估，其结论是该署“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共卫生机构匹敌”。


　　经费不足


　　然而，科学家们有一个广泛共识：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近年遭遇的大幅资金削减，削弱了其在疫情大爆发时的回应能力。


　　兰斯利勋爵(Lord Lansley)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英国财政部违背了保护英格兰公共卫生署预算的承诺。“我在2010年获得的约定是，拨给公共卫生的资源在‘圈护’范围内，将在实际价值基础上得到保护。”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实验医学教授、英国政府新型与新兴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NERVTAG)成员彼得•奥彭肖(Peter Openshaw)认为，几届政府都要对资金不足问题负责。


　　“几十年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曾是世界羡慕的对象，但相关部门多次被重组，还受到各种削减和压力，使其很难按照以前的水平行使职能。”


　　另一位科学家表示，随着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寻求削减预算，该署许多经验丰富的人员选择提早退休，致使留下来的人压力陡增：“随着疫情加剧，他们被要求做的事情数量迅速增加……有一段时间，每个人要做大约九份工作，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已不堪重负。”


　　病例数量增加时，追踪干脆被放弃了


　　针对该署的指控包括，就在病例数量开始大幅上升之际，它停止追踪所有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人士的接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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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行政总裁邓肯•塞尔比(Duncan Selbie)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自危机开始以来，他从未公开露面，但据他的同事们介绍，他几乎每天都与汉考克通话。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我们只是在‘延迟阶段’开始时才开始有针对性地追踪接触者，不是因为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无法应对，而是因为大规模社区传播使得这种方法效率低下，不如以封锁为主的其他措施。”

　　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最近的说法似乎与此抵触。他对下议院科学和技术特别委员会表示：“并不是我们不喜欢2月到位的追踪体系，我们希望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基于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当时的能力，很难扩大追踪规模。”

　　批评人士还质疑，为什么在危机刚开始时，政府中没人想到让英格兰的130多名基层公共卫生主管参与进来，以壮大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自身的接触者追踪队伍。这些基层公共卫生主管手下总计有5000名工作人员，他们在控制性传播疾病或沙门氏菌的爆发方面具备久经验证的专长。

　　负责大曼彻斯特地区应急响应的维冈公共卫生主管凯特•阿德恩(Kate Ardern)说：“在停止追踪的时候，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在整个英格兰有290人负责追踪接触者。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但在全国层面，似乎没有人想起一件事，‘嗯，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哪里可能找到更多人员来追踪接触者？’”

　　她坚称，这方面的监督责任绝不能只落在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肩上。她补充说，她和同事们与该机构的地方分支合作得很好。

　　但起初不愿让基层公共卫生部门参与进来，凸显了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更广泛失败。阿德恩教授补充说：“在全国层面，没人想到需要与基层系统谈一谈，看看还有哪些人员可以被迅速动员起来，以及我们如何合作打造应急能力。”

　　一位前任内阁部长级官员提出，公务员队伍本能地对下放权力导致“可变结果”的风险保持谨慎。

　　一些科学家认为，未能更迅速地动员私营实验室，以增加可进行的检测数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类似的心态，即不愿让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设定和坚持的标准被稀释。

　　塞尔比表示：“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运行国家级的专业实验室，而非大规模诊断。”他指出，该署在中国以外率先开发并推出一种诊断检测，然后将其部署到40个NHS实验室，“这是英国近年历史上对一种新颖检测的最迅速部署”。他补充说，“好消息”是英国现在有了一个诊断产业。

　　一位生命科学行业高管暗示，未能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专长，是疫情期间明显存在的一种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部长级官员和高级公务员们最初难以理解企业在解决短缺方面可以扮演的角色。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官员们表示，商业实验室提出的所有协助提议都被转交给了卫生部，后者建立了一个正式流程来处理这些提议。该署表示，最初，根据卫生和安全法规，只有高生物安全等级的实验室才被允许使用其检测手段，但该署“迅速采取措施”，调整了这些规则，扩大了可以部署这种检测的实验室数量。

　　首相已承诺进行公开调查，该调查无疑将仔细审查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扮演的角色。

　　汉考克最近的言论暗示，他不会立即推动改革——但变革将会到来。“会有那么做的合适时候……我们需要一项常备的能力，一个不仅在科学方面出色的公共卫生机构，而且准备好非常迅速地投入大规模行动。”

　　与此同时，兰斯利勋爵很明确，英格兰公共卫生署无法——实际上也并不——独立于英国卫生部运作。他补充说：“我们只能待到时机成熟时才会知道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当时给出了什么建议，以及部长级官员们是否真的遵循了这些建议。”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