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德国商业模式出了什么问题？
古思里：与英国自由放任式的监管不同，德国的监管疏漏起于另一个根源：偏爱共识。这是德国模式出现问题的原因。https://thumbor.ftacademy.cn/unsafe/600x337/picture/9/000097159_piclink.jpg
2020年7月14日 15:42 英国《金融时报》 乔纳森•古思里
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早在紧急停车之前，传动装置就已经失灵，密封圈也已烧坏。如今，德国注重保持“一致意见”(consensual)的商业模式出现了多重机械故障。支撑德国科技门面的支付集团Wirecard因欺诈而“内爆”。拜耳(Bayer)正在为一系列和解协议赔付高达110亿美元，而相关指控主要是由一宗对美国公司的灾难性收购引发的。德国人曾经引以为傲的企业集团——西门子(Siemens)、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正在收缩。特斯拉(Tesla)前景越光明，大众(Volkswagen)的“使用寿命”就越短。
忧心忡忡的工程师们紧紧盯着引擎盖下面。哪里出了问题？德国一直是欧洲战后的经济引擎。技术官僚主义与协作精神使德国企业与工人、贷款机构和政府建立了密切联系。相比之下，美国的模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争强好胜的老板和创业者们手握大量股本，并且总想找茬。但新冠疫情加剧了侧重制造业的德国面临的挑战，给以科技为导向的美国带来更多机遇。
德国，我们能谈谈吗？“当然。我正在开车，但我是德国人，所以没什么大碍，”一位经济学家通过免提开玩笑地说，“我认为Wirecard与其他这些例子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他看来，当德国企业采用美国模式时才真正会出现最严重的问题。与大多数德国企业一样，Wirecard的董事会结构采用“双层制”。但它的监事会中似乎都是公司中的“应声筒”，而非治理规则所要求的警觉的员工。何况领导这家公司的还是一位独断专行的企业家。
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商科教授肯尼思•阿迈希(Kenneth Amaeshi)不赞同这种例外论。他认为，Wirecard丑闻让德国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坐上“被告席”受审。他说，这起丑闻凸显了监管的结构性缺陷。他说的没错。
德国金融监管机构——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失败在把监管范围限定在Wirecard的德国银行部门。一位德国银行家说：“BaFin与（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不在同一个水平上，我在伦敦时，后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银行家私下承认钦佩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这是首开先河吗？
过去，英国的监管以自由放任式的懒散而闻名。德国的监管疏漏起于另一个根源：热爱一致意见。这就是德国模式出现问题的原因。监管机构认为，首席执行官们必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毕竟很多都有博士学位。监事会也这样认为，只要企业可以保住工作岗位。当大家步调一致会带来巨大经济红利时，那些提出尖锐问题的人看起来就像是破坏者。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金融主管部门会针对那些怀疑Wirecard财务可靠性的记者和对冲基金。
共识也是其他灾祸的诱因。2018年以630亿美元现金收购孟山都(Monsanto)符合拜耳老板和员工的利益，因为这使该化学品集团不易成为收购目标。西门子和蒂森克虏伯作为过时的工程企业集团被允许得过且过，而美国和英国早就掀起一波拆分浪潮。由于高管们脾气火爆且监事会中挤满工会代表和政府委派的人士，大众闹出了柴油车排放检测丑闻，而且在向电动汽车转型的问题上优柔寡断。
步调一致的做法未能培育出堪与美国巨头匹敌的德国科技初创企业。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有一批颠覆性的特立独行企业，要有“耐心股本”(patient equity)为它们出资。Wirecard倒下后，成立于1972年的软件集团SAP成为德国唯一一家大型上市科技公司。
当然，英国一家都没有。即便如此，德国经济学家们仍在思考，“莱茵资本主义”(Rheinischer Kapitalismus)是否可以改造，还是只适于被碾碎？安联(Allianz)的卡塔琳娜•乌特莫尔(Katharina Utermöhl)说：“德国擅长进行渐进改良。问题在于利益相关者是否有意愿对德国模式进行深度改革。”他们之前这样做过。本世纪头十年，德国拆分了“德意志股份有限公司”(Deutschland AG)——一个银行与工业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排外网络。
这一次，必须彻底改革公司治理。监事会必须缩减规模，更经常地召开会议，并吸纳更独立的成员。监管机构必须采取美国同行的那种对抗性策略。工业巨头们应进一步分拆，以打造一大批新的专注型的中型企业。西门子旗下医疗设备子公司Healthineers在2018年的上市，显示出可以做些什么。
德国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刺激对颠覆性技术的投资。德国企业一直依赖于来自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债务融资。但是正如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的贡特拉姆•沃尔夫(Guntram Wolff)所指出的，企业根本不缺股本。它表现为留存的企业盈利，而非自由的投资资本。根据标普全球(S&P Global)的数据，德国百强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约1.2万亿欧元的总股本，就体现了这一点。需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来吸引更多这种资本进入初创企业和电动汽车产业。
浪费两场有益的危机——德国模式的崩溃和新冠疫情——将令人扼腕。再者，全世界范围对“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支持正在增加，在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社会和环境目标与利润同等重要。德国只需要减少对工人稳定就业和拥有良好关系网的管理者的重视。少一点一致意见，就能让德国模式再次上路。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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