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粮食贸易（四）
6．有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较差，又因人口增加，粮食无法自给，需要外地供给像安徽徽州、宁国二府，“介万山中，地狭人稠”，早在明代，“耕获三不瞻一”，人清后，有过之而不及，往往一年收获，不敷半载之食，每年都要从浙江、江西等处贩运大量米谷，故“虽在丰年，米价亦不能大减”。与徽州等府紧紧相连的浙江严州府，亦因“介万山之窟”，“山多田少”，须“取米于邻郡以给百姓”。该府分水县。“三之一大率贸易贩籴，仰赖他郡以为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乾嘉以后，人口增加，使某些粮食本可自给的地区，也出现了繁张和不足。四川大足县，就有“昔时富足，今则穷荒，各处山村，仅谋生计”之称。湖南永州府所属八州县，“米粟之所人，昔时人少食寡，可以泛舟外济”，到了嘉道年间，“户口繁庶，农不加多，而食之者日增”，本境或外府县稍遇歉岁，“粮价立致翔贵”，造成民食严重紧张。“古称殷富”的河南河内县，嘉道之际，尽管“岁多余稔”，但因户口增加很快，“十载以前，耕犁之田，今为闾屋者不可胜计”，田土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缩小，结果“竭其地力之所产，不足以供土著之食”，需要从外地调剂了。类似情况，从我们接触到的资料中，绝不在于少数。
二
上面，我们对清代需要商品粮的情况，作了大概的介绍。那么，在清代，就全国大范围而言，哪些地区是当时商品粮的主要产地呢?雍正四年（1726），镇海将军何天培从济荒的角度谈到：“窃查天下米粮，出产于东南各省居多，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偶有荒歉之岁，所资藉于邻省，倍为紧要，即如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于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此数省之米苟无阻滞，岁岁流通，源源不绝，小民虽遇歉收，尚不至于无食。”何天培说的虽不全面，但对南方地区的情况，还是作了大致的勾画，即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和建福台湾府，属于余粮区，江、浙、闽、广所缺粮食，主要靠它们供应。
两湖地区作为全国重要谷仓，是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嘉靖时，已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称。清代，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湘江沿岸，不但湖田、围田面积不断扩大，还因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复种指数，单位面积也有新的提高。明清之际“长沙平田”，“禾岁所人一亩不逾二石”，到乾隆、嘉庆时，沿江沿湖的一般田土，亩产就有二三石，少数上等好地可达到五六担，号称“天下第一出米之区”，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地。 两湖，主要是湖南的米谷，绝大多数输往江浙两省。据雍正十三年（1735）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这一年的上半年，“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道光时，“接济江浙”的湖广米谷，达到三四千万石。前面谈到的供给福建的江浙粮米，其中很大部分也转取之于两湖，“大都湖广之米，辐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福建巡抚毛文铨也说：“臣查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也有直接往苏州采买的，雍正五年（1727），福建地方政府并同该省商贩，在一两个月内，往苏州购米麦四万石，福建到江浙两省采办米谷，多时高达二三十万石。在浙江的宁波、台州和温州三府沿海，常有“盈千累万”的福建渔船前往捕鱼，他们“由内洋顺便带回米豆麦石”，进行“以米易鱼”的贸易，但这就比较零散，数量也都不大。
湖南的粮食还南运广东、贵州等省。乾隆《河源县志》载：“粤东人稠地窄，米谷不敷，仰赖广西，兼资湘楚。”李兆洛也说：“缘粤东产谷稀少，全赖粤西、湖南两省接济。”这些南运的湘米，大多通过湘江支流耒水，越五岭再人北江，供应粤北等各府州县。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政府为了补足广东各州县的仓谷，从湖南调拨“溢额谷三十万石”，那是由湘江经广西桂林、梧州，再转西江，运人广东的。进入贵州的粮食多借资湃水，虽然此河滩急水流湍急，但最小的船亦可载运“十石或二十石，是一舟可以省数百人、数十人之费”。雍正时，因军事需要，清朝政府对此河贵州段作了必要的疏浚，大大方便了运输，竟至“搬运楚米百余万”。乾隆中，清朝官员钱维城因公事由黔入湘，诗中谈到湘米济黔事：“湖南号米乡，一岁能三熟……即充公家输，还挽黔中粟……<氵舞>水一帆通，源源可相继。”广西省虽然每年都有大量余谷输往广东，但它也要运人一部分湖南米谷进行调剂，“粤东之米资藉粤西，粤西之米又资藉湖南”。这部分粮食，主要供桂北、桂西各地所需。
江西的商品粮产于鄱阳湖沿岸和赣江流域，每年多从北边的湖口县出口，顺长江供应江浙两省，另外也有一部分从上饶、玉山，由陆路进入浙江，又从饶州府经昌江或乐安江，“浮小舟”，进到安徽的黟县、祁门和婺源等县。南边的赣州、吉安、建昌等府的粮食，也有径直输往广东和福建的。
供应江浙和福建的商品粮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长江上游的四川省。四川在明清之际，因为长期战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但因该省自然条件优越，加上康雍之际两湖、闽、粤等省移民纷纷人川，大量荒田得到垦复，很快就发展成为全国米谷输出最多的省份之一了。雍正初，浙江总督李卫说：“查各省米谷，惟四川最多，湖广、江西次之。”每当收获以后，各省“商贩云集”，纷纷采购，并“从长江至楚，以济邻省之用”。到乾隆末年，江浙等省输入川米的数额，几乎与楚米不相上下了。此外，云南、贵州两省厂丁矿工的粮食，也常常需要川米补给。 广西的农业生产是从明代中后期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明末已有余粮外运。“粤西田亩虽云瘠薄，而一岁所出，敷一岁之用尚厲有余”。广西的产米区主要是桂东南的梧州府。乾隆时，该府苍梧县戎墟镇，每天的稻谷交易量，可达二三十万斤，绝大多数运往广东。此外，浔州，平乐等府，也有较多的余粮。因广西北面与贵州相邻，也有一部分粮食供贵州所需，大致“柳（州）、庆（远）二府米谷，听黔省采买；桂（林）、平（乐）、梧（州）、浔（州）、南（宁）五府米谷，听广东采买”。但因广东需谷量大，所以也常向柳、庆二府进行采购，乾隆初年，从该地运往广东的稻谷，就有3万余石。据嘉庆时有的官员报告，“每年粤西米谷贩运粤东省，查历届册籍数目，均在一百数十万石以上”。大都运往广州、肇庆、南雄、韶州、惠州等府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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