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粮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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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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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需要，常常将包括粮食在内的一部分农副产品投入市场。封建政府要求农民用钱或银子缴纳赋税也促进了农村粮食的买卖。当然，这种十分普遍的交易，大都在农村市场中进行，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形式而出现的。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的市场贸易也更加发展，并出现了更多的以商业为目的的远距离贩运活动。到了清代，粮食贸易不但规模大，而且牵连的地域也很广，甚至还影响到某些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下面，我们结合清代的情况，就粮食销售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商品粮的问题，进行探论。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清代的粮食运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因灾歉等突然事故，本地粮食无法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进以渡过灾荒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之间的天时地利条件又存在着差异，就全国而言，几乎每年都会出现此地丰熟、彼处荒歉的情况，另外再加上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这样的粮食贩运，不只清代如此，在以前各个朝代也同样存在。宋代以降，封建国家大力提倡“社仓”和“义仓”的制度，即是为解决或缓和因灾荒造成粮食短缺而采取的一种办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主要是乾隆以后，赈灾的粮食运销，无论在数量，或是地区，都大大地扩大了，甚至出现一些“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粮食商贩。比如天津：“贩粟者南至卫、辉、磁州，北至燕都，视年之丰歉以为籴粜”，山东日照县，濒临黄海，凡遇丰年，商人就将粮食海运出港，歉岁则又从海道进行返销。
因灾歉而造成粮食需要量增加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村经济的恶化则是个重要的因素，康熙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失去生产手段，使得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农村抗灾自救能力更加降低了，而人口的急速增加，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过剩人口，则又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正如有人所说：“我朝休养生息，百年于兹，生齿日繁，户口日众，即岁岁丰登，而地之出产有数，人之食用无穷”，所以“一遇水旱，无贫富，皆悬罄。”像浙西一带，“年来生齿日繁，盖藏屡绌，偶有灾赈，仰给大农，而民间之所以自为救者，盖寥寥焉”。山东蓬莱等县，“合境地少土薄，且不敷所用，一遇凶歉，愈不能不仰食奉省”。所以有的地方官以为，“保吾民者，尚其招商通运，以补土田之不足，则称善政矣”。
因为灾歉的粮食供应量不断增加，以致影响到了其他地区的正常粮食供应。像“江西一省，素称产米之区，常年积谷向称充裕，年年平粜，尚不及粜三之数”。乾隆七年（1742），“接运淮扬异常灾伤”，一下子就拨谷四十万石，恰巧该省又“早晚二禾收成歉薄”，结果市场上的米粮大量减少，“遂致收获之期，而米价已贵于常年”。安徽省的和州、桐城、合肥、无为等州县，也“本系产米之区”，嘉庆十九年（1814），“豫东荒歉，搬运过多，以致本地存贮减少”，米价急剧上涨。福建台湾府，田土丰腴，是一个重要的边海粮仓，乾隆以后，“流寓既多，户口繁滋，已非曩日之比”，而内运的粮食又不断增加，“肩贩舟运，不尽不休”，岛上的居民反而“户鲜盖藏”，仓储空虚．乾隆六年（1741）夏间，突遭风灾，民食无措，清朝政府不得不拨借广东潮州府“仓谷六万石，运台接济平粜”。
灾歉的粮食运销，尽管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救急行动，就地区而言，也并不固定，但因年年都有，数额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从粮食供销角度看，也构成当时商品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与当时城市的发展，以及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活跃有密切的关系
大量人口聚居城市，从事工商业的其他各种活动．在某些地区，农民为适应市场的需求，将大量耕地改种桑、麻、烟、茶、果木等经济作物，如此等等，都造成了对商品粮的大量增加。
1．城市的发展和增加城市需要农村供应粮食当然也不始于清代，就以保证京师北京的粮食供应而言，历代统治者都要为此花费大力气，其中修建运河，沟通漕运，就是一个重要的措施。清军进关之初，因为战乱的影响，南北漕运不通，“东粟无颗粒到京”，“北地之粮食市价日益腾贵”，给北京官兵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顺治二年（1645），清军急速南下消灭南明福王政权，需要南方的粮食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康熙时，清朝政府尽力修治黄河，也是为了要确保南北漕运的畅通。
由于京师“畿辅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实倍繁于他省”。而由政府控制的漕运，主要是作为朝廷百官廪禄和军兵粮饷，一般居民，更多的靠商人贩运来解决，所以北京的粮食贸易十分兴盛。乾隆八年（1743）夏，气候炎暑，加上又是闰月，“商贩米粮到来较迟”。结果使“米价比往年增长”。道光时，统治者当得知河南、山东两省老天作美，“麦收尚好”的消息后，高兴异常，因为这样“商贩自运粮石，北来售卖，于畿辅民食不无裨益”，不用为京师的粮食而犯愁了。
从康熙晚期起，随着口外和关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那里日益成为供给北京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了。对此，朝廷十分重视，康熙帝就说过：“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大学士鄂尔泰曾以“塞上人烟垂万户，京师斗栗值千钱，运移南北天长健，理契均平物有还”的诗句，来说明京师对口外粮食的仰赖．关外的粮食主要通过海运，经天津，由运河源源运抵京师，“以济畿辅民食”。
与明代相比，北京的城市有较大的发展，人口也有较多的增加，反映在对商品粮的需求上，也比明代更加迫切，并引起统治者更多的思虑。
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城市的发展也很显著．与北京相邻的天津，它的繁荣和兴盛，主要也是在清代，到了乾隆初年，已是“烟火万家，商民辐辏”，成为北方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
天津的粮食来源，除了附近州县和通过运河从鲁、豫及南方等省取得外，又从关外得到补给。康熙中，有人曾以“天津地薄人稠，虽丰收不敷民食”为由，恳吁朝廷“用海舟贩运奉夭米谷以济津民”。以后，从关外运人的粮食急速增多，据资料记载，刚开始时，运粮船只“不过十数艘”，乾隆初年已有米船三百余号，到了乾嘉之际，天津一县，“以商贩东省粮石营生者，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每船往返四、五次，或五、六次不等，”“沿海贫民以搬运粮石生活者，不下数万人”。当时，北方的渔船一般都桅细船小，载运量不多，大致为四五六百石之间，就以五百石计算，六百艘船往返5次，一年运送粮食，可达150万石。当然，这批粮食，很大一部分由天津转口，再散到北京和其他缺粮区，但从中也可看到清代天津城的发展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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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辣辣 于 2014-10-22 18:1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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