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 发表于 2020-6-14 17:13:50

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民众呼吁改革警察执法方式

本帖最后由 大千世界 于 2020-6-14 17:26 编辑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民众异常强烈的抗议,表明许多美国人希望改变这个政治两极化、种族问题严重的国家的执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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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4日 15:06 英国《金融时报》 乔舒亚•查芬 纽约报道
  三年前,在长岛,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站在一群戴着白手套的警察——绝大部分是白人——面前,给了他们一点专业建议。


  “请不要太客气!”这位自称非常重视执法的总统恳求道,而在场的警察们则欢呼雀跃。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杀死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已引发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内部骚乱,在英文稿件发稿时(6月6日)那一周,特朗普没有表现出一点显示他在反思自己对警察执法的立场的迹象。这位总统宣称州长们应该“控制”(dominate)抗议者,他还鼓动将军队派到美国街头。


  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异常强烈的民众抗议,表明许多美国人的感受正相反,他们希望改变这个政治两极化、种族问题严重的国家的执法方式。一些人要求渐进的改革,比如禁止警察在逮捕过程中使用锁喉动作,同时建立数据库以更好地追踪警察暴力。另一些人则希望彻底改变,比如削弱为警察提供保护的警察工会,减少给警察部门的资源,重新思考警察在民主社会中的角色。


  “如果新型冠状病毒没有杀死我们,警察会。”纽约州众议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议员戴安娜•理查森(Diana Richardson)上周四在布鲁克林大军团广场(Grand Army Plaza)对抗议者们说,“我们都知道纽约市警察局(NYPD)已经失控。而且我们知道必须对警察局进行彻底改革。”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专门研究种族和族裔问题的戴瑞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教授表示,尽管也有针对白人的警察暴力执法,但暴力执法发生在黑人身上的频率要高得多,“其根源是一个建立了基于肤色的等级制度的社会”。


  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社会学家、《执法的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一书作者亚历克斯•瓦伊塔尔(Alex Vitale)说:“警察局的政治势力已强大到不可思议。无论是警察局本身还是代表这些基层警察的工会都是这样。”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久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迥然不同的画面,证明了美国警察和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将一名老人推倒在人行道上,然后从这名流着血、无法行走的老人身边走开的警察;也有放下警棍,单膝跪地以示支持的警察。既有在夏日午后和平游行的大片人群;也有在夜晚洗劫店铺的暴徒——在一个画面里,暴徒用木板砸一名倒下的警察的头。


  但主要的画面还是弗洛伊德的,他因涉嫌拿出一张20美元假钞而被捕,他被按倒在马路上,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用膝盖压着他的脖子,他在难以呼吸的状态下趴了8分46秒。“我不能呼吸了,”弗洛伊德一度恳求道,而肖万一脸冷漠,他随后被控二级和三级谋杀。警方的一部摄像机拍下了这场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这再次提醒人们,近期采用的此类设备并不能保证警察不会滥用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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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前在纽约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吃力地说“我无法呼吸”,被警察锁喉导致他哮喘发作并死亡。加纳被拘留的原因是警方怀疑他非法销售香烟。随后不到一个月,黑人少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苏里州弗格森(Ferguson)被一名白人警察枪杀,引发了那年夏季的骚乱。


  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犯罪学家凯利•韦尔奇(Kelly Welch)说:“这些问题从我们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甚至更早。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旨在利用数据减少警察暴力的Campaign Zero组织的数据显示,即使在弗格森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警察执法的全国大讨论之后,警察执法致死事件仍稳定地保持在每月100起左右。Campaign Zero是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布朗死后创立的组织。麦克森不久前接受雅虎新闻(Yahoo News)采访时表示:“我们盘点在民权领域被提出的众多问题,警察是少数没有真正改变的问题之一。”


  如果你像保罗•舍维尼(Paul Chevigny)那样把眼光放长远,该问题已经有所改善。舍维尼是一名作家,还是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自上世纪60年代——当时还没有随身摄像机,也几乎不限制使用致命手段——以来一直在记录警察的暴力行为。


  舍维尼说:“美国过去50年死于警察执法的案件数量下降了很多,但(每一起案件)现在都更加引人注目。”他认为这是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的影响。


  尽管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众怒,但他丝毫不认为这会导致改革。舍维尼表示:“公众的情绪时热时冷。”他指出一些抗议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可能促使许多人站在特朗普一边。“目前还不清楚事态将如何发展。”


  纽约的试验场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关于警察执法的大多数争论都发生在纽约市,而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波士顿人,带着浓重的波士顿口音——一直是争论的中心。


