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荔：我的姑婆赵四小姐
老太太没有跟我特别解释过她为什么在这一点上这么坚决，为什么把赵家跟张家的界限划得这么清楚。但是我好像可以猜得到：她不能让张家人小看赵家人。生米煮成夹生饭 在我以上三代，赵家有十个孩子，四女六男，分着排号，所以就有了赵四。她是女孩中最小的，大名叫赵一荻。我爷爷是男孩子里最小的，所以是赵六。他们年纪差不多，又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关系很要好。我家那时出名的是同父异母的男赵四和女赵四。四妹妹尤其崇拜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在美军就职的四哥。为了表示对哥哥的景慕，就根据哥哥的英文名字 Kenneth 给自己也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Edith，谐音就是一荻。 赵四与张学良关系酿成世纪话题，其实非常偶然。当年她不过就是去找张学良玩玩，并没有什么“私奔”的念头，但当时嫉妒心特别重的大姐跑到父亲那里挑唆，说四妹跟有妇之夫的军阀私奔了。赵老爷子当时做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很重视脸面，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一气之下就让原本与四妹关系不太好、同父异母的五哥去《大公报》发声明，宣布与小女儿脱离关系。这下生米煮成夹生饭了。如果当时有人劝一下就没事了。 很重视传统的四小姐很把父亲的决定当回事，认为自己再也不能回家了，只好将错就错，跟在张学良身边。这一待就是一辈子，从此父女再也没有见过面，没说过话，没通过信。想到这里我的心真是在绞痛，眼泪也停不住。 他们父女二人心里都非常爱对方，彼此挂念。震惊中国的“西安事变”发生60年之后，1996年的一天中午，与往常一样，我和四姑婆坐在他们住所楼下的餐厅里。老太太很认真地对我说：“小荔啊，我知道我爸爸心里还是爱我的，我让他觉得丢脸了，没法再见我了。可是他一直在关注有关我的消息。”我认真听着。老人继续说：“就在我跟你四姑爷被送到台湾前，我爸爸托人把他用了一辈子的象牙筷子送来给我。所以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她说话的样子很平静，可是语调深沉，充满感情。她接着说：“我快回天家了，我走了以后，我要你把那副筷子拿去收好。因为我知道你在乎我们赵家的历史，你一定会很好地保存它的。你女儿也会在乎的，你以后要传给她。” 我有时很想用这副被爱恨欢欣浸透了的筷子吃饭，尝尝这积攒沉淀了百年来两代人生的酸甜苦辣，可又舍不得抹去粘在筷子表面上的两代人的手印。 “反正我是不走了!” 我是在历史书上认识少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小时候家里人很少提到张学良和赵四，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有亲戚关系。在那个不平静的年代，我们已经整天都莫名其妙地为不同的祖先挨打、游街、受批斗，戴着“黑五类”“牛鬼蛇神”“狗崽子”的帽子，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 直到李登辉执政三年后，1990年，年届九十的张学良才重获自由。次年，两位老人就到美国探亲访友。那时，我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奶奶得知消息，马上从上海飞到旧金山与四妹团聚。 1993年圣诞节，两位老人的孙子到夏威夷度假，邀请爷爷奶奶同行。老两口非常珍惜以自由人的身份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一口答应下来。 谁也没想到，从此他们在夏威夷定居了。后来四姑婆告诉我：我四姑爷来到夏威夷以后就喜欢得不得了。过完圣诞节和新年后就跟四姑婆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不走了。” 