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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FT中文网: G20牌桌上的朝鲜：成本、收益与风险 [打印本页]

作者: 新鲜人 时间: 2019-6-20 10:34
标题: FT中文网: G20牌桌上的朝鲜：成本、收益与风险
　　王鹏：在中美博弈、G20召开在即背景下，朝鲜因素可能给中国外交带来哪些成本、收益与风险，中国应采取什么策略？

　　

　　2019年6月20日 02:4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为FT中文网撰稿

　　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官媒评价道：“此访正值中朝两国即将迎来建交70周年，时机特殊，意义重大，是今年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将掀开中朝友好的新篇章，成为两国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就中朝关系角度看，也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首次访问朝鲜”，因而意义重大非凡。上述说法都是中肯的。

　　然而，如果联系（a）当前中美间已然白热化且久拖未决的贸易战，（b）已然“质变”（王缉思语）、“再也回不到过去”（基辛格语）的中美关系，（c）即将在美国东亚最重要盟友——日本大阪市召开的G20首脑峰会，以及（d）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韩国之行，那么客观上讲，国际社会容易认为，中国或许需要利用朝鲜来对冲G20上的风险。同理，仍被国际社会孤立、且对美转圜遭遇相当挫折的朝鲜，在“普金会”后，似乎也需要从邻近大国处再寻新突破。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中方角度分析，在中美博弈、G20召开在即的背景下，朝鲜因素可能带来的成本、收益与风险。

　　打“朝鲜牌”的成本-收益核算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随着中美关系的裂变，尤其是鉴于（a）此前同样作为大型多边主义国际论坛APEC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联合声明的流产，以及（b）一个月后阿根廷G20峰会上的种种外交“拉锯战”，G20机制自大阪峰会往后，恐怕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光环即将退去。在2016年杭州峰会上世人所盛赞的“行动队”很可能会蜕变为“清谈馆”；甚至随着中美缠斗的延续而进一步恶化为“角斗场”。（参见王文、王鹏：《G20 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1-10页）

　　而最近半年来，考虑到（a）美国务卿“穿梭外交”及其对中国“全球诋毁战”的展开，（b）中美竞相对第三方国家及重要国际组织进行的纵横捭阖，（c）目前在全球治理的“小圈子”中美国依然享有的远强于中国的软硬实力，也有学者担忧，此次大阪峰会甚至会被特朗普打造成“围猎场”——纠集“四眼”（五眼联盟5-Eye中除了新西兰，其余四国都在G20框架中）、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以及印度等“印太”大国共同“围剿”中国。这些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正如王鸿刚教授所敏锐观察到的——美国正在“强迫各国选边站队”：

　　同盟体系和伙伴网络作为美国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将在美对华博弈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美国通过构筑和推广“西方与非西方”“守成国与修正国”“民主与非民主”“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两极对立、水火不容的叙事话语和评判标准，以传统文化纽带强化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以维护既得利益为名团结其他发达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方面强迫转型国家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将中国和俄罗斯塑造成国际社会的“另类”和“他者”，给学习“中国模式”或追随中俄的国家施以高压和孤立。若美国将《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排他性条款”加以推广，也将是其以经济和政治体制划线、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关键一招。此外，以军事捆绑、经济援助、政治渗透等传统手段拉动其他国家向美国靠拢，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工具箱中的常用手段。（参见王鸿刚：《新阶段的中美战略博弈与中国对美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7-19页。）

　　明确上述大背景，再来看此次“时机特殊，意义重大”的国事访问，其预期收益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将对中国不利的“内线”作战（中国直面美国及其盟友的会上围堵）转化为“外线”突破（引入本不在G20框架之内的朝鲜，作为重大议题，掌握全球舆论的主动权）。通俗讲，就是从“牌桌”之外，另取新牌。但至于能否成为“王牌”，还取决于牌手的打法，以及与对手的策略互动。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特定条件下，有一定实力且富有谋略的小国也不甘于总是充当“棋子”的角色，而会跃跃欲试，利用其它牌手之间的矛盾而将自己置于有利地位，甚至反客为主，成为新的战略棋手/牌手。而棋手/牌手如果不够审慎，也不能排除被“棋子”反噬、利用，甚至最终自己沦为新棋子的可能。在人类世界列国纷争的历史上，这类王車易位、攻守势易的案例屡见不鲜。

