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人 发表于 2014-10-20 12:10:51

苏州——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      王卫平

一、苏州工商业发达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村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区域分工的出现,不仅扩大了商品数量,加速了商品流通,而且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从而促进了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1.手工业的发展

      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是苏州城市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
      苏州是一个素以手工业发达著称的城市,元末明初,虽经战火的破坏,但凭籍雄厚的基础,至成化以后逐渐恢复元气,并在嘉靖、万历时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以后又因明清鼎革的影响,经济发展一度受挫,但从康熙以后,特别是在乾隆时期,苏州手工业生产发展至鼎盛阶段。这突出地表现为生产工具改进,生产规模扩大,行业增多,分工趋细,产品质量提高,花色品种不断翻新。而且,苏州手工业产品不仅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些并行销海外。据碑刻资料的粗略统计,明清时期苏州的手工业约有数十种,如丝织业、刺绣业、金线业、染布业、踹布业、冶金业、造纸业、印刷业、蜡烛业、漆作业等等。其中丝织业和棉纺织加工业无疑是最具影响、最具有特色的。

    (1)丝织业

      丝织业是传统的手工行业。唐宋以后,苏州既已成为丝织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丝织业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因而苏州享有“丝绸之都”的盛誉。花团锦簇的丝绸织品,与苏州城市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官营手工业的机构是苏州织染局。早在宋元时代,苏州已有织染局的设置。明朝洪武年间,在天心桥东、察院南建织染局,洪熙、宣德年间趋于兴盛,此后即渐渐衰退,终于在崇祯年间停废。清朝建立后,于顺治年间重新恢复,且规模更为宏大。

      织染局是官营的丝织业工场。明初苏州织染局的规模共计房屋245间,分为东紵丝(即缎类织物)堂、西紵丝堂、纱堂、横罗堂、东后罗堂、西后罗堂6堂,共设织机173张,在居匠役计667名。苏州织染局的生产目的是织造供皇室消费的绸缎,所谓“只供内府之用,赏给诸项”。由于它专门生产贡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也无成本核算,这种企业性质就决定了织染局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必然是一种封建性的强制劳役。

      众所周知,明代实行匠籍制度,工匠皆注籍匠户。官府所需工匠,每每按籍征调。工匠应役又分为住坐、轮班匠两种,存留匠属轮班匠性质。在苏州织染局中服役的大多是轮班匠,就是把民间机户以存留形式编派在织染局服役,成为织染局的机匠。因此,这里所表现出的机匠对织染局的人身隶属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徭役制度。

      苏州织染局的生产定额,明初定为每年1534匹,遇闰年则为1673匹。但从天顺年间起,朝廷在岁造额数之外,另有加派,且加派的数量越来越多。在织染局自身难以承担的情况下只能利用民间机户,于是出现了领织制度。所谓领织制度,就是一些较为殷实富裕的机户,向官府预领织造的银两,买丝备料,再发放给民间机户承领包织。其中又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按照每匹绸缎所需丝料的银价分发给机户承包织造,一种是把丝料分发给机户织作,缴回成品。前一种属于订货方式,后一种属于加工方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民间机户被纳入织染局的生产体系,成为官营手工业工场的补充,几接受领织的机户,成为官营手工业工场的场外组成部分。

      明代末年,苏州织染局停废。入清时,“所存仅颓房几间,罄悬零落,衰草芊绵,不堪为马厮牧养之地”。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重建苏州织造局,派工部侍郎陈有明管理总织局,满洲官员尚志管理织染局。陈有明于第二年到任后,即在葑门内带城桥东孔副司巷内择地改建,有机房196间、织缎房5间、染作房5间,并神祠、灶厨等数十间。顺治四年,织染局也在明朝旧址重建,有机房、染作、绣匠等房89间。

清初苏州织造局沿用了明代的方法,即“佥报苏、松、常三府巨室充当机户”。在总织局内设苏州、松江、常州三堂,佥派三府富户充堂长,额设花素机400张,工匠1170名。织造局按照派充机户的财力大小,分别派定机数,然后由他们雇匠织造。由于这种佥报制度弊害甚大,清廷于顺治八年予以飞出,而改为“买丝招匠,按式织造”的方式。“买丝招匠”制度,就是佥派富裕机户充当堂长、管事,负责局内生产的经营管理,同时由官府招募民间机户机匠,充当织造局的工匠。这些被召集的机户工匠,从官府领取口粮和工银,因而由民间独立手工业者转变为官营手工业工场的工匠。苏州织造局所实行的诸如“佥报巨室,以充机户”制度、“买丝招匠”制度,以及丝经整染加工中的“承值”制度、织挽中的“领机给帖”制度等,实质上都是封建的差役制度。建筑在封建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官营手工工场,依靠政治权力,剥削机户,充分表现了清朝官营手工工场的封建生产关系。