四姑婆一听吓了一跳，跟他说：“我也喜欢夏威夷，可是夏威夷这么贵，我们人生地不熟的，怎么过日子啊?” 四姑爷说：“那我不管，反正我是不走了!”她说：“你四姑爷是军人出身，就会下命令，其他都不管。所以我就必须想出如何能留在夏威夷的办法。” 他们本是来旅行度假的，住在希尔顿度假村，在威基基海边，各种条件都超棒。可是即使你再有钱，也不可能长期住在酒店里。幸好这个度假村当时五栋楼里有三栋是酒店，两栋是出租的公寓。四姑婆就说服四姑爷搬到隔壁公寓楼里，在15楼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临海单元。 四姑婆跟我说：“当时我心里很着急，不知道怎么样能支付得起住在夏威夷的生活费用。后来我想，我们已经这个年龄了，如果你四姑爷说不走了，那我们肯定会在夏威夷一直住到死的。所以我就决定把我们在台湾北投的房子卖了，用那个钱在夏威夷生活。”老太太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跟台湾张家的亲戚商量卖房子的事情。亲戚们给她出主意，要他们找拍卖公司，拍卖他们的东西。 张学良在台湾初期，蒋介石只允许他跟规定的几个人来往，其中有张群和张大千。他们“三张”很投契，成了至交。张大千送了张学良不少字画和其他礼物。张学良研究明史多年，有不少明朝的书画。这一切加上少帅的名声，苏富比主持的拍卖会非常成功，一共卖了13289万新台币。四姑婆也没想到他们的东西能卖这么多钱!“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预备。”这下放心了，今后在夏威夷的生活不但不成问题了，而且还用不完。
“什么英雄，狗熊!” 他们来夏威夷的消息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1984年自费到美国留学读研，1987年定居夏威夷。先生是经济学教授，美国人。看到新闻报道，我根本没有去“认亲”的打算，觉得他们是名人，跟我没关系。可是我奶奶跟赵四的感情很深，所以为了看四妹，奶奶又从上海飞过来了。 1994年6月1日，张学良过93岁生日，我和奶奶应邀出席寿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两位老人，还有很多张家的亲戚。寿宴后第二天，张家五奶奶(就是张学良五弟的夫人)托我奶奶来问我，我年轻，又能开车，可不可以帮两位老人跑跑腿，比如去药房拿药、去商店买买东西什么的。我当时刚开始做全职妈妈，不是很忙，就一口答应了。随后，我把我先生和当时3岁的女儿带去给他们认识。两位老人一见我女儿就爱得不得了，尤其是老先生，很爱跟我女儿玩。这两个相差90岁的人投契得不亦乐乎，嘎嘎直笑。四姑婆跟我说：“你四姑爷这么喜欢你女儿，你一定要多带她来。”从那以后，我，还有我们一家，就几乎天天跟两位老人在一起了。直到他们去了天家。 他们与世隔绝多年，对外界所知甚少。 有一天我告诉两位老人，中国大陆有不少关于他们的书、电影和电视剧。看过的人说，艺术家笔下的张学良常常落泪，动不动就哭。老先生笑坏了，“我从来不哭。”我又说：“电影里的你好会跳舞，说你跟四姑婆是在舞场认识的。”老爷子又笑了：“我哪会跳舞啊，我一上舞场就走正步。我就会走正步。”照顾两位老人多年的上海姑娘又告诉老先生：“在电视剧里，您老年的时候，上床睡觉前把假牙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爷子一颗假牙都没有。四姑爷一本正经地说：“他们搞错了，我太太一口假牙，我没有。得跟他们说一声，他们搞错了。”老太太接过话茬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把牙全拔了，装了假牙，因为要美。”我心说，我上哪儿跟谁说去啊，爱啥啥吧。我们说给二老听，不过就是想给他们点乐子，让大家笑笑罢了。 来夏威夷之后，很多人喜欢来找我四姑爷写字，收藏。老先生常常会跟来人说，你们找错人了，我写字写得不好。你们应该找我太太，她写字写得比我好多了，她练字练得非常棒。我会逗他：“您的字不好，可是值钱啊，我四姑婆的字好是好，可是没人来跟她要啊。”他就说：“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天我在北平的大马路上走，看见一个摆地摊儿的，在那里吆喝：‘快来买呀，张学良的手迹!’我就停下来问他卖多少钱?