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辣辣 发表于 2014-10-22 16:44:50

清代的粮食贸易(三)

3.进山设厂开矿清朝政府对于聚众开矿,向来采取防范和限制的政策,但是清代开矿业还是不断发展,其中尤以乾嘉时期为最盛。大批贫民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从事开矿生产,这就要增加很多商品粮的供应。像云南,“大广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该省东川府会泽境的汤舟、大碌两铜厂,有矿丁二三万人,极盛时,发展到十数万人。贵州省有银铜、黑白铅厂“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其他像四川、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直隶等省,也各有一些颇具规模的矿场。

  由于人数众多,消耗的粮食也十分惊人。云南人倪蜕在《复当事论厂务书》中说:该省“厂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约有十万余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销八十余万石。”北边东川、昭通等府,每年都要通过金沙江,从四川运进粮食。“向来不至大荒”的贵州省,也因“厂民云集之故”,而粮价日增,要靠湖南、四川、广西等省转运粮食.乾隆初,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制订广东“开采矿山规条”中,专门提出矿山的粮食供应问题:“查矿山多在僻远之地,工匠人役,日食繁多,应许附近村民报明厂员,贩运货易,如价值偶遇昂贵,并请令各商赴产米地方购买米石,运赴山厂,宽余接济,毋致缺乏。”广西南丹州(今南丹县),自明季直至雍正中,一直有人设厂开矿,矿丁多达十余万。清朝政府曾多次勒令解散,没有结果。广州将军石礼哈为此向朝廷献计,认为必须“将经由人矿道路禁绝油米等项,使无油不得点灯,人矿无米”,这样,矿丁们“即难久住,庶可令其自散”。可见维持外部粮道的畅通,是保证矿场生存的重要条件。

  还有一些手工工场,虽然它们的规模比云贵等省的大矿厂要小得多,但在山区僻县,一下子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必然要大大加重当地的粮食供应负担。福建建宁府所属建阳、崇安、瓯宁等县,有很多茶厂,以瓯宁为例,“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统共“不下千厂”,工人所吃粮食,除本县外,还要从附近的浦城、松溪、政和等县“搬籴”。由于矿厂工场,大多开设在山区,不像平原城镇,水陆交通便捷,所以仅搬运粮食,耗费的劳动力就十分可观。

  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在不少地区,甚至出现排挤粮食生产以种植经济作物的情况,这样也促使商品粮供应的增加上述情况中,最突出的当推闽广两省和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地区。清朝初年,广东人屈大均,曾就该省的农业生产进行议论:“东粤固多谷之地也,然不能不仰资西粤”,原因就在于“田禾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麦牟>麦,或蔓菁、番薯”,“其平阜高冈,亦多有获,蔗吉贝、麻、豆、排草、零香、果蔬之植”。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情况最为严重。番禺、东莞、增城等县,“蔗田儿与禾等矣”,在南海、顺德一带,种有很多荔枝、龙眼,甚至“以稻田种者”。其他像潮州府澄海县,因大量种树甘蔗,使本来已很紧张的粮食供应,更形突出了。西边的钦州,“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乾隆以后,外府州县民人纷纷迁居该州,“山原陵谷皆辟垦种植甘蔗”。很多土地还被用来种植烟草。新会县有的地方,“种烟者十之七八,种稻者十之二三”。大埔县因种植烟草,“米食倚于邻邑”。

  福建的情况并不亚于广东。郭起元在其著名的《上大中丞周夫子书》中谈到:“闽地二千余里,原隰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耕之,原足给全闽之食,无如始辟地者,多植茶、蜡、麻、苧、蓝靛、糖蔗、离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属,耗地已三之一,其物犹足供食用也。今则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如此闽田既去七八,所种粳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给江、浙、台湾、建、延。”像漳州府,本来就“生齿日繁,民不足于食”,而人们又“多种甘蔗,烟草”取利,使粮食不得不“仰给他州”。

  江浙太湖平原地区,是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最高的地区,但因很多耕地种桑植棉,使粮田面积大量减少。“窃查杭嘉湖三府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多种棉花,以致“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太仓州属崇明县,“因本地多种棉花不种粮食”,乾隆时,每年须从外地运人米粮二十至三十余万石。

  类似粤闽江浙地区的情况,其他各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像江西瑞金县,“山多田少”,所产米谷,“尽瑞谷仅足以供瑞人”,康熙以后,“漳泉之人麇至骈集,开设烟厂,烟叶销售既广,种者日益多,当春时,平畴广亩弥望皆烟矣”。结果粮田减少,粮食亦无法自给,以致“常仰给下游之米”。陕西韩城县,“地狭民稠”,人们“又多务姜、靛、棉花之利,是以米麦所资,全藉延安、宜川一带运贩”。边省云南,“各郡无处不植蔫”,宁州等州县,“种蔫之地,半占农田”,使粮田面积急剧减少。

  5.以粮食作物做原料的加工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耗费了大量的商品粮乾隆初,方苞在《请定经制札子》中,曾对直隶及晋、鲁、豫、陕等北方五省的烧锅情况,作了一个估计,他认为除去农民的家庭烧酿不计外,“即专计城镇之坊,大小相折,以县四十为率,每岁耗谷已千数百万石”。产麦最多的河南省,“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于水陆马头,有名镇集,广收麦石,开坊踩曲”,制作造酒原料,需要的大小麦数量也很大。南方的很多省份,大都用米造酒。嘉庆末,包世臣以为苏州地区粮食供应所以紧张,“耗于酒者大半故也”。从康熙时候起,历雍正、乾隆各朝,统治者不断下诏禁酒,原因就是烧酿之风愈来愈盛,耗费的粮食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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