　　以朝鲜为例，该国虽然在G20组织“编制”之外，但“朝鲜/朝核议题”却从未远离包括G20在内的几乎所有重大的全球或地区论坛，且几乎每次都能形成舆论场“爆款”效应。此前两次原本吸引全球媒体关注的“特金会”都无果而终，现在美朝关系的转圜也陷入低潮。因此，中国作为朝核议题的重大利益攸关方，利用这个特殊的时机抢先夺取这一热门议题的话语权，对本国而言，不仅有利于在此次G20议题上对冲诸如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国企补贴、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国际开发与债务问题等对中国不利的既定议题，而且能明显改观中国原本可能被故意孤立、边缘化的窘境，甚至还能成为本届大会热门议题的“首席话事人”；而对东北亚地区，对国际社会而言，此举也能够进一步推动有关各方的相互了解和战略沟通，在继续为确保半岛可持续和平、推动无核化进程的道路上，以“负责任大国”的身姿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

　　至于此次对朝外交的“成本”，在经济上，譬如给朝方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以改善民生等等，鉴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朝鲜的实际需求，这一块的成本对中国而言几乎可以不计。但如果朝方提出作为交换筹码的额外政治诉求，则需一事一议，另文详析，此处不予展开。

　　打“朝鲜牌”的风险评估

　　在成本-收益核算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风险评估与管控。近年来，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四次连续访华，双边关系已经大幅改善。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领导人也时常强调“各级领导同志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所谓“底线思维”，通俗讲就是凡是多留一个心眼，把最坏、最糟糕的情况认真考虑进来，然后未雨绸缪。就此次G20“反围剿”战役收官战背景下的对朝外交而言，又有哪些中方不得不审慎应对的潜在风险呢？

　　第一，自身过度宣传陷阱。

　　即，此次高访被本国自身过度宣传，从而吊高国际社会的胃口与期望；而后却未能取得相应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国际社会失望，甚至被对手国家抓住把柄，成为下周G20峰会上用来奚落、贬低中国的筹码。

　　尽管自2018年3月下旬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以来，中朝关系出现了自2006年朝方“悍然试爆核武器”（当年官媒用语）以来最大尺度的转圜——譬如出现了因该事件而中断14年之久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访朝；然而，毕竟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的彻底无核化是一场持久战，而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办成。此前，强大如美国、骄横如特朗普者，即便使用所谓“极限施压”，也无非是让“棋子”顺水推舟、正中下怀地实现连续两次高峰会；至于其心心念念的无核化问题，则根本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遂成为国际社会和国内政敌的笑柄。

　　由此似可推断，中国和朝鲜谈去核，能够轻易地取得远高于特朗普的实质性外交成果么？恐怕有相当难度——无论是从正面提供担保、努力劝服，还是从侧面、反面施加压力、试图压服，都恐难以奏效。

　　如果上述分析和推测成立，那么可想而知，倘若此次中方在（外宣层面）对此次高访过度宣传，使得国际社会因此抱有过高的期望，那么事后会晤结果一旦出来，并未取得相应的外交成果，则很可能使国际社会失望，甚至授人以柄，让正愁找不到新借口围堵、孤立中国的特朗普找到新素材。

　　第二，他国恶意炒作陷阱。

　　即，被他国恶意炒作，将此次高访渲染成“中国自食其言，违背联合国决议，执念于袒护朝鲜”。

　　从最近一年来美朝战略互动的表现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似乎呈现出一种“战略确定性高，策略不确定性高”的特征。

　　前者“战略确定性高”（strategic high-certainty）是指，在国会山、共和党建制派、美国（涉朝/分管亚太地区）官僚机构（如国务院等）、军方（五角大楼）等众多白宫以外、美国国内的重要因素的共同约束、规训（discipline）下，特朗普政府对朝打“反常牌”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也就是一年前曾被广泛担忧的特朗普政府“收编”朝鲜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尽管他本人是否曾经持有，或者现在依然持有类似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从白宫-压力集团-平壤三方互动博弈的实际表现来看，“特朗普个人”在朝鲜、朝核问题上，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扭转美国战后历届政府对朝的基本方针和立场。换言之，“特朗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必须执行既定的路线和目标，那就是推动朝鲜去核。至于实现政权更迭这一目标，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恐怕仅存于博尔顿等极端强硬派嘴里，尚无充分证据证明是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和目标。

　　后者“策略不确定高”（tactic high-uncertainty）主要是指，因为特朗普个人个性和斗争手段偏好（preference of struggle means）导致他已经习惯性地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故意制造不确定性，故意炮制前后矛盾、相互否定的言论，以此来增加对手研判其战略意图的难度。所以，我们看到，在朝核问题上，一会儿说“必须施加压力”，一会儿又发推“美国并不急于求成”等等，实际上都是围绕在实现（哪怕他本人并不十分赞同的）高度确定的总战略目标上，而蓄意实施的种种模糊化话语策略。

