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官二代的张学良,从没有过明确的政治目标追求,也缺乏个人奋斗、争做人杰的政治雄心。他只是象一个有良心的人那样,对保守、落后且充斥了丛林法则的官场,而深为不满。
因而,他在政治活动中,不擅隐忍与妥协,故处事易被情感冲动牵引,常走极端。
既认定杨宇霆是日本的德川家康式篡权疑犯,闪电般予以殊杀,事后却又对杨家发抚恤金,允为杨宇霆治丧并亲送挽联。
既发动事变犯上捉了蒋介石,后又突然释蒋并亲送蒋回南京,自甘陷网。
这二件事,均属突发为主,而非先有全局之深虑定谋。
所以,从人性上说,张学良是一个对他人的友情,易怀有偏执情结的人。
无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特别不宜主政。
但,强势官二代的身份,偏偏让他登上了政治高位。因此,他所作所为,不少都难为常人认同。而所作所为的结局,悲剧的概率必然很大。
二、
“九·一八”时的不抵抗命令,无疑 ,是张学良的一个政治耻辱。
不过,这种耻辱,在当时中国国力微弱之时,发生甚多,并非独与张学良相遇。
1928年5月,蒋介石率北伐军行进到济南时,也遭到当时侵占济南的日本军队挑衅与攻击,中国军民被日本人杀害数千,导致骇人惨案。然而,经种种权衡,蒋介石也只能命令对日本人不予抵抗,极力避战,而绕道济南,才继续北伐。
张学良在“九·一八”时的不抵抗,从战略上看,确属对敌情的误判。
但是,这种误判的根源,并非全是个人素质所使,而确是源于对当时中国虚弱国力状况的顾虑导致。
然而,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不是几句口号、不是上街示示威,便能解决得了的,而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力、丰富的军事物资做后盾,才有获胜的可能。中国八年的抗战,若不是终于等到了盟国的支持,并得到美国及苏联方面的军事物资大力援助,以及有美国原子弹的威力,要想获得让日本人投降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须知,直到抗战已打了七年的1944年,在与日本人打的豫湘桂大战中,国军仍还是败仗连连,丢失大遍国土啊!
可见,抗日的艰难与不易。
张学良等人当年的屈辱史,实际上是当年整个中国的屈辱史。
国情既如斯,对个人便也应不予苛求。
三、
张学良晚年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他说的是政治生命,仅仅15年,即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从军,到西安事变后的被软禁。
在张学良短短的政治生涯中,有三个人,极大的影响并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郭松龄、周恩来、蒋介石,都是曾为张学良敬重崇信的亦师亦兄之人物。
但是,郭松龄与周恩来,客观上,最后却都是将张出卖了。
而蒋介石,则囚住了他大半辈子。
郭松龄作为张学良无比信服的军事教官与政治导师,后来却丝毫不顾他与张学良的私情友谊,与冯玉祥密谋,公开反奉,不惜将张学良置于一个尴尬地位,并且失败后丢弃部下出逃,这一切,对张学良的信念之打击,非常沉重。
所以,张学良评说郭松龄,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却“也不是一个英雄”。
对郭的失望,便在此评说中。
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影响,更是非常之大。
由此,使张学良认为共产党是值得支持与参入的理想政治集团,从而他在钱财物资上,给当时已是甚为艰难的中共及其红军,予以了巨大援助,甚至,他还要求参加中共(后因共产国际不同意张加入共产党而未果),并已用“同志”的称呼与周恩来信件交往了。
张学良在晚年一次谈话中,也公开说:“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了。
但是,西安事变后,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对,中共也发生了180度的立场改变:
从事变发生后即致电张学良时的“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紧急时诛之为上”之激烈态度,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解决方案。中共也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之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这一来,使张学良、杨虎城处于政治上的极大被动。
所以,张学良晚年说:“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
无疑,此事对张学良的信念,是一次更大的打击!
本欲将此生托赋于共产党,结果,苏联与中共对他张学良,却是一种大大出乎其意想的态度。
当时,张学良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
当年12月22日再次到西安参入谈判的宋子文,他曾敏锐的观察到,那几天张学良的行为已有些异常,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有好几次痛哭流涕。
实际上,张学良在政治上的心灰意尽,以至对整个人生的几乎失望,很可能就是源于这个精神打击。
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
他说的,就是张学良。
后人都说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自投罗网,是愚蠢之举。
那是世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在某种原以为很理想的信念,突遭崩溃之际,不可避免会选择的极端之路。
有些人,常有一种“明明是他人的错误,却来惩罚自己”的自虐情绪,会不断发生。张学良此举,便是一次最典型的演绎。
只是,他在极度失望而精神支柱几尽崩溃之时,却又病急乱投医,再次选择的,却仍是一个错误。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从决定东北易帜时起,就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群雄中,蒋是最有政治“大略”的,但他也认为蒋无“雄才”。因此,即便发动西安事变,“兵谏”始终是实质,而并无取而代之的主观。
但,中共的立场改变,使张学良顿时失去了原有信念的支撑,因此,不惜牺牲个人政治前途,向蒋道歉,使蒋重复权威,便很快成为了他的选择。
显然,确定送蒋回南京之思考时,张学良可能已就没有了在政治上再予追求的兴趣了。
接受软禁的54年,实际是他选择的另外一种活法。所以,他能很好的活了下来,并且长寿百岁,而没有被悲愤吞噬。
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对于蒋,在个人与政治这二者各所具有的关系,在张学良心中,是有着清楚的一本帐。
不过,无论如何,蒋软禁张一辈子,是不公平的,有负于张的。
即不计事变之后张能亲自送蒋回南京之举,能以功折罪几何与否,那1928年张学良断然易帜,完成国民革命的中国统一;以及1930年蒋、冯、阎大战之中,张学良最终出兵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能成为此番博弈的赢家,张学良则都无疑是有功于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