      苏州织造局的工匠不断积累生产经验,技术水平较明代有所提高,表现为产品品种更加丰富,花色更加繁多,分工更为细致。但是,苏州织造局的产品,主要供作上用和官用,满足朝廷和官僚奢侈生活的需要,生产目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无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民间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从乾隆以后,官营丝织业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影响也就日渐缩小了。

      明代中期以后,在官营丝织业渐趋衰落的同时,苏州民间丝织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苏州东北半城已经发展为丝织生产的专业区,杨循吉记载嘉靖年间苏州城市丝织业的盛况说:“绫绵紵丝纱绸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万历年间,苏州的丝绸染织工匠约有万人之数,万历二十九年的一份奏折中说:“吴中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而且这还是经过宦官的横征暴敛、“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后的情况。据统计,明末苏州的丝织机户约有3万人。

      入清以后,苏州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的分工更为细密,除了丝绸织作以外,还有“结综掏泛”、“捶丝”、“牵经接头”、“上花”等多种辅助行业。从事丝织业的人数更为增加,康熙年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乾隆时,“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据计算,乾隆年间,苏州城内约有织机1万2千台,大约从事机织者2万人,从事迁经捶丝者2万人,从事掉经纬者3万人,其余经行、丝行、染坊、练娟坊、制机具工等各种分业者,亦为2万余人。另外,从事丝绸商业的商人约有万余人。这样,苏州城市从事丝绸生产和贸易者约为1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计近30万人,约占当时城市人口数的三分之一。有人对清代丝织业在苏州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这样的评价:“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万户机杼,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四方客商,麋集于此,骎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而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以为断”。苏州民间丝织业的兴盛,于此可以概见。

      苏州丝织业的发展,还表现为商业资本的活跃。但是这牵涉到生产关系的性质如何评价的问题,故留待后文申述。


新鲜人 发表于 2014-10-20 12:12:33

b](2)棉布加工业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松江府是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美誉。苏州府也出产棉布,嘉定、常熟等县是著名的产地。与丝织业不同,棉纺织业主要分散在广大农村,与农业紧密结合,成为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个体家庭生产的棉布是白色原布,人们在制成衣服时需要选择各种颜色,当时青蓝布很受市场的欢迎,销量甚巨。因此,为了适应对路,必须对原布进行加工,即通过染色,再经踹匠踹压的方式使棉布平整、光滑、结实,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这样,城镇棉布染整加工业逐渐兴起并且日趋兴盛。

      明代后期,松江及枫泾、朱泾等市镇汇聚了大量的棉布加工作坊,成为棉布加工业中心,所谓“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同时期的苏州,也开设了不少的染布作坊,前引万历年间曹时聘的奏折中曾说到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仅染坊工人即达数千,不难推知当时苏州染坊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了。入清以后,随着棉布贸易中心的转移,棉布染整加工的中心也从松江移到了苏州。苏州从事棉布整染加工的布号多设在阊门一带,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中说:“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塘居多”。

      踹布业本是染坊的附属部分。随着棉布加工业的兴盛和市场的扩大,大约在康熙年间,踹布业从染坊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行业。这与苏州是棉布贸易加工中心的地位有关。清代的踹不业极为兴盛,踹坊集中在阊门外上下塘,康熙年间,苏州的踹匠人数约有1万多人;雍正年间,从事踹坊经营的包头有340余人,设立踹坊450多处,踹匠人数,胡凤军则称“总计约二万余人”。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城市苏州,踹布业无疑是重要并且规模巨大的生产部门之一。

2.商业的兴盛

      商品流通,即商业的兴盛是苏州城市经济繁荣的又一突出标志。

      经过近百年的经济恢复,到了明成化年间,苏州已是“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明代中期以后,市场更为兴旺,唐伯虎《阊门即事》诗中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诗中描述了来自各地的富商大贾操着不同的方言通宵达旦地进行巨额交易的情景,是当时苏州商业兴盛、贸易发达的真实写照。苏州城内货物丛集,所谓“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排,云委山积”。入清以后,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当迅速,市区扩张,人口稠密,市肆繁荣,乾隆年间更达到了鼎盛阶段,孙嘉淦《南游记》卷1中说:“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画家徐扬所绘《盛世滋生图》(又称《姑苏繁华图》),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苏州高度文明繁荣的情况。据初步统计,画面上人物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约有12000之众,河上货船、客船、竹木筏等约近400只,街上林立的商店铺户约有230余家,包括了50多个行业。当然,苏州的繁荣决非一幅图所能表达,实际情况犹有过之。

