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S2E3) | 限时试听
本帖最后由 寒冬开梅 于 2020-7-10 14:30 编辑离新一轮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四个月，在这场即将决定美国甚至世界未来四年走向的竞选中，除了来自两大党的竞选团队外，还有一群藏身暗处的势力也时刻观察着形势变化，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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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0日 07:56 主播 麦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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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可林学英语》第2季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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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深陷新冠病毒疫情泥潭的美国，却不得不在几个月后，就要面对另一件同样可能撼动世界的事件——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
11月3日这天的选举结果，正如它四年前成就了特朗普一样，将给世界面貌带来巨大改变，世人的眼睛都在盯着看特朗普能否连任。有时，它甚至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走向。举个例子来说，上周美国刚刚正式开启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则公开表示，如果他当选，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要让美国重返世卫组织。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今年美国选举的压力分析也来得比往常更早一些。
科技公司谷歌旗下的“威胁分析小组”(Threat Analysis Group)近期指出，一些由外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对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发动了黑客攻击。虽然谷歌进一步指出，这些国家级黑客的企图最终并没有成功，但这样的新闻却再度引发了美国民众对外国黑客干预大选的忧虑。毕竟对他们来说，总统大选遭遇外国干预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尽管特朗普一直在试图与“通俄门”撇清关系，但从2016年大选结束到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上次大选期间，俄罗斯黑客曾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团队的电邮进行过攻击，并通过散播各种与她相关的负面新闻来造成打击。
2018年2月16日，美国司法部曾宣布，负责涉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米勒办公室决定起诉13名俄罗斯人和3家俄罗斯公司干涉美国政治体系，包括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表示，来自俄罗斯的阴谋者想在美国引发纷争，从而破坏公众对民主的信心。
尽管俄罗斯官方媒体曾引述普京总统的话，称“俄罗斯政府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通过黑客活动干预外国大选。”
但就像普京自己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那样：“黑客是像艺术家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艺术家们早上起来感觉很好，他们会画一整天画，黑客也是如此。他们今天起床后，阅读到国际上发生之事，如果他们的爱国冲动上来了，他们将开始做出自己的贡献。按照他们的信念，对那些说俄罗斯坏话的人发起正义的斗争。”
也就是说，虽然在政府层面上俄罗斯曾极力否认与干预活动有关，但他们后来也松口承认，俄罗斯的“爱国”黑客可能自发地干预了外国大选。这样的表态，实在耐人寻味。
关于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的具体方式，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在2019年3月提交给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的最终调查报告中，总结道：俄罗斯黑客主要采取社交媒体攻势和黑客窃取这两种方式，来系统性地干预美国大选。
负责“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
据调查人员事后复原，在2016年大选前夕爆发的希拉里“邮件门”，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干预行动。
当时，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团队的邮件系统先是被黑客利用钓鱼工具蓄意攻击。随后，黑客创建了一个名为“DC解密网”(DCLeaks)的网站，公布那些内部邮件的内容。同时，为了吸引美国选民的注意，黑客们又利用一个名为“Melvin Redick”的Facebook账号“喂料”，发布一条信息说：“这些人把有关希拉里、索罗斯和其他美国领导人的秘密挖出来了。查看DC解密网，非常有意思！”
然后，无数机器人账号也开始在Twitter上参与推广这个DC解密网。最终，不仅带动了DCLeaks网站阅读量飞升，也一举将“希拉里下台”(#HillaryDown)这一话题标签，推上了Twitter热搜榜。
DCLeaks网站
根据不同社交媒体的特征，所谓“外国势力”会分门别类制定自己的战术。在比较开放的Twitter平台上，他们主要利用Twitter的热门话题榜，来创造热门话题，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中国国内大家上不去推特，但可以比照新浪微博热搜榜造话题的能力，Twitter在西方年轻人中起到的作用也差不多。
而在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Facebook上，黑客们则更热衷于利用Facebook的算法，来精准推送假新闻，或者投放政治广告进行精准宣传。
比如，有俄罗斯黑客就曾剪辑出一条“伊斯兰国认领美国工厂爆炸事件”的假视频，试图在美国社会中引起恐慌与分化。Facebook公司的统计显示，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期间，也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前后，俄罗斯特工在Facebook上发布了大约八万条内容，其中大部分帖子都旨在制造对立情绪。
不幸的是，这段时期内，大约有1.26亿美国人或许浏览过这些帖子。
本帖最后由 寒冬开梅 于 2020-7-10 14:33 编辑
