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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00多年前的1689年,中俄两个帝国就是作为平等的对手在尼布楚(Nerchinsk)要塞初次相交。当时双方已经在黑龙江流域(Amur)交战数年,时战时停。满清视黑龙江流域为自己的家园,俄罗斯则视其为注定要征服东方的漫长征程的下一步。满清对汉人的统治巩固之后便开始调集军队对抗俄国的入侵,烧掉他们的堡垒,赶走他们的商人和殖民者。尼布楚和谈是由夹在双方之间的蒙古统治者精心策划的。合约承认双方的平等及各自的权利与领土主张,确定了边界及其长度。
双方都在试图扩大自己的疆界。清朝想为自己建立一圈威慑于大清统治的附属国和部落,俄罗斯则想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疆。他们已经征服了西伯利亚,扩展到太平洋;现在又觊觎南面的可汗统治地和中亚的酋长国。
双方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继承者,尽管他们国内却与这一文明传统相距甚远。满清把自己视作天定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卫道者,但与此同时,他们是可汗,是骑马打猎的能手,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是佛教正统的护卫者。
俄罗斯是拜占庭和罗马文明的后裔。莫斯科也是一座七丘之城,是继罗马自身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个罗马,他们的统治者的头衔都是出自凯撒之名。沙皇,也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喜欢称自己为全俄皇帝[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力图把全俄罗斯变成一个欧洲强国,他剃掉了自已的波雅尔(boyars,沙俄一贵族阶层的成员——编注)式胡子,责罚贵族们的蒙古习俗。然而,东方的吸引力恰恰又将沙皇要求他们摒弃的传统传递给他们。他们对异族的征服既是恢复他们原有的传统,又是传播文明,将基督教和欧洲文明带给东方每况愈下的民众。
中俄两国都具有帝国语境,但他们却没有共同的语言。尼布楚会谈是蒙古人安排的;谈判则是通过驻清廷的耶稣会士和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他们与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代表用拉丁语交流,谈判甚是融洽。最后在额尔古纳(Argun)河口立碑刻字,用俄语、蒙语、满语、汉语和拉丁语记载了谈判结果;标明双方权限的边界石碑,在俄罗斯一面刻有东正教的十字架,大清国一面刻着满语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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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年中俄两国在恰克图(Kyakhta,今位于蒙俄边界)签订的条约才明确规定了两国贸易范围。俄罗斯商队可以每三年来北京一次,这是比对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优惠的条件。拥有几百人口的俄国要塞城镇恰克图是条约规定的两个边境贸易点之一;另一贸易地点,位于遥远东北角的祖鲁海图(Tsuruhai Tui),则从未繁荣起来。
恰克图则生意兴隆。在中国,恰克图被称为“买卖城”,这是中国对商贸区的惯常称呼。在蒙古首都库伦(Urga,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的城边也有一个买卖城,这是北京通往欧洲的“茶叶之路”上的另一个商站。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贸易增长了64倍,俄国以皮货交换中国茶叶。福建人为欧洲的自命不凡者运去上好的茶叶,买回海獭皮和欧洲纺织品回国销售。对于味觉不那么挑剔的人们,贸易则用茶砖来交换。因为银子稀有,人们担心丢失,所以茶砖在当时被用作货币。俄罗斯直到1854年才解除货币交换的禁令。
恰克图既有边城的肮脏贫困,又有富商大贾的石头大宅的富丽堂皇,二者的丑陋结合构成了恰克图特有的城市风貌。一条土路将恰克图分成两个镇;穿梭于两镇之间的商人们穿过挂着俄罗斯帝国双头鹰国徽的大门走进俄罗斯教堂的阴影——这里并非夸张——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是俄罗斯帝国第二富有的教堂,其纯银制的大门重达2000镑(毫不奇怪,银门后来被革命者掠走)。
尽管俄国人和中国人分别居住在各自的区域,恰克图的两个社区却是重重交织的。他们互相在对方区域设立办事处,他们共同灭火或一起抓小偷。有时候,他们之间会通婚,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还有些中国人越过边界到东正教教堂敬拜上帝。他们或者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恰卡洋泾浜(Kiatkha Pidgin);或者学习了对方的语言;或者请布里亚特人(Buryats,居住在俄罗斯东南部的蒙古人——编注)或蒙古人做翻译。
