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小辣辣

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页。）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 （笔者所存复印件。）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 （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 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 （李海文：《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 史云“根据有关资料”补充了汪东兴、毛远新（见《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第660页页下注），但未说明什么资料。如本文所示，不同文本已有汪东兴。至于毛远新，因史云未提供史料文本，拙作所列名单暂付阙如。）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 （陈长江、赵桂来：《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后3次则没有。 （见《人民日报》1976年2月24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1日、5月13日、5月27日第1版。）不是记者没有拍到，而是毛泽东已经很难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搀扶。这样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会发布。
毛泽东不仅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或不愿同人谈话 （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连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也不易见到毛泽东，只能在陪同外宾时向他汇报工作 抓捕“四人帮”后，陈云曾问华国锋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华国锋说，见不到，只能在毛主席会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参见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1976年2月至6月，华国锋只见过毛泽东7次，6次是陪同外宾，1次是单独谈话。华国锋不易见到毛泽东，未必是“四人帮”封锁（事实上，江青等人也很难见到毛泽东），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据“毛年谱”所记，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听取党内人士汇报、同党内人士谈话，共计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仅1次。听取汇报或谈话时，毛泽东因为发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听懂，需要依靠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张玉凤——笔者注）转述或“翻译”；有时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毛泽东只能用笔写出来。写出来的字也明显看得出来手在抖动，完全失去从前挥洒自如的风格；个别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难辨认。写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单词或词组，少有连贯的句子。4月7日毛远新向他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毛泽东多以“好”“嗯”“是”“对”应答。谈及处理，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4月30日会见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国内局势和工作，毛泽东说得更简单：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6月25日同华国锋谈话，只写下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文字。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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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意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1782页。）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 （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项观奇：《〈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 （史云称，最早将毛泽东这段谈话“公之于众”的是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此说有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已经披露这段谈话。）。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