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值多少钱。那人说两幅字只要三块钱，便宜卖。我说，张学良真可怜，就值这么点儿钱，老头儿抬头一看，认出我来了，卷起他的东西，拔腿就跑。哈哈哈!” 四姑爷常跟我说：“我24岁带兵跟吴佩孚打仗打胜了。那时我很年轻，没人知道我，结果把吴佩孚打败了，一下子就出名了。”晚年在夏威夷，邓朴方带着一群人来看望张学良，俩人一见面，邓朴方就激动地握着少帅的双手说：“您好!民族英雄!”老先生回答说：“什么英雄，狗熊!”把邓先生一行人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我：“老先生说什么了?”跟邓先生一起来的一位中国官员把我拉到一旁，悄悄问我：“是不是这一层楼都是张学良的家?”我说：“不是啊，他家就是这两房一厅。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钱住这一层楼呀。”那位官员半信半疑，觉得无法理解。他说：“他们可是名人呀，怎么可能生活得这么简朴，这么一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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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赵四 “赵氏尊严” 四姑婆从不午休。别人午休的时候她就喜欢整理东西，收拾书桌抽屉、衣柜、箱子。她会把东西分类装袋，再贴上标签，也喜欢整理通讯录，一遍一遍从旧本子誊写到新本子上。她的记性很好，什么东西在哪儿都知道。所以她会对帮忙的人说：“麻烦你把壁橱里左边第三个箱子里的那件粉红色的外套拿出来。”顺便要说一句，我很喜欢老太太买东西的作风。她买衣服时，如果看到喜欢的，她就会买下每一种喜欢的颜色，一般是四五种颜色一样一件。这样就省得考虑来考虑去，不知道买哪件好。现在我自己买衣服也会这样做了。 她最衷情的就是周游世界，她年轻的时候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年纪大了以后，她就通过《国家地理杂志》和《旅行者》杂志遨游世界。她的书桌上有一个地球仪，书桌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地图。她是一个真正活到老学到老的人，每天阅读，记笔记，学习新的知识。她最讨厌的做事态度就是有头无尾，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她的英文非常棒，几乎跟说母语一样流利。她平时的阅读基本都是英文的。阅读以外，我四姑婆还喜欢摄影，对烹饪也很有研究。 老太太去世的那一年，每天中午，四姑爷在楼上喝营养水当午餐，我跟四姑婆看他喝完后午睡了，有护士照料身边，就一起到楼下餐厅吃午餐。一般在这种时候，老太太就会跟我讲赵家的老事，向我打听现在赵家的事和人。 老太太最喜欢给我讲这个故事：张学良下野后，我们一起戒了毒，去欧洲考察旅行。我们在摩纳哥公国的那天，你四姑爷跟部下都去赌场了，我一人坐在面对大海的豪华餐厅里吃美食。一个套餐有五道菜，每一道都好吃极了。吃完以后我对服务员说，你们的菜太好吃了，我还要从头到尾再吃一遍。服务员看了看身材瘦小的我说：“女士，您已经吃过这全套的五道菜了，别再吃了，明天再来吧。”我告诉服务员，我没有明天了，我们待会儿就要离开摩纳哥。所以我要趁自己还没走之前再享受一遍你们的美食。服务员明白了，很高兴地从头到尾每一道菜又给我上了一遍。我也就从头到尾重新吃了一遍，而且全都吃完了。 她本人很喜欢吃甜的，特别怀念小时候跟我爷爷一起常吃的猪油白糖拌饭。说到我爷爷，她说，他们一直很要好。我爷爷和奶奶结婚以后，她们妯娌之间也特别亲密。西安事变以前，他们总在一起玩。 “西安事变”那天，我爷爷本来正计划坐火车从北京去西安看妹妹的，可他突然生病未能成行，他的一个好朋友只好一个人去了。没想到火车还没进站，枪声四起，子弹横飞。爷爷的朋友吓得跑到列车的车厢连接处，想避开窗户，没想到一颗子弹飞过来，他正好吓得嘴巴张得大大的，子弹就从他的左腮帮穿进，右腮帮穿出，没有伤到一颗牙齿，凭空多了两个大酒窝。