虽然美国可以在事后对外国干预的手法和过程进行复原，甚至对相关机构和人员作出责任认定，但具体到这种干预究竟给当年的大选选情造成了多大影响，可能就无法评估了。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助理教授方可成告诉麦可林说：“学术界对2016年大选干预的研究，由于缺乏社交平台公司提供的内部数据，存在着天然不足。俄罗斯在2016年通过社交媒体对大选进行干预是肯定的，但如果涉及到干预的具体影响，由于缺乏一套详细标准，我们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更无法建立起特朗普胜选与俄罗斯干预之间的直接关系。”
俄罗斯之所以选择将社交媒体“武器化”，成为干预他国选举的一种重要工具，离不开社交媒体的自身特征。
作为一种“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平台”，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系统，上面不仅有传统的新闻媒体，更有着大量的个人用户。换句话说，社交媒体在无形中给每个普通人都提供了成为“消息源”的机会，而来自这些原子化消息源的信息，不仅缺乏寻找消息源头的可能性，连最初作者的身份都难以追溯。
社交媒体在用户间搭起的联系，也为各种言论，尤其是那些有着较强吸引力的煽动性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也就是为何仅仅凭借一条帖子、一个像“Melvin Redick”这样的投饵人账户和无数的机器人，幕后操纵者们就能在Twitter上兴风作浪，掀起一股股带着锐利刀锋的舆论热潮。
但与此同时的一个悖论是，社交媒体却在后台收集了大量的用户个人信息，这又为操纵者借助用户画像准确投放、精准施策提供了便利。
从2016年到2020年，外国通过网络干预美国大选的阴云，始终停留在竞选人的头顶上。为了避免重蹈覆辙，2017年10月，来自美国两党的几位参议员，曾试图通过立法来减少外国利用社交媒体对美国进行损害的现象。
他们的《诚实广告法案》(Honest Ads Act)是在1971年《联邦竞选法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网络在线政治广告遵循与电视、印刷、广播广告同样的信息披露规则。
这项法案的出发点，就是确保外国无法像在2016年那样，利用Facebook、Google或Twitter等平台来影响美国大选。尽管该法案目前依然处于立法阶段，但Facebook也已经提出，将采用法案里提到的方法，来提升自己平台的透明度，帮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广告的投放者。
马克·扎克伯格发帖支持《诚实广告法案》
除了法案方面的启示外，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在美国人获取信息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基础事实的确立，各方要求社交媒体运营者做出改变而施加的压力，比之四年前其实增加了不少。
Facebook和Twitter纷纷颁布一系列新举措，比如要删除由俄罗斯人控制的机器人账号；Facebook还提出将与第三方事实核查平台进一步合作，对偏离事实的帖子和页面进行标注；针对由“外国控制的媒体”发出的信息，Facebook也会进行特定标注。他们还表示，将禁止鼓吹“投票无用论”的广告。
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最近由于对政客言论疏于管理，而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而另一大西方社交媒体Twitter，则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改变，提出将完全禁止平台上的政治广告。
不过，仅凭社交媒体平台一己之力，就能阻止这一次美国大选也被干预吗？
对此，方可成对麦可林表示：“当然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下功夫，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建立防火墙来切断外国在社交媒体上投放的渠道。不过，为干预提供机会的土壤仍旧存在，美国社会在一些政治议题上出现的“极化”现象并不会因为干预的停止而消失。所谓的干预，其实只是外国利用了美国社会的弱点。”
如果仔细分析“外国势力”投放的广告，其实不难发现，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煽动对立。
不管是发布警察暴力执法的视频，来制造警民对立；还是宣扬种族歧视，来扩散种族对立；又或者是通过泄露民主党内部通讯，来煽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所有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所做的，不过只是在大选的背景下，重新放大社会中原有的裂痕与嫌隙。
社交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只不过充当了放大器的角色。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Rachel Gibson和德国赫尔提学院教授Andrea Roemmele在一篇合著文章里，区分了社交媒体“科学性的”用法和“颠覆性的”用法。最终，社交媒体的作用还是取决于作为内容生产者的用户的使用方法。在麦可林看来，社交媒体上的很多问题都能找到符合当地文化的、与之对应的社会基因。
就2020年的美国来说，注定不平凡。年初的美伊紧张局势，几乎将世界拖到战争边缘；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后，美国又成了确诊者最多的国家；最近又因为弗洛伊德事件，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百年未见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这些都能够点燃社交媒体，给干预提供机会窗口。
“社交平台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方可成说，“最有效的干预方式就是精细化、精准化、定制地投放内容。如果在像德州或者加州那样的地方投放是肯定没用的，只有使威斯康星州、佛罗里达州这样的摇摆州的选民改变投票倾向，才是最经济的干预方法。”
干预与反干预，向来就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对于监管者来说，辨识出外国发布的假新闻并予以删除并不难办。只是，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嫌隙短期内也无法消除。要想不被深度干预，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让更多有媒介素养的选民站出来，才可能不被轻易煽动，当然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
就像美国智库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Darrel West所说的那样：“不管是自由派、中间派还是保守派，太多的美国人都只从单一信息渠道来获取信息，这在‘后真相时代’是极其危险的。对信息的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不同的信息源来获取信息。”
干预大选之策，说到底还是干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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