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为何搞文革大清洗
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任何探讨,都属于某种猜测,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某些历史问题,尤其是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往往需要探讨其动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无心之失和有意作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司法部门对于过失杀人和有意谋杀的定罪和量刑,更是大有区别。对历史人物的行为的评价,亦当如是。
许多论者探讨历史人物的动机,只是根据其言论和文字,这未必靠得住。因为人是会撒谎的动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许多邪恶行为,其动机不敢示人,却用冠冕堂皇、美丽动人的言辞包装起来,以便哄骗追随者为其卖命。
我认为,探索动机的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是,把政治人物的言论、文字与其实际行为做一比较,看两者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就需要到其宣扬的政治理论的框架之外,去寻找其真正的动机。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昭显真正动机的诸种信息中,行动比言论要重要得多。
毛泽东在73岁的高龄,发动了一场文革大清洗,而且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出于“善的”动机,即为了清除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或为了实现其共产主义理想,打垮脱离人民的共产党官僚,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还是出于维护其私利的“恶”的动机?
毛左派相信,毛搞文革是出于“善”的动机。但某些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里的“善”,是指追求或维护全社会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善”的对立面“恶”则是指维护或谋求个人的私利。
《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认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11】其实这是毛1966年《五•七指示》里的部分内容。
我毫不怀疑毛以及许多共产党人刚投身革命时,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球实现。毛1958年搞大跃进时,甚至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会在中国很快建成。但大跃进的惨败,国际共运的分裂,导致毛的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迅速破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因此,短短四年之后毛就发动文革,其动机就不可能是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
假定毛的《五•七指示》的说法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理论或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们来看看文革中后期,刘少奇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毛推出的一系列“新生事物”:废除高考制度,把中学生赶下农村,从工农兵中选拔学员上大学,在农村搞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派城市医生组成的医疗小分队去农村,把知识分子赶到僻远地区建立“五•七干校”,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等等。
我的第一点质疑是,推行这些“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吗?我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刘少奇等人已成为推行这些新生事物的障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共从1950年代就开始实行的政策,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也是文革前就推行的运动,刘少奇不仅没有反对,而且积极支持。
我的第二点质疑是。在文革后建立的“新社会”里,“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吗?在文革中后期,全社会“开后门”成风,尤其是在大学招生、军队招兵、工厂招工方面,各级干部纷纷开后门,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军队和工厂,而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极为不满。1974年江青批“走后门”,毛泽东却批评江青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还说他也“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12】。
与城市职工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工资。1972年,政府给工资最低的一部分城市职工涨了一级工资(人民币五元)。然而,当时全国职工的平均月工资不到50元,而干部工资级别最高的毛(404元),却没有主动降一点自己的工资(即使他降低一半工资,也丝毫不会影响自己一家的生活,毛本人过着全国最大特权的生活)。尤有甚者,毛自己的稿费存款(其中相当一部分稿费的合法性值得疑问)到毛去世时却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3】。这能证明毛追求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14】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官方媒体的政论,我从未看到有这个说法。相反,1964年毛主持制定的指导四清运动的文件《二十三条》和1966年8月毛主持制定的指导文革运动的《十六条》,都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而“走资派”或“黑帮分子”只是干部中的“一小撮”。
在文革初期,广大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的批斗,几乎所有单位的当权派都被当作走资派而被打倒。但对于从1967年开始的对走资派的夺权活动,毛提出的方针是由解放军、“革命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建立“革委会”,1967年4月毛又发出“解放干部”的号召。于是,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大多数基层干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毛下令“整党”,恢复了基层的党组织。到文革中后期,县以及县以下的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基本上官复原职。而各级革委会实际上形成一套新的官僚系统,而且这套新官僚系统比文革前的官僚系统更专制,整起无辜民众来下手更狠,更不讲法治,文革中的大多数冤假错案,就是在革委会成立后制造出来的。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对毛的心思揣摩得最深的林彪,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语道破了毛搞文革的本质,他说,文革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也就是说,要清除那些对毛不忠心或不大忠心的干部,提升那些对毛忠心耿耿的干部,文革只是换人做官而已,而绝不是要根本改变中共原来的那套官员由上级决定的干部制度,去实行什么由人民选举官员的巴黎公社制度。造反派中的某些天真幼稚的年轻人,错误地揣度圣意,以为毛搞文革,要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旧官僚,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例如湖南中学生造反派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1968年年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结果他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去了。
要探索毛搞文革的真正动机,首先就不得不探索毛为何要打倒刘少奇。毛发动文革要清洗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全党全国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对于刘少奇这位在1921年就参加中共,以后跟毛泽东一起,一直从事着中共革命领导工作的亲密战友和同乡,毛1966年对刘的态度简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中,他把刘少奇定为中国“头号走资派”予以打倒,1969年召开九大,他又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最后又把刘迫害致死。
在诸多探讨毛的文革动机和毛打倒刘少奇原因的文章中,我认为只有《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已故学者王若水(1926-2002)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15】,对这个问题分析得最透彻,最有说服力。
王若水说,要搞清毛的文革动机,必须上溯到1950年代。1953年斯大林去世,引发了毛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搞大清洗的罪行,并批判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揭批斯大林的问题,对毛的野心有益无害,因而毛只是觉得有点过头;但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毛的野心,因此毛痛恨赫鲁晓夫。
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1958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想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结果一败涂地,导致全国至少一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6】。从此毛就“有块心病(obsession)——赫鲁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要来对毛算这一笔帐?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以给毛私人写信的方式,对大跃进中的过左做法提出措辞温和的批评,却触痛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他从彭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马上给彭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等大帽子,把彭等四人打成“反党集团”,会议主题也从原来的纠“左”变成反“右”,全国继续搞大跃进,最后导致经济崩溃,无数民众饿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1962年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毛在会上轻描淡写地做了几句自我批评。刘在会上作报告说,缺点错误和成绩的比例,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有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可能是“七个指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否正确,要五年、十年后再做结论。刘还为彭德怀讲了一些公道话。而林彪却在会上力排众议,大吹三面红旗,为毛泽东推卸责任,还说缺点错误都是下面的干部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造成的。刘和林在大会上的不同表现,使毛认为刘将来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林才是最忠于自己的人,从而开始考虑以林取代刘,这就为后来的文革埋下了种子。