  布拉顿于1994年当上警察局长,当时的纽约市市长是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布拉顿当时承诺要“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夺回这座城市”,还认为警察局已变得过于谨慎和官僚主义。布拉顿使用统计数据来确定犯罪发生的地点,并采用了“破窗”政策——即追究哪怕最轻微的犯罪事件,以防止更大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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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策略似乎很有效:纽约的谋杀案从1990年的2245起下降到去年的318起。在此过程中,这座曾经被恐惧笼罩的城市开始享有“美国最安全大城市”的地位。布拉顿随后调往洛杉矶,修复因1991年警察暴打黑人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而名誉扫地的洛杉矶警局。当时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还曾就如何处理英国的帮派文化征求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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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顿不久前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认为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警方在过去25年里降低了犯罪率,这个国家里竟还有如此强烈的反警察情绪。”


  布拉顿认为,警察的手段应该不断进化,而且警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必须接受再培训。他惊讶地发现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仍在使用锁喉法,这种手段在许多城市已被禁止。


  不过他似乎还是对一些评论感到气愤,包括对上世纪90年代警察过度执法的一些批评,以及示威活动中出现的对过度监禁的指控。“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如果我们回头看,确实是……但在犯罪率连续25年上升的情况下,你怎么能不主张加强执法呢?”


  他还说,在芝加哥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能反对加强执法呢?弗洛伊德案发生后那个周末,芝加哥发生了85起枪击事件,包括仅周日就发生了15起凶杀。


  而改革者们越来越多地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执法?众多批评者说,破窗执法以激化社区关系为代价来进行逮捕。他们说这也变成了种族主义。


  韦尔奇教授说:“研究表明犯罪无处不在。但如果警察只在贫穷的有色人种社区进行调查,他们就会在那里找到犯罪。”


  根据致力于刑事司法改革的Sentencing Project组织的数据,1995年至2005年,黑人在美国的吸毒者中约占13%,但在因吸毒被捕的人中占36%,在因毒品被定罪的人中占46%。


  在纽约,积极执法的终极表现就是侵扰性的“拦截盘查”政策,朱利亚尼的继任者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力推该政策。该政策导致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遭到警方拘留和搜查的比例大大超过其他人群,警方的目的是将枪支和其他武器从街上清除出去。以2011年为例,纽约警方进行了逾68.5万次拦截盘查。(痴迷于数据的布隆伯格一直坚持该政策有效,直到最近为了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才为该政策道歉。)


  在其他地方,警察因使用五角大楼卖给他们的剩余军事装备引起社区的反感。其中一些装备在2014年现身弗格森,当时被派去控制人群的全副武装的警察,看上去就像是将要前往伊拉克费卢杰的海军陆战队员。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这些画面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限制了五角大楼的这一项目——结果特朗普在2017年又恢复了该项目。特朗普对长岛的警员们说:“如果你们想拿我们的旧军事装备,就拿吧。”


  美国许多警察局现在都在采用更进步的方式,包括纽约市警察局。2013年白思豪(Bill de Blasio)成功当选市长,其最引人注目的竞选纲领就是反对拦截盘查。令许多人吃惊的是,他随后又把布拉顿请回来干了两年。白思豪的计划是让警察更好地了解他们所服务的社区,这样或许他们就能区分比如哪些犯罪会对居民造成伤害,哪些不会。


  建立信任需要时间,而当一些部门试图引进新的、更温和的方法,但仍在采用旧的备用方案时,建立信任可能会很困难。目前还不清楚纽约的基层警员是否对白思豪的愿景买账。2017年,当白思豪在一名遇害警员的葬礼上发言时,数百名警察转过身背对他。不久前,一名退休的执法官员指责白思豪宣布实行宵禁,却没为警察提供执行宵禁的支持,“令他们无所适从”。


  惩罚警察的不当行为


  除了彻底改变执法方式,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加强问责。鉴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根深蒂固——以及它有时以微妙的形式体现——一些专家认为最好有明确的规则,这样警察就会明白他们的不当行为会受到惩罚。“有些人需要进监狱,”汉密尔顿教授表示。


  即使上述建议也不太可能实现。警察工会积聚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训诫警察,更不用说解雇他们了。检察官往往不愿对警方提出指控。批评者表示民间审查委员会——作为另一层监督而设立——往往没有实权。对于Campaign Zero这样的组织来说,仅仅获取数据和训诫记录就已经够麻烦了。


  在纽约,即便舆论压力很大,警察局长还是过了五年才开除掉导致埃里克•加纳死亡的警官丹尼尔•潘塔莱奥(Daniel Pantaleo)。斯塔滕岛的一个大陪审团此前曾拒绝起诉潘塔莱奥。


  在明尼阿波利斯,肖万现在可能要接受审判。在弗洛伊德死前,这名警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收到过17次不当行为投诉,但他只收到了两封申斥信。路透社(Reuters)的一项分析显示,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在过去8年里只解雇了5名警察,尽管收到了近3000份公众投诉。


  韦尔奇教授表示:“这类情况的不断发生真是令人费解。但在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对它们的持续发生感到惊讶。”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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