我爷爷一直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他说：“我个子比他高，如果当时我在他身边站着的话，那颗子弹就一定会穿过我的脖子。” 可是对我爷爷来讲，躲过了西安的飞弹，躲不过“西安事变”的牵连。事变以后，日本人听说赵四有个哥哥在北京的汇丰银行做事，就把北京所有的汇丰银行抄了一遍，要抓这个赵六。好在上帝保佑，日本人不知道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地下室还有一个汇丰的营业部，我爷爷就是在那里上班的，所以没有被日本人找到。当我爷爷奶奶听说日本人要抓他们以后，马上带着当时三岁的我父亲和两岁的我叔叔，连行李都没拿就逃到了上海。 四姑婆说：“当时我很内疚，因为我的牵连，我哥哥跑到上海，既没工作又没钱，房子也要租。其实那时我完全可以跟你四姑爷的副官说一声，就能给他一个差事做。可是我从一开始跟着你四姑爷就下定决心，我们赵家绝不要沾张家的光，不欠张家的情。所以我就没有帮助你爷爷。后来我们到了台湾以后也是一样。虽然我有哥哥住在那里，可是我没有联系过他们一家，直到我们获得自由以后，我侄女来帮助我整理文件，而我始终没有利用过你四姑爷的关系帮助过他们任何人。” 老太太没有跟我特别解释过她为什么在这一点上这么坚决，为什么把赵家跟张家的界限划得这么清楚。但是我好像可以猜得到：她不能让张家人小看赵家人。四姑婆多次告诉我说：“我们赵家从我爷爷那辈起就特别重视教育。我的父辈全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在那个年代就留学海外了。到我们这一辈就更是个个都从小就被送到最好的洋学堂学习，哥哥姐姐们都是要么出国留学，要么上国内的顶尖大学。不分男孩女孩，我父亲都一视同仁，思想非常先进。”听得出来，我四姑婆是充满“赵氏尊严”的。
“我最爱的只有上帝还有你四姑爷” 四姑婆年轻时吸烟，加上15年前因肺癌切除了一叶肺，她的呼吸系统不是很强壮，需要戴氧气罩帮助呼吸，挺辛苦的。四姑婆多次跟我说：“我们现在老了，是没用的人了，每天只是给别人添麻烦。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还要我们活这么久?”我说：“上帝要你们继续为他做见证。”她说：“我跟你四姑爷花了八年时间修完了神学院的课，毕业了。可是现在我们不能讲道，不能写书了。只是我们在教会做的见证被周联华牧师印成了小册子，在中国很受欢迎，印了又印。” 四姑婆还常常跟我说：“我真的是活得很累了，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你四姑爷。我最爱的只有上帝和你四姑爷。我很想马上去见上帝，可是我舍不得让你四姑爷一个人留在这里。”每次听到老太太这样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赵四小姐在张学良生命中的位置的。我无法向老太太保证我们会替她照顾好老先生。 后来，上帝还是把老太太先接走了。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四姑爷最常叨叨的一句话就是：“我太太走了，我很想她。我俩最好了。”而老太太在世的时候也经常非常深情地对我说：“你看，你四姑爷多帅呀!” 我四姑爷除了特别重要的正式场合穿三件头的西装，永远都是穿四姑婆按照他的要求设计的衣服。面料都是由老太太根据季节亲自挑选的上好的毛料。衣服的袖口是衬衫式的，系扣子的。其他部分的裁剪是外套式的，外贴三个大口袋，一个在胸口，放眼镜用，两个在下面左右衣摆上，放手帕什么的。他穿的裤子是西装裤，可是腰部是用东北乡下人传统的裤腰带(绳子似的)。 四姑爷晚年头上永远戴着一顶小黑帽子，是老太太用特选的、柔软的日本棉线一针一针钩编出来的。因为小帽子常常洗晒，颜色会褪，所以老太太每年都要钩织好几顶新的。老太太最后跟我说，要我学会钩那特殊的帽子，在她走了以后继续给我四姑爷钩。可是我没学。因为我有预感，老太太会给老先生准备好他一辈子够用的帽子的。也就是说，张学良这一辈子只会戴赵四小姐亲手为他钩织的帽子。 我现在还有一顶老太太钩了一半没完成的帽子。我没有按照她的遗嘱继续钩完，我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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