　　结合上述对特朗普政府对朝战略与策略的两重特点，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不仅特朗普本人，而且美国国内的重要压力机构，是不愿意、不允许中国和朝鲜走得过近的。事实也多次证明，美国此前对朝种种所谓“极限施压”，如果没有中国的全力配合，也终将成为一张废纸。因此，这些派系、利益集团对中国领导人访朝，会持高度警惕、反对的态度，而且也有充分的动机去怀疑、指责中国，并最终把导致“外界对朝压力失效、朝鲜随其抗压能力的提升而在核问题上采取越来越不合作的态度”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来。对此，中国不可不查。

　　而特朗普本人，当前面临巨大的连任竞选压力。在经济红利不再明显，其他外交成就也乏善可陈的当下，谋求在半岛问题上取得突破，可以正面提升特朗普的威望和人气。或者反过来，从负面减压的角度看，成功找到“替罪羊”——譬如“纵容、袒护朝鲜”、“自食其言不认真履行联合国决议”的中国——对竞选连任的特朗普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及时“甩锅”、推卸责任的“好办法”。对此，中国亦不可不查。

　　第三，他国恶意利用陷阱。

　　即，被他国恶意利用，将此次高访做成“半岛版的金门炮击”。

　　在“冷战”的高峰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于1958年秘密访华，与中国同志商讨重大国际问题。在几次并不愉快的谈话后，8月3日决定次日离京。出于友好的考虑，中国同志执意要亲自去机场欢送，还要带上在京的各国大使一起送。赫鲁晓夫行前与中方签署了有关中苏领导人对当前国际重大局势达成一致意见的协议。8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人民日报》头版发布相关信息。两周之后，即1958年8月23日，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事件爆发。

　　对此，无论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是国际社会、舆论，都一致认为所谓“中苏之间达成的共识”就是关于炮击金门。而赫鲁晓夫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一方面，他当然不能承认是他“授意或默许中国同志”这么做，那等于是自己伸出脑袋接石头，白白替中国人顶锅。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矢口否认。第一，他否认，西方未必相信。第二，在已经得罪西方的前提下，他如果仍坚决公开否认，则还要得罪中国同志，而且更有损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以及他自身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个人声望。

　　这一事件，从长远看对中国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东方农民式的狡狯”（赫鲁晓夫语，据说后来也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广泛引用）严重伤害了赫鲁晓夫的自尊，遂为此后中苏决裂埋下了深刻的伏笔。然而，就短期效应看，这次“外交突袭”（diplomatic strike）倒确实利用苏联为中国可能的军事-外交冒险背了锅、挡了枪，而且当时并未支付多少成本，同时也加剧了美苏间的战略疑惧，或许也算是一份意外的战略收益罢。

　　从平壤此前种种动作、表现来看，其决策层显然对中国同志的传统智慧有相当程度的参悟与体认，并做到了活学活用。因此，从逻辑上讲，我们不能排除此次高层访问被有关方面恶意利用的可能。譬如，在中国同志离开平壤之后，或许迅速有类似试爆、试射的事件发生，或者有关方面突然发表与此前一年来缓和、低调、合作基调完全不同的，充满了紧张、高调、对抗色彩的反美宣言，从而将此前因美方拂袖而去、横加指责等种种傲慢行为而久久积郁的愤恨一股脑地发泄出来——这一切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方眼里，一定不是当事人的自选动作，而是受周边大国的挑唆与背书。

　　联系到此前北京与平壤间逐渐热络的联系，共同发表的有关亲善的宣言，西方舆论似乎和60年前一样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上述猜测。而对那些对中国本来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国家、政治派系而言，这不啻于最佳的发难借口。换言之，打“朝鲜牌”的用意，本来是要在G20的牌桌上增加己方博弈的筹码；但如果横遭这样的变故，则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筹码落入对手手中，成为污蔑中国所谓“藐视联合国决议”、“自食其言，推翻自己曾经投票支持、签署的联合国决议”的新标靶、新口实。对此，中国不可不查。

　　从平壤的角度看，自2018年3月8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可以开特金会”到几天之后美国宣布对华301调查，正式拉开中美贸易战序幕，再到3月下旬历史性的首次朝鲜最高领导人访华，再一直到今天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的半岛变局……平壤很可能会认为，中美关系与中朝关系成反比，即，中美对抗越加剧，则各自对朝压力就越小，自然结果对朝越有利。如果平壤的确如此认知，则相应地就会萌生出上述动机来。如果能够借助一波类似60年前那场人为造成的“误会”的操作，来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造成新的、更为持久的大国隔阂，那么对其自身而言，显然也是有重大战略价值的。