王若水的上述看法基本上站得住脚,但需要做些补充。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2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同年5月,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会议”),决定为前几年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党员平反,并同意邓子恢等提出的扩大自由地、在个别农户分散的地区允许单干等建议。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解决全国严重缺粮的急迫问题,陈云、邓小平等人建议在农村恢复大跃进前的“包产到户”,得到刘少奇的赞同。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回忆,同年7月上旬,在中南海游泳池,刘少奇与毛就陈云、田家英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发生了激烈争论。刘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7】
不难想象,“人相食”、“上史书”、“罪己诏”这些话,对于深谙中国古籍的毛来说,会产生多么大的刺激。刘少奇的这些言论行动,使毛认定刘在内心里是反对自己推行的三面红旗的,就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定要把他拿下。
毛要打倒刘,并不像毛后来自吹的那么容易,“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在七千人大会上,刘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县以上中高级干部的拥护。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毛的主张未必能得到多数票。于是毛采取了迂回战术。他通过林彪在军内搞学习毛著作运动,“学雷锋”运动,支持周恩来组织创作大型音乐舞蹈节目《东方红》,派江青搞“样板戏”,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一贯正确、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同时,毛大造舆论,在国内外寻找和制造敌人。他组织“左派”秀才,连篇累牍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18】。他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危言耸听地宣扬“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在城乡开展“四清”和“五反”运动,指控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指控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左派”起来“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指控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指控文艺界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会成为“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人马批判杨献珍的“合而为一”论、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秀成自述》等等。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四处寻找敌人的大战场。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手段赶了下台,毛很可能因此产生了危机感和倒刘的急迫感。当月,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撰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未果。次年2月,她跑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交。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王若水的文章还说,“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这段话的后一句完全正确,前一句则没有点破实质。我认为,毛搞文革大清洗、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走资派”的主要动机,是出于他的私心-----维护自己生前的最高权力和死后的名誉。
这里涉及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像毛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否有私心,是否会把个人的私利,置于全党、全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以往任何种类的政治家,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其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史无前例、“极其高尚”的事业,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理论水平、道德、工作作风等各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应该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低要求。我们来看看,毛本人是否符合这些条件。
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篡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资产阶级”的定义,没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自己炮制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这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应有的行为吗?
第二条,“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毛搞大跃进,导致上千万人饿死,但他决不下“罪己诏”,不做深刻检讨、认真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反而把婉言批评他的彭德怀打成反党分子,后来又发动文革,把指出他错误的刘少奇打成走资派,并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吗?
第三条:“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毛搞文革,整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干部,这是搞团结吗?
第四条和第五条:“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两条中批判赫鲁晓夫的那些话,“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恰恰是对毛一系列行为的生动写照。
毛的实际行为说明,他不仅不符合他自己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而且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毛就把个人利益置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对于毛的种种“异常”行为,无论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马列主义,还是毛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皆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试图以新的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释。
社会生物学家发现,自私(selfish)是人的天性。当然,人的天性还包括利他主义(altruism)的成分。但两相比较,自私具有更多的原生性,是第一位的、无条件地;而利他主义具有较多的派生性,是第二位的、有条件的【19】。“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现代经济学里的“经济人”(Economic Man)假设,就是基于人的自私天性。我认为,在政治学中,亦可提出“政治人”(Political Man)假设。经济人从事经济行为,会追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亦会谋求其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可以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而政治利益则包括权力、地位、名誉、影响力等等,其中权力是最核心的因素,目前还难以量化。在非民主制国家,已处于权力巅峰的国家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主要表现,则是提防和粉碎其他政治人的篡权阴谋;而对于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最高领袖,其谋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还包括竭力维护自己死后的名誉。
必须指出,政治人谋求私利,未必一定损害公共利益。正如资本家追求利润,亦可能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人谋求私利,既可能伤害也可能有利于全社会。例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其动机带有想当国际共运领袖的谋私成分。但如果大跃进搞成功,会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可惜由于毛不懂经济,大跃进搞砸了,而且搞砸得很厉害,结果严重伤害了中国经济,给中国民众带来一场大灾难。政治人谋求私利是促进还是伤害公益,最关键的因素恐怕在于政治制度的设计。
人的自私天性导致权力的腐败性。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有句名言:“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这原本是阿克顿对天主教会掌权者的行为所作的判断,后来成为政治学者分析权力-腐败关系时引用最广的一条语录。近年来的一些实验心理学研究,证实阿克顿的此一判断具有相当坚实的科学依据【20】。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多党制、分权制衡等制度,来遏制政治人的权力腐败倾向,遏制他们把私利置于公益之上的行为。而极权专制国家的最高领袖,由于掌握了几乎不受制约的最大权力,很容易为了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毛搞的文革大清洗,在他生前能够得逞,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2016年1月31日初稿,4月5日第五次修改。华新民、熊伟、徐友渔、胡平等友人阅读本文初稿后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