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粮食贸易（五）
台湾作为清代一个新的商品粮基地，更是发展迅速。雍正初，“民间所出之米，一年丰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内地福、兴、漳、泉四府，必藉台米接济”。有人曾说：“倘台湾岁岁丰熟，则泉漳民食亦可无虞，是台湾一郡，不但为海邦之藩篱，且为边民之廒仓。”乾隆初年，仅“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籴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通计不下八九十万”。至于通过商人贩运的粮食，数量更当不在少数。乾隆、嘉庆以后，随着东部宜兰平原的垦辟，输往外省的粮食更有所增加，“兰地（噶玛兰厅）郊商船户，每遇五六月，南风盛发之时，欲往江浙贩卖米石，名曰上北”。到了道光初年，台湾米谷还远运到达天津。此外，安徽省沿巢湖及长江两岸，也盛产粮食。它们除本省消耗外，多顺流运往邻近的苏南地区，不过总量要比两湖、四川、江西少多了。
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粮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而产粮最多的川湖等省，运出的米谷又越来越多地被江苏、浙江所消耗，这对同样需要粮食的广东、福建两省，必然会有所影响。从康熙中后期起，闽粤海商在往暹罗越南、吕宋等国外贸易中，见那里稻谷丰熟，价格低廉，运输也比较方便，常捎带进行粮食贸易。这样又开辟了从国外运入粮食的新门路。清朝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专门下诏要求暹罗国运米30万石，到福建、广东和浙江宁波进行平粜，并免收关税。雍正二年（1724）又规定：凡暹罗等国运米船只，所有随带商品一律免税。乾隆八年（1743）。更进一步作出决定：“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其十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须籴买，即着官为收贮。”
对于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的，也鼓励运米回国，还按照去往地点，制订了运米规则：如到暹罗的，大船必须带米300石，中船200石；去噶喇巴的，大船250石，中船200石；去吕宋、柬埔寨、柔佛等地的，大船200石，中船100石；往安南、丁家奴、苏禄等地的，中船各带米100石。后来虽一度取消了必须带米的规定，但又订出新的奖赏条例，凡中国商民载米回国，按数量多寡，可以得到从九品顶戴直至七品或把总职务的荣誉官衔。
由于清朝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上闽粤等省的实际需要，从暹罗等国进口的粮食不断增加。大致吕宋的米谷多运往福建，越南、暹罗等国的粮船，大都在广东交卸。除了广州、厦门等城市外，其他港口也有进口粮食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越南稻谷丰收，闽粤船只纷纷开赴籴买，其中仅广东澄海县，从十二月初九日至二十五日间，呈请赴越购米的，就有陈林启、张顺发等19艘。据粤海关报告：道光十年（1830），广州共进口粮船15艘，装米5965000余斤，谷1220400余斤；十一年，船17艘，米5920500余斤，谷928000余斤；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前，粮船29艘，装米12264000余斤，谷15万余斤，数量颇为不小。
北方的农业生产水平不如南方，能够提供的商品粮数额也远不如南方多。像京师等“需粮尤多”的地方，历来均靠漕运或商运粮食以缓和缺额。此外，山西、陕西等省，也仰仗南方米谷。“查山陕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集二府，由怀庆之清化镇太行山口运人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人潼关，秦晋民人，藉以糊口，由来已久”。由两湖运往陕西的粮食，也有通过汉水直接进人的。
比较起来，在北方几个省份中，河南尚可稍有余粮接济邻省。晋南的平阳、汾州、蒲州和解州等府州，“人稠土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须仰给河南、陕西二省”。西边的陕西省，每遇歉岁，亦“每资豫粟”，一般是取“河南府属及陕州属运米接济”，“自康熙四十二年以后，节经著有成例”。河南的麦子，还通过卫河、淮河等河流，运往山东、直隶、皖北等地区。
关外东北地区和口外蒙古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清代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关外的农业生产，虽然很早就有了发展，但是产量低，技术落后，一直无法自给。明代辽东的军粮，就要靠山东登莱及天津等地的海运，进行补给。至于口外蒙古，更谈不上有多少农业了。《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载：“谕：……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人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到了康熙中晚期，随着直求和鲁、晋、陕、豫等省大批农民出关、出口，开垦种植，情况很快有了根本改变，有大批余粮供内地需用了。乾隆初，关外奉天等府。“每遇丰收之年”，竟“转有熟荒之虑”，口外情况，也大致相同。 关外粮食，陈供给北京、天津等畿辅地区需要外，隔海相望的山东省，每年海艘往来，“就近贩运”，至于邻近的临榆等县，更“历来全赖奉省商贩粮艘到来，源源接济”。乾隆以后，“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载豆、麦、杂粟，一岁三运以为常”。这些江南沙船，载重量“其大可容二千石”，最少也有五六百担到千担左右。据包世臣估算，嘉道之际每年运往上海的关东豆麦，可到达“千余万石”。 口外蒙古地区的粮食，主要产于东面的热河和西边的河套沿岸。大致北京和直隶一带商贩、多往热河贩运，“如直隶一省，向藉八沟粮石”。八沟后置平泉州，在热河东部。山西、陕西则就近向河套农区买粮。山西省的太原府，就“得食归化之粮”。东邻直隶的寿阳县，生产“二麦”，“不足本邑之用”，除向直隶贩运外，亦“有自归化城来者”。河套的粮食，大都通过黄河运抵山、陕两省。乾隆时，“其商贩者赴归化城，府谷县聚米多处，买贩粮食，伐木为圆底船”，又“自府谷、葭州水次，顺流运下，至溞口，又至宜川县”，然后“即岸起米陆运”，再换乘容量较大、可载米数百石的方底船，“即运至韩城、郃阳及晋省之荣河、永济人市粜卖”。陕北的延安、榆林二府的缺粮，常从长城边外的鄂尔多斯蒙古处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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