　　打“朝鲜牌”的风险管控

　　第一，内外有别，对象明确，有的放矢，各个击破。

　　中朝关系实现14年来的历史转圜，殊为不易。尽管对双方而言都存在一定的成本和风险，但在迫近的共同威胁面前，如前文所析，战略收益在现阶段都依然值得（necessity）且可以（feasibility）为两国各自所追求。

　　在上述给定条件下，为维护中朝关系，历来在平壤评估北京态度的指标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传统纸质党媒、央媒，大可开足马力，深情回顾两国、两党的战斗情谊，讲好中朝故事，为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源源不断输送“正能量”。在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上，中国也无妨尽到一个好邻居、好伙伴、“负责任大国”的义务。

　　但在外宣层面，尽管在当今网络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内宣-外宣”之别早已模糊，但在洞悉这一大趋势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在内外两个层面上突出不同的重点，依然值得努力去做。譬如，以CGTN（英语频道）为代表的外宣旗舰机构，则不妨明确将针对该事件的报道与评论，锁定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受众上。换言之，就是此次外宣层面讲好中朝高访的故事，就是要讲给西方人听，在中美贸易战、美国要围剿中国的背景下，讲给国际主流社会、G20国家听。所以，这个故事讲得好不好，根本评价标准不是中国人自己听了感觉如何，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对冲种种来自西方的批驳和攻讦。

　　在明确上述受众对象和宣讲目标后，就可以制定策略了。对西方讲好中朝关系的故事，关键是要把这一叙事置于“中国长期以来始终不渝地推进半岛的彻底无核化，同时也致力于确保半岛区域的和平”。注意，“推进无核化”与“维护半岛和平”两者的顺序不宜颠倒。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偏袒朝鲜”、“中国为‘维和’而牺牲‘去核’”等误解或攻击，中国的策略应该是首先强调坚定的无核化立场，然后举出实例、论据来证明中国确实为此做出重大的实质性贡献。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强调中国为维护半岛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如果两者重要性颠倒了，则无法抵消、对冲前述话语攻击。

　　第二，饥饿营销，欲说还休，打造“中国金牌话事人”，从而对冲G20“围剿”风险，夺取国际话语主动权。

　　战略上，此次赴朝高访是G20峰会的预热，那么同理，在话语上，针对高访的报道、评论、渲染，也应该是G20报道、评论、渲染的预热。为此，则不妨采取“饥饿营销”的策略，故意“欲说还休”。毕竟，无论《人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无论是CCTV还是CGTN，在这一场全球舆论战、中美“统战”战中，都不是第一主角，而只是伴唱、伴舞，是提前登台暖场，为最终主角的登场做好铺垫的，所以不宜喧宾夺主。如果在座位预热的报道中，用力过猛，则不仅有言多必失的隐忧，而且还可能导致主角登场后无“包袱”可抖，无“材料”以对冲对手早已埋伏下来的围剿之军。

　　所以，比较可行的策略是，所有报道、评论、国际舆情形塑，一方面激发全球受众对此次高访最终成果的期待，同时也知晓（a）中方在过去14年甚至更长时间中为推进无核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和坚定立场；（b）在朝鲜事实拥核的前提下实现去核是一项艰苦的持久性事业，需要各国共同实心参与（换言之，如果中朝无法达成重大协议，那也怪不得中方；特金两会照样无任何协议，还把半岛转圜的氛围破坏了）；（c）如果21日中朝双方真能发表一联合公报，即便仅仅在口头上写入“中朝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之类的表述，那么这一外交成果也足以扔到G20大会台面上，让所有曾图谋孤立、边缘化中国的人无话可说。届时，主角登场，自带“半岛事务金牌话事人”光环，客场作战却能反客为主，东道主、全球霸主即便不被边缘化，至少也无法按原路线方针实现围堵围攻。

　　为此，技术面上，预热阶段的报道宜保持相对低调平和的基调，从而确保27日主角于大阪登场后，国际社会对半岛之事的期待与好奇，对冲掉可能的孤立、边缘化图谋；同时为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留下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就是为了留存可以回旋的战略与话语空间。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杜绝“金门事件”。

　　中朝两国人在过去70年来（朝鲜战争以后）、400年来（壬辰倭乱以后）、2000年来所积累的友谊与情谊是深厚的。这种兄弟般的情谊，也无时不刻提醒着人们，既然是亲兄弟，也不妨明算账。尤其在涉及战略底线的问题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略误判或对方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行为，自己把实话、白话先说在前头，也不啻为双边友谊的可持续维护之道。

　　河豚味美，犹有毒腺。食之不慎，终为土灰。苟善庖厨，取舍有道。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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