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反思性研究见解,与他的习行理论(practice theory)密切相关。我认为,这个理论的精华表现在其名著《区分: 一个对于品味评价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的一个名句上——“表相造成的本相,与本相造成的表相”(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对于这个看来莫明其妙的句子,我的理解是:我们许多的言行表征(表相)强化了社会现实本相,而在社会现实本相下,我们又自然而然的产生特定言行表征。
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表相的社会中,我们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然而我们很少去深究、认识社会本相,更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所做的经常更深化社会本相。这与前面所说的,“历史”造成现实社会情境,而在现实社会情境中人们也相信并继续述说或书写这样的“历史”,是同样的意思。我们所说与所写的“历史” 也是一种表征、表相,而现实社会情境便是社会本相。所以我们可以把布迪厄那句名言,换个方式来表达——“情境产生于本文,而文本也产生于情境之中”(context in text and text in context)。这文本,特别指的是人们的历史记忆文本。
在文献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是我过去在台湾一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文本分析”课程的副标题。当时有些教授反对,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的田野就是在某偏远地区人群中所进行的参与观察,不能在文献中作田野。人类学家到实实在在的人群社会中进行田野,的确是他们值得骄傲的学术资产,这也让许多历史学家十分羡慕。我常听历史学界的朋友说,我们无法进入唐代、宋代人群社会中,像人类学家那样亲身观察当时的社会,听每个人鲜活的话语,观其行为,分析其情感与意图,发掘隐藏的社会结构。于是,无法进行田野考察成了历史学家难以深入探究过去社会的普遍借口。
了解遥远过去的人群社会(历史学),与了解遥远空间外的人群社会(人类学),对反思性研究来说都只是整体研究的一半。另一半的研究则是,基于对遥远时间、空间外的“他者”或“异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认识“我们”与我们所存在的现实情境。如此,我们的现实存在,以及造成我们认知偏见的帏幕,将突然透明地呈现在眼前——像是蝴蝶咬破了蚕茧出来,终于看见以前被自己当作是全部世界的茧,以及自己存在的真正世界。前一半的工作是“化奇特为熟悉”(to make strange familiar),后一半的工作也就是,“化熟悉为奇特”(to make familiar st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