    苏州商业贸易的兴旺,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第一,丝、棉与米的对流为中心内容。苏州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明代的申时行称“环烟比屋,故以杼轴冠天下”,以丝织与棉布加工业生产为主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工商业经济体系。如前所述,明清时期的苏州是丝织业中心城市,居民大多以丝织为主,丝织品种类多、质量好、销路广,是苏州市场上最重要、最受欢迎的商品,所谓“四方商人,群至此间购办”。如陕西一带,“绸帛资于江浙”;河间府“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西南诸省“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所以明人张瀚说:江浙地区”桑麻遍野,茧、丝、棉、麻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帛)者,必走浙之东也”。苏州的丝绸不仅流布国内,还销往海外,成为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如江南丝织品在日本有广泛的市场,李鸿章著《近世日本于日中贸易》中指出:“生丝与丝织品在在长崎贸易中位于进口物品的首位,特别在近世前期,生丝是第一位的”,“在中日长崎贸易中占居首位的太白生丝即“湖丝”与丝织物,主要产于江浙地区”。朝鲜人亦以服用中国丝绸为荣,“对中国丝织品素表欢迎,其输入品从前为苏州之宫纱、官纱、亮纱、纺绸、素罗、板绫、库缎等,每年约需数万匹”。

      苏州的棉布加工业颇为发达,尤其在清代,苏州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和棉布贸易集散地,棉布成为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故有“苏布名称四方”的说法。前引徐扬《盛世滋生图》所绘50多个行业、230多家店铺中,仅棉花棉布业的店铺即有22家,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这就说明棉制品与丝织品一样,是苏州最为重要的商品。

新鲜人 发表于 2014-10-20 12:15:39

苏州棉布的销售市场较之丝绸市场毫不逊色。雍正年间浙江巡抚李卫在奏折中说到;“各省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苏州的棉布经过商人之手贩运全国各地。根据叶梦珠的说法,西北至山、陕,东北至辽东,南至闽、广,无处不见苏州、松江所产的棉布。许多人通过贩卖棉布而发财致富,成为家资百万的富翁,如吴县东山人席端樊兄弟,“协力同心,运筹握算,谴宾客,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不二十年,累资巨万,凡吴会之梭布,荆襄之土靛,往来车毂,无非席商人左右源者”。清代苏州专门从事布匹加工贸易的著名布庄字号最多时达76家。其中徽州布商汪氏,设益美字号于阊门,通过对从事加工的小生产者采用金钱奖励的办法推销自己的产品,“计一年销售布约百万匹......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州的棉布同样是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马士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一书中所附《广州主要出口商品货值表》中记载:乾隆五十七年英商从广州采购的中国土布,价值3万两白银,嘉庆二十二年增至108.8万银元,道光元年更达到131.7万余银元。东印度公司在1820年以前,每年从中国采购的棉布都在20万匹左右。苏松棉布不仅出口英国,还转输美、俄、日本等国。所以,道光时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称:如果苏松等地出口的棉布“流转内地,可多被数百万穷民矣”。

与苏州的丝绸、棉布大量运销国内国外、国外市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江中上游如四川、江西、湖广等省的米谷大量汇聚苏州。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势必导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缩小,加上人口的大量增加及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已经从原来的粮食输出地变成了依赖外地粮食输入的地区。早在明代末期,江南一带已开始从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米粮,黄希宪《扶吴儌略》卷1中说道:“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之米,不特浙属借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到了清代,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康熙皇帝曾说:“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雍正帝也说:“朕知江浙粮米,历来仰给川、楚之米”,“浙西一一路接济”。可见,清代的江南地区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缺粮区,因而引起清朝统治着深切关注,多次谕令长江中上游各省设法保证对江浙地区的粮食供给。由于苏州处于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地位,有水陆交通之便,因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之一。雍正年间,蔡世远曾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讲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据全汉升先生的研究,江南各地每年从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的米粮数达1千万石,另有少数从江北及山东、东北各地输入。如此众多的米粮运到枫桥后,除一部分转往福建外,大多数下粜到江南地区各城镇,以满足江南住民的需要,江苏巡抚庄有恭在上奏文中说:“浙商贩米数十万石及数百万石者,在苏州采买”。作为枫桥米市的中转地,在江南各地又出现了长安镇、平望镇等次一级的米粮市场。

