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粮食贸易（七）
运往广东的粤西米谷，“以梧州为商贩总汇”。在广东除广州外，“省城上流一百二十里三水县属”的西南镇，也是“西贩聚集之所”那里“风檣鹄立，往还殆无虚日”。 北方除了天津等城市外，关外的牛庄、口外的八沟、归化等城，也都很重要。牛庄是奉天等府豆麦运往天津，山东和江南的海舶起航点。“热河八沟素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归化城则集中了河套地区的粮食，山西、陕西、直隶客商舟载陆运，十分兴盛。在陕西，“西安之咸阳县乃粮食聚集之区”，不但晋豫等内地省区“赴买者固多”，就是“本省赴买者亦自不少”，是关中农业区中一个最重要的米市场。 上面列举的，不过是一些比较出名的米市场，由于清代的粮食贸易十分普遍，所以大小米市遍布全国。当然，从总体来看，还是南方多于北方，其中尤以长江沿岸最为集中，这应该说与当时的粮食产销情况是吻合一致的。 三 清代粮食运销规模的不断扩大，反映了清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在当时，一些需要从外地运人粮食的缺粮区，除了像北京等全国重要城市外绝大多数并不是由于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就以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和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为例，这两个地区恰恰是全国土地最肥沃、农业生产最发展的区域，它们的缺粮，正如前面提到的，是因为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中大批粮田改种经济作物． 当时在国内，事实上已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专业区。太湖平原地区中的城镇市民，乡村中的不少棉农、桑农需要依靠湖、川、赣、皖等省运人粮食，以保持其城市和工商业的繁荣，及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同时他们又将丝绸、棉花、各种手工产品运往那里和全国各地。在福建漳、泉、福、兴等府，需要台湾的粮食，同样，台湾的很多生活必需品，则要靠大陆输入。北方地区的情况很多也与此类似。“关东每岁有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粮”，“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物”。陕西韩城县，“所食米粮全资洛川、宜川运来，而洛、宜所需布、绵等货，又皆韩城北运”。 从明代中后期起，以太湖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它们的经济所以能够持续地得到发展，并在某些手工业行业中较早地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与全国的物资支援，特别是作为维持生活和生产最基本条件的粮食的支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川、湖、赣、皖，以及广西、台湾和关外等地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支持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大批粮食投入市场，也使更多的农民卷入到商品经济的漩涡中。像“湖南米谷最多，然不以一岁之丰歉为贵贱，而以邻省之搬运为低昂”。粮食价格完全随着市场需要上下波动，而农民的“输赋及一切婚丧之费，均须粜米，米难出粜，殊有谷贱伤农之患”。所以，是否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卖出粮食，已经成为农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得到更多的生产和生活费用，他们常常“终岁稍有所余，立即变卖”。台湾“民人用力耕田。固为自身食用，亦图卖出购钱”，否则，“囤积之米废为无用，既大不便于台民，而又不便于泉漳之百姓”，故有“泉漳之民势不得不买，台湾之民亦势不能不卖”的说法，道光初，姚莹在《与王生甫书》中说：凡遇“比各省皆熟，米客不至，台人苦谷有余而乏日用。富家一切兴作皆罢，小民无从觅食，盗贼益多，此民之困于时者也。”粮食进入市场与否，不但影响着农民的生计，而且还会关联到封建秩序的稳定。在广西，农民“每岁完纳钱粮及婚丧一切日用之需，均取给米谷，晚稻登场之后，得价即行粜卖，不知多留有余，而有力之家又藉此囤积，至来岁青黄不接之时，图重价卖于客商”，连封建统治者所表榜的那套表面上的“睦姻任恤之谊”也都丢弃了。 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粮食销售量的不断增加，促使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以江浙两省为例，康熙中前期，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康熙末已“至一两二三钱”。乾隆初年，“一石米之值一两五六钱至一两七八钱率视为常事”，而此种趋势在不断地发展。缺米之区如此，产米之地亦同样如此。乾隆初年，江西米价已“鲜有一两以内之价，若遇青黄不接，尤不能不在一两以外”。湖南“迩年米价最平，亦较从前加倍，……现在各属价值每石自七八钱至一两二三钱”，个别地区，“夏间价至一两七八钱”。粮食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促使其把更多的粮食投入市场，同时也相对地加强了经济专业区的发展。 但是应该指出，这种因粮食价格上升所得到的好处，更多的还是为地主和商人们所得。当时，不少商人通过来往贩运、囤积居奇和买贱卖贵而发财致富。著名的两淮盐商也积极参与粮食贩运买卖。在湖南，每当“秋冬之交，盐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这些“顺流而下”的装米盐船，往往因此得到“倍利”。两淮总商黄光德等，往湖南贩米，“多达三十万担”，“随时随地售卖”。在江苏等许多省份，还出现了一些专门靠囤积和质典粮食获利的“典商囤户”；有的商人甚至当粮食尚在田间，就出钱向农民定购。陕西安康县，“有力者，于稻米刈获，乘穷民空乏，贱价预籴，名曰买青，盖即五月粜新谷之计，收成，则载月河小舟运郡。此皆郡城富商大贾所营谋，岁下襄樊，其利数倍”。一些山西富商，每遇陕西“丰收之年”，“豫将资本散给西、凤之农民”，然后“一至粮食登场，悉听晋商搬运”。 商人们的上述活动，尽管在调剂余缺、活跃市场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对需要购粮而食的居民们，却因此加重了负担。至于广大粮农，更常常受到各种剥削。嘉庆时，陶澍在《陈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折子》中说：该省“滨湖之田，遇岁丰尚可有余，但舟航四达，搬盘者多，民无蓄聚，间有谷之家，则又贪图厚价，不肯零粜，以致近处贫民排负空囊，奔走终日而不能购买升斗，有钱无籴，年丰而啼饥者比比然也。”那些典质米粮或从事“买青”活动的高利贷者，对贫苦百姓更是“危害甚烈”。正如有人所说：“是以小民一岁之收，始则贱价归商，终则贵价归民，典商囤户，坐享厚利，而小民并收其困。”这对农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均影响消极。 在清代，人们要求商品粮的数量能够不断增加，可是现实情况却是难关重重，究竟是些什么因素阻碍着商品粮数量的增长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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