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平头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准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准,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二)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欢迎光临 汉山 (http://s541722682.onlinehome.u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