      综上所述,在苏州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以丝绸、棉布和米粮为大宗。丝绸、棉布是本地所产,转运外地,而米粮则从长江中上游诸省输入,从而形成如情人李鼎元所说“川米易苏布”、即丝绸、棉布与米粮之间的商品对流局面,成为苏州商业的重要特色。

      第二,外地客商云集。苏州商业的繁荣,突出表现为长途贩运贸易的发达。在此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数量众多的外地商客。在苏州工商行的各个部门都能看见他们的活跃身影。明代郑若曾说苏州: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乾隆《吴县志》卷8“市镇”中也说:“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闵商洋贾、燕齐楚秦晋百货之所聚,则杂处圜阓者,半行旅也。”说明苏州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约有半数是外地人。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他们通过地缘关系,结成帮派,建立了众多的会馆。在苏州,最为活跃的商帮有徽州商人、浙江商人、秦晋商人、闽粤商人、江西商人、湖广商人、鲁豫商人、江苏商人等。

      徽州商人活跃在全国各地,他们善于经商治生,与吴县东山商人并称,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说。他们主要从事盐、茶、木、典当4种行业。在苏州的徽商,主要经营棉布业、典当业、木业和粮食业等,如苏州的布庄字号和当铺,大都市由徽商经营的。

      浙江商人中又可以府县为范围细分为宁波、绍兴、金华、杭州、吴兴等商人集团。其中,杭州商人主要从事丝绸、杭线业,苏州的蜡烛业几乎全部由绍兴商人经营,煤炭业经营者也大多是宁波、绍兴商人。

      秦晋商人包括山西、陕西两大商帮。康熙南巡时,发现苏州的山、陕商人很多,他说:“朕历行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山、陕商人主要经营钱业、棉布业等。

      苏州最早的一批地域性会馆如岭南会馆、三山会馆、东官会馆、潮州会馆等都是由闽粤两省的商人创建的,可以说闽粤商人是较早在苏州活动、势力较为雄厚的一支地域商帮。雍正初年苏州织造胡凤军说过:“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氏,几及万有余人”;康、雍之际,仅福建汀州一府,“贸迁有无,遨游于斯地者不下数千百人”。闽粤商人经营的行业主要有棉花布业、米粮业、烟草业及南货业等。

新鲜人 发表于 2014-10-20 12:16:00

    鲁豫商人在苏州也很活跃。鲁商主要指东齐商人、济宁商人等,他们大都从事丝绸、棉布生意。豫商是从清代中期以后才渐趋活跃的,他们在苏州主要经营北货及丝绸等。

      江西商人势力的壮大是在清代。他们修建的江西会馆,颇为壮观,以后重修时,集资金额达到4452两、铜钱199千文。他们主要经营的行业有麻货、纸、烟等。

      湖广商人势力不大,集中经营米粮贸易,据他们自称:“向或自船自本,贩米苏买。或揽写客载运货来苏。是米济民食,货利国用。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

      江苏商人按地域可分为洞庭商人、金陵商人、毗陵商人、苏北商人等。洞庭商人虽然以一邑之小,却素以善贾著称,故有“钻天洞庭”之号;金陵商人经营的主要有丝绸、玉器制作、硝皮、钟表等行业;苏北商人主要经营腌腊海货和北货;毗陵商人即常州、无锡等地方的商人,主要从事猪业和面、饭店等服务性行业。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苏州成为各地商人大显身手的舞台。活跃在苏州的各地商帮,各有自己的特色经营项目。由于他们的辛劳,苏州与全国各地的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促进了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确立了苏州在全国的经济中心地位。

二、苏州发展形成超区域经济中心即中国的经济中心
   
      自从秦汉统一国家建立后,苏州即已成为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历来有“东南一都会”之称。明清时期,苏州的中心城市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苏州是江南城乡货物的集散中心。这可以从吸纳和输出两方面来看。先看吸纳功能。江南地区城镇、乡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都经由苏州集散,如丝绸产地的濮院镇盛产濮纱,为广东客商所喜爱,“客每岁收买,抵金阊”;双林镇的包头纱名扬四方,明代时“里人姚佥事专擅包头业,侨寓吴门,与四方巨商交易。至国初(清朝),宪副仲选继之,有加重、加阔、加绉、放绉等名”;在棉织业区,松江的棉布等地设立分号,收购棉布,转送苏州染整发卖,即碑刻资料中所说的“布店在松、发卖在苏”。也有的是由本地商人收购布匹后直接运送苏州销售,许仲元《三异笔谈》卷3“布利”中所记“张少马未贵前,太翁已致富累巨万,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就属于这样情况。再看输出功能。在江南地域内部,输入的商品大都经由苏州发散到各城镇,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粮食。众所周知,江南地区由于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面积大减,以至于一改“苏湖熟,天下足”的情况而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江南地区由唐宋时期的粮食输出地转变为明清时期的粮食输入区。来自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粮食经长江集苏州枫桥,而后购作漕粮输京、或散放到江南各地乃至福建等省,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江苏巡抚庄有恭奏折中说:“浙商贩米数十万石及数百万石者,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

