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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科技向善”看起来很美，但复杂性超出马化腾们的想象 [打印本页]

作者: 大千世界 时间: 2019-5-20 15:52
标题: 科技向善”看起来很美，但复杂性超出马化腾们的想象
　　笑蜀：在“算法利维坦”阴影之下，对掌握了算法这一关键权力的马化腾们而言，冷静的内省——尤其是对过度追求做大做强的反省——最为重要。

　　

　　2019年5月20日 03:00 独立学者笑蜀为FT中文网撰稿

　　今年5月4日，马化腾宣布腾讯愿景和使命升级，正式确定科技向善为腾讯新的愿景和使命。

　　

　　据说这属于腾讯的顶层设计，以腾讯在业界的影响力，不可能不轰动。很多媒体和粉丝追捧，认为指出了中国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的新方向。

　　一半是天使，一半至少是混沌

　　高举价值观的旗帜，强调关怀和使命，这不是马化腾一人之举，而是包括马云等互联网巨头的时尚。诸如马云宣称的阿里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话不能说不对，阿里确曾以一家企业之力，几乎奠定整个国家的电商基础设施。但与此同时，恶性竞争的招数，阿里也没少使，最遭诟病的是一次次祭出封杀大法，封堵几乎所有非阿里系的外部流量来源。这种强烈的排他性跟马云所称的使命显然冲突。就此而言，马云说的更像是：天下皆归阿里，天下才没有难做的生意。

　　一半是天使，不仅倡导科技向善、商业向善，而且一定程度上有践行。但另一半即便够不上恶魔，至少谈不到君子。这种善恶兼具的混沌，在中国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独腾讯，不独阿里，包括滴滴，包括拼多多，越做越大的同时，莫不越来越深陷争议。至于百度，更不必提，于它已经不是所谓争议，而早就是公论滔滔。

　　当下最惊心动魄的算法失控、算法作恶

　　又岂止中国，互联网的祖国美利坚也难例外。Facebook 近年的遭遇，就是经典的例子。

　　众所周知的原因，Facebook 在中国用户不多，但并不影响其掌门人扎克伯格在中国的知名度。这主要因为他为了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张到中国，下了大功夫。比如学习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比如跟中国网络高官谈笑风生，比如在北京雾霾中晨跑。他还娶了个华裔妻子。

　　对中国情有独钟的扎克伯格，似乎已经某种程度中国化了。比如对赢家通吃的不懈追求，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做派。Facebook 的块头已经够大，但他不满足，为不断扩张市场呕心沥血，力图排除一切竞争对手。吞并Instagram，吞并WhatsApp，都基于此种战略考量。

　　做大做强，中国企业家最向往的这两点，扎克伯格都做到了。除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努力受挫，Facebook可说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打败天下敌手又如何？这滋味其实并不令人享受，反而从此麻烦不断，以至于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 Chris Hughes也不能不出手，前几天在《纽约时报》上长篇大论强烈呼吁：“是时候拆分 Facebook 了”。其理由骇人听闻：Facebook能量之巨，已足以动摇“国本”。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马克是个善良的好人。但令我愤怒的是，他对增长的关注导致他为了点击量而牺牲了安全和文明。我对自己和早期的Facebook团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新闻推送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我担心马克身边的团队只会强化他的信念，而不是挑战它们。”

　　“牺牲安全和文明”，可能没什么指责能比这更严厉。那么，Chris Hughes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这就需要从去年的“剑桥分析丑闻”说起。该丑闻导致扎克伯格不得不接受美国国会长达五个小时的质询，并公开道歉。表面看起来，该丑闻主要是一起隐私泄露事件，即Facebook上5000多万用户数据被第三方公司盗取，但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剑桥分析利用这些盗取的数据销售所谓选民心理档案，通过帮助某些政客赢得选票而盈利，这才是要害。这凸显Facebook 鲜为人知的一面——可能被不良政客甚至境外势力用来影响一国政权更迭。这或许是当下最惊心动魄的算法失控、算法作恶。

　　这点，应为扎克伯格本人始料未及。但无论其初衷如何，这都不可避免。道理很简单，作为世上最大规模的言论广场，Facebook 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实现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具备了对国家政治运作的干预能力。它不再只是一部盈利机器，也是政治利器尤其选举利器。这对各派政客、政治势力，是不可抗拒的诱惑。Facebook 不可能不遭觊觎，不可能不遭各种绑架、算计和挟持。