并非所有的贸易都经过了恰克图的双头鹰大门。边境很长,又缺乏有效的巡逻,所以漏洞很多。哥萨克人(Cossacks)、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都能带着自己的小商队任意穿越边界,根据需要与俄罗斯或汉人的商业网挂上钩。然而恰克图的好光景并不长。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航运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以及印度茶叶质量不断提高,已经使得茶叶之路几近荒废。贸易开始向南发展,恰克图的金库日益缩小。对于两个大国,他们各自都有更紧要的国事对付,一个城市的衰败便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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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的条约原本是为了限制帝国扩张,保障两国人民之间的文明礼遇。但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和太平天国(1850-1864)黑洞一般对清朝的吞食,大大削弱了清廷的国力;莫斯科权衡了两国的势力,觉得中国已不是对手。1858至1860年间,俄罗斯通过外交上的威胁及军队部署,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条约,将尼布楚条约规定的属于中方的3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拱手交给了俄罗斯。
对俄国和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愤慨以及有关基督教会暴行的传言引发了下一轮杀戮。1900年,方志海(Fang Zhihai,音)48岁。他小时候在北京的俄国教会受洗,一生都是东正教教徒。俄罗斯教士的传教是1727年的条约明文规定的,虽然条约对传教活动有一定的限制。早先的耶稣会教士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而著称,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们大多也如此。方横跨两个世界——他同时身兼志海和因诺肯季(Innokenty)两个身份;他既是老师,又是歌手,也即将被任命为教会执事。东正教牧师可以结婚,方的妻子也是皈依东正教的教徒,人称叶莲娜(Elena)。他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十几岁,两个女儿则更小。
因诺肯季被义和团用乱石打死在教会的水井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连同十几个其他教徒, 被活活烧死在东正教牧师家里;一个儿子在北京的街头被杀。另一个儿子幸存,得以讲述他们的殉难故事。因诺肯季、叶莲娜和他们的孩子被东正教列为中国殉难圣徒,这份名单共220人。“你们以基督教的纯洁使虚假的儒家虔诚蒙羞,将魔鬼激发的佛教践踏脚下,你们用自己的鲜血洗刷了中国大地的罪孽”,俄语的祷词如是说。
那年夏天,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中国旧称海兰泡——编注)的5000多名中国居民被俄国军队和俄罗斯民众从家里拖出。据我所知,遇害的5000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除了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Irkutsk State University)的维克托·佳特洛夫(Victor Dyatlov) 教授曾经撰文追述了这一悲剧。
像恰克图一样,布拉戈维申斯克也是个繁荣的贸易城,有大约5万俄罗斯居民和1万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多是做仆人的。一个亲历过这一事件的俄国人写道:“他们往往刻苦学习俄语——常常捧着俄语书或练习册学到深夜;这一学习热情成果显著而迅速。然而我们的没有太多文化的俄罗斯同胞们从来就没有太喜欢中国人。普通百姓只把他们看作一帮拒绝与俄罗斯人打成一片的外国人……也把他们视为不受欢迎的竞争者。”
义和团士兵们炮轰了边境上的俄罗斯一边,炸沉了船只。俄罗斯居民开始怀疑城内的中国人是第五纵队,无能的俄罗斯督军面对日益增长的对中国人的疑惧束手无策。曾经无比相信他们的中国仆人的家庭,现在开始疑虑他们的茶里是否被投毒,门户是否在夜间被偷偷打开。中国人在大街上就会遭到暴民袭击,暴徒们把因为暴力事件而损失的贸易所导致的失业,归罪于这些中国人。
7月3日,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杀气,一场屠杀似乎迫在眉睫。当地政府只是发出了苍白无力的命令,让大家不要伤害或侮辱中国人,然后却收到痛恨亚洲人的俄罗斯军政大臣亚历山大·库罗帕特金(Alexander Kuropatkin)的电报,敦促“全面击败”中国人,下令“驱逐”所有中国人。有些人已经逃离;然而还有几千人因为相信当局的保证而留下。
他们被驱赶到两国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掉队的人被挥舞斧头的民兵砍杀,或被马背上的哥萨克人践踏。夏日正是江水汹涌的季节,他们被赶进河里。目睹先下水的人被淹死后,后面的人拒绝下水,于是俄国人开始枪击。最后的一批人是用刺刀逼下水的。这并非唯一的一场屠杀。“关于杀中国人一事……大可不必每次都申请许可……一旦收到杀中国人的命令,你就二话别说,只管杀,”地区总督写道。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恐惧仍在蔓延。历史学家维拉德·桑德兰(Willard Sunderland)指出,曾经把中国劳力看作解决建筑业劳工短缺方便之举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对“黄劳力”(yellow labor)疑神疑鬼。从1907年到1913年,俄国颁布了类似于美国1880年代关于种族歧视的严厉法律,以“保护该地区免遭黄种人的大量涌入”。俄方地区总督,N. L. 贡达狄(N. L. Gondatti)说,“我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荒芜,也不想在这些土地上看到黄种人。”国家项目一律禁止外国劳力,区域划分法将亚洲人驱赶到“唐人街”和“韩国城”。相互疑惧笼罩着那些曾经受益于文化交流而繁荣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