      苏州是江南城镇手工业产品的加工中心。江南各城镇盛产丝、棉织品,这些丝、棉织品大都在运送苏州加工以后才销往外地,如南浔镇出产的原色丝必须先送到苏州染色后才进入全国市场,这在沈树本的《城南棹歌》诗中有所反映:“白丝缫就色鲜妍,卖与南浔贾客船,载去姑苏染朱碧,阿谁识作嫁衣裳(衫)”。棉产区的白坯布也由商人收购后运到苏州进行染、踹加工,由此促成了清代苏州棉布整染加工业中心的地位。具体情况,前文已有详论,此处不赘。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有着内在联系的城镇群体。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是在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如吴江县,“绫绸之业,宋元以前唯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为之。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江南市镇史研究专家刘石吉先生曾经指出:“统计数字显示,许多市镇在明清之际由一个乡村聚落,快速地发展成为地方贸易的中心,且往往成为数千或万户人口的大市镇。这些大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及邻近各县。十八世纪苏州米市及商品经济之繁盛,可推知彼时正是苏州发展至最高峰的时代;而其临近各市镇,亦多受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而肇兴”。苏州在江南城镇群体中的中心地位由此可以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作为中心城市,明清时期苏州的城市机能远远超出了江南地区,对全国也发生了重要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苏州是一个超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
      前文曾经述及,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品大多通过苏州销往全国各地和海外诸国。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商品也云集苏州市场。明末到过苏州的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说:“许多来自葡萄牙和其他国家的商品,经由澳门运到这个口埠。一年到头,苏州的商人同来自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的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清代苏州的情况犹有过之,或说“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排,云委山积”;或谓城中“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应有尽有。徐扬《盛世滋生图》绘出的广告招牌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图中所列丝织品种如山东茧绸、震泽稠行、濮院宁绸、杭绸、贡缎等,棉布有崇明大布、松江标布、京芜梭布等,此外如金华火腿、宁波淡鳖、南京板鸭、河南腌肉、胶州腌猪、川广药材以及苏、杭、川、广、云、贵杂货,还有二家洋货行。因此有人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赞美苏州:“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埠,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当时甚至出现了“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苏州财货莫(不)聚于阊门”的说法。正因为如此,苏州成为全国各地商人汇聚之地,所谓“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用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成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嘉庆末年,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曾设想在广州以外另辟一个通商口岸,当公司内部因为地点问题而争论不休时,东印度公司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塞缪尔•鲍尔(Samuel Ball)曾专门撰文作了分析,指出苏州是英国货物最大的市场,而上海是苏州的门户,因为主张把通商口岸定在上海,他说:“上海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其重要性取决于苏州府”,“对进口贸易来说,苏州府或许是全中国最适宜的地点”。充分反映出苏州在全国占据的经济中心地位。

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在《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达》一文中,通过对苏州城市经济形态的分析指出:“苏州不单是一个政治城市、商业城市,还逐渐地发展为一个轻工业城市”,“可以说,苏州与北京的关系,犹如德川时代以后日本的大阪与江户的关系。苏州实际上是中国的大阪。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清代上海开埠以后、太平天国战争以前”。以之与上述资料印证,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过分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基于城市的经济机能,无论在文化层面上还是社会风气层面,比起北京来,苏州对全国发挥着更强有力的影响。这从以下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多,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俭者也”;“苏州人聪慧好古,......善操海内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小辣辣 发表于 2014-10-21 10:12:56

我的户口本及护照,都写的我是北京人。最近看到一个帖子是得诺贝尔奖的华人,都有祖籍一栏。胡锦涛也是填的祖籍。所以按祖籍看,我应该是苏州人。看到本文,十分高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把苏州毁了,从此一蹶不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听父母说,解放前的苏州,非常破烂。道路全是破碎石子及泥土路。街道狭窄。连最宽的马桶街(护龙街)也不到三米宽。何日能重回明清时代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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