　　都知道它可能邪恶，但还离不开它

　　但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扎克伯格反省到位，对这一最大风险有起码认知。因为，目前为止，其所有改进思路都停留于隐私保护，以及言论规制。他更想不到的是，无论他怎样具有改进的诚意，真诚地要保护隐私、规制言论，实际上往往适得其反。须知，在用户高达四亿人的言论平台，无论隐私保护，还是言论规制，都不能个人说了算，也不能仅仅企业管理层说了算，而必须经由公共程序。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如Chris Hughes 在《纽约时报》披露的，往往扎克伯格一个电话，就认定某种言论为仇恨言论、煽动性言论，就可以封杀某些用户。这种语境下的Facebook，如同私人帝国，扎克伯格则是国王，可以在这庞大帝国实施自己的王法。哪怕其真诚为善，也不具备程序正义，也难免独裁嫌疑。

　　这是扎克伯格的困局。他一门心思做大做强，但真做大做强了，Facebook却沦为一头他自己也难以驾驭的算法怪兽，成了可能的国家的敌人。如Chris Hughes所说，“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权力不应该集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我们都容易犯错。这就是为什么开国元勋们建立了三权分立体系。他们不需要预见Facebook的崛起就能理解垄断公司对民主的威胁。”Facebook的崛起不只威胁到公民的个人隐私，威胁到言论自由，更在事实上威胁到分权制衡体系，动摇美国的立国之本。这才能解释Chris Hughes为什么必须站出来挑战扎克伯格，必须对自己的老友猛击一掌。

　　Chris Hughes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做大做强之后的Facebook，已经超出一般的企业职能，而具备一定程度的统治职能。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受制约，绝不能居于垄断地位。但具备一定统治职能的Facebook，恰恰就居于垄断地位。如Chris Hughes所说，“马克的权力是前所未有的，非美国传统的”，与美国不相容。

　　但另一方面，Facebook已经深深嵌入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统计表明，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中绝大多数会使用Facebook产品。甚至在2018年这个负面新闻遮天蔽日的年份，Facebook的每股收益也比前一年惊人地增长了40%，折射了美国人对Facebook的空前依赖。

　　都知道它可能邪恶，但还离不开它，这才是Chris Hughes深刻的焦虑和恐惧，这也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对Facebook等“算法怪兽”的焦虑和恐惧。一如Chris Hughes所说：“即使人们想退出Facebook，他们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选择，正如我们在剑桥分析丑闻之后看到的那样。由于担心自己的隐私、对Facebook的诚信缺乏信心，世界各地的用户发起了一场删除Facebook运动。……最终，人们并没有完全离开这个平台。毕竟，他们还能去哪里呢？”

　　这就是说，与美国不相容的Facebook，已经客观上绑架或挟持了美国社会。这是Facebook为什么可以干预政治乃至影响政权更迭的基础，也是各派政客力图渗透Facebook的诱因。这种算法失控导致的算法之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遇到的难题。无论对政府之恶，还是对资本之恶，人类主流社会都已经有了共识，并且有了一整套应对或者说解决办法。因此属于典型性病毒，大致在可控范围。但不断膨胀的算法怪兽到底何等面目，算法之恶到底怎样发展，很大程度上属于未知，而且不断动态演变，很像让人谈虎色变的“非典”病毒。

　　毋庸讳言，包括算法在内的新技术，的确是对人类能力的巨大加持。但这加持并非没有代价，其代价到底多大，对其非典病毒的一面如何防范，人类的经验其实很有限。这可能是当下人类共有的难题，属于当下人类的天问。

　　更紧迫的科技向善，可能是冷静的内省

　　但是，美国纵有算法失控，算法作恶，毕竟已有所警醒。亦如Chris Hughes所说，“要求Facebook和其他垄断企业负起责任来的时代可能正在开始。公众的愤怒正在增长，不可忽视，新的有志之士已经出现。”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包括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Jason Furman等经济学家，都站出来呼吁调查Facebook。既然轰轰烈烈的公共讨论已经展开，既然已经上升到“安全和文明”的高度，美国社会自不难凝聚共识，共同应对危机。

　　但这一切，当下中国实在任重道远。过度追求做大做强，过度追求增长和规模，是扎克伯格的重大教训。而在这点上，中国企业家，尤其中国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往往可能走得更远。而且法治缺位的体制机制，也给了他们野蛮生长的空间，让他们更缺乏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轻忽算法失控，为了点击量牺牲安全和文明，相比Facebook可能更甚。

　　同样致命的是，美国人被Facebook绑架或挟持，此种窘境也困扰着中国人。平台型企业已经全面渗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离开它们，公众寸步难行。公众并非不知道它们的问题，但束手无策。一如2018年于Facebook是丑闻年，但并未阻挡Facebook的增长，2018年也是中国某些平台型企业的至暗时刻，百度竞价的黑幕，滴滴的安全问题，无不令人惊惧。但中国人同样离不开深陷丑闻的那些平台型企业。只能一边骂百度一边用百度，一边骂滴滴一边用滴滴，别无选择，无奈而屈辱。

　　但最致命的可能还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美国有强大的分权制衡传统，而且这并不限于政治领域。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就是分权制衡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但中国并不存在这一历史传统。换句话说，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度追求做大做强可能是大问题，市场集中度过高可能是大问题。所以，无论公众对一些平台型企业怎样不满，他们的不满也仅限于隐私泄露、言论管制等范畴，而没有Chris Hughes那样的意见领袖站出来说，主要问题是市场集中度过高的问题，是垄断问题，是平台型企业权力过大不受制约的问题。当然更不会有拆分腾讯、拆分滴滴等呼吁。

　　最大危险可能就在这里。过大过强导致权力过大不受制约，这本身就是恶。这不只挑战分权制衡，更可能破坏整个产业生态、经济生态乃至政治社会生态的均衡性。所谓分权制衡不是别的，无非是万物相生相克、生态均衡这一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适用而已。权力过大不受制约，其最大的恶则在于对均衡生态的颠覆，对生态学原则的颠覆，最终必然走到反面，遭致整个生态的反弹。

　　从这一角度审视马化腾和腾讯倡导的科技向善，恐怕不能不承认这一议题的复杂性。马化腾们的美好初衷及对中国公益事业的积极推动无须怀疑，问题在于，他们对议题的复杂性可能准备不足。科技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捐给公益事业，这就是科技向善么？科技企业支持乃至直接运作一些公益项目，这就是科技向善么？答案是肯定的：是，它们都是。但如果局限于此，所谓科技向善恐怕过于简单。

　　“算法利维坦”的阴影之下，对掌握了算法这一关键权力的马化腾们而言，比企业做公益更紧迫的科技向善，可能是冷静的内省，尤其对过度追求做大做强、过度追求增长和规模的反省。更多问题随之而来：做大做强要不要有边界？做大做强的利弊到底如何评估？做大做强之后如何节制企业以及自己过大的权力？如何建立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机制？

　　在技术创新尤其商业应用的创新上，中国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领导人已经展示了他们几乎无与伦比的能力，成就了一个一个新经济的奇迹。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中国新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成了中国经济最大的希望。而责任跟能力是对应的，当他们走到这一步，他们不能不面临更大责任。怎样尊重均衡生态，怎样尊重安全和文明，可能是他们更紧迫的任务，更重大的愿景和使命。

　　人类迫切需要在社会创新领域展现更大智慧

　　但坦率地说，并不能都指望他们。因为如前所述，算法时代具有强烈的未知性。Facebook长成今天这样子，扎克伯格固然不曾料到，但当初可有任何人料到？当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普及全球，难道不是到处都充斥乐观，认为民主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认为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最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后来的趋势却让人们大跌眼镜，民主化非但没能在全球同步发展，反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溃败。而这溃败跟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不无关联，展示了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出人意料的一面，更展示了互联网尤其社交媒体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Chris Hughes在抨击扎克伯格时，自己也流露出悔意：“我对自己和早期的Facebook团队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认真考虑新闻推送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文化、影响选举、赋予民族主义领导人权力。”

　　所以，对扎克伯格必须批评，但仅仅批评扎克伯格其实并不够，也有欠公平。同样，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负起责任，但仅仅他们负责任并不够也不现实。全人类都缺乏经验，全人类都难以预见。但算法迭代不等人，经济发展不等人。人类经验和经济技术发展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算法失控的风险越来越大。人类迫切需要在社会创新领域，展现出比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创造性，否则不足以驾驭算法怪兽，不足以保卫安全与文明。这是全人类的问题，全人类的责任。只不过，新经济尤其平台型企业的领导人居于最前沿，能力更大，更责无旁贷，也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多苛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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