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2020年中国经济目标如何选择？
本帖最后由 华盛顿人 于 2020-5-12 14:10 编辑李永宁、温建东：GDP增长是为了民生福祉，在总量不确定性下，应优先保证GDP中最关系国计民生的“硬核”。如何认识GDP总量问题和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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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1日 15:26 FT中文网撰稿人 李永宁 温建东
面对1930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超过1个百分点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降幅达到6.4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基金组织将春季预测4.37%下调到秋季预测4.23%。2001年911事件，预测从春季3.17%下调到秋季2.6%。2007美国次贷危机，当年秋季预测2008年4.82%，2008年春季调整为3.73%。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判断“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学界也认为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目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已平息了疫情并基本复工复产。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疫情和疫情引发的困难，也有中美贸易战、去全球化，以及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内外相互交织。长期以来，中国通过做大蛋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认为较高经济增长是解决发展中矛盾的基础。但是基金组织四月预测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1.18%，这是比1990年秋季对当年3.5%增长率还低的值。面临如此恶劣和不确定的外部世界，2020年经济目标如何确定注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4月8日中央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除了加大“六稳”工作力度，增加了“六保”。按照资金流量表分析，“六稳”涉及虚拟经济和宏观变量，而“六保”侧重实体经济和微观主体。2020年经济工作底线思维就是坚持 “六保六稳”，而“六保”涉及GDP结构构成中最基础、最核心和最关乎民生的部分，是“经济的基本盘”。因此，设置今年经济目标要辩证认识GDP速度和结构关系，变危危机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同时面临短期最严重困难，我们更要有“改革开放再出发”创新思维认识极端不确定性的形势，解决问题，引导预期。
一、辩证认识GDP总量问题和结构优化
GDP表示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但GDP也存在重复和无效投资、不考虑环境污染代价等可持续性、不考虑公平的非包容性增长等问题。而且，GDP总量指标，包括收入法、支出法、生产法，各计算方法的结构性指标协调也很重要，不同部分吸纳就业、环境保护、保证民生需求层次，内外比例失衡、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作用各不相同。因此也要更加重视GDP的结构均衡和结构优化。
1.GDP的绿色GDP部分
为了考虑环境资源承受能力，经济增长与人和自然持续和谐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绿色GDP。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曾对北京市1997年绿色GDP进行核算，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
2.GDP增加值法的产业结构
中国GDP构成中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链得到优化。高附加值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不断提高，已经从改革开放1976年第二产业独大占45%，逐步降低到市场经济确立1992年43.1%，到2019年第二产业只占3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中国当年产值的53.9%。而且第二产业中先进制造业占比增加较快，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有一定增加。
3.GDP收入法的分配结构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分配公平更加紧迫，是涉及一国长治久安的民生问题。但最近几十年，各国GDP构成中劳动份额不断下降，资本份额提高，基尼系数不断恶化。2000年以来，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49.6%，2007年危机之前下降到42.8%，危机之后开始提高，2015年达到47.9%，但2017年有小幅度下降到47.5%。而资本所得即营业盈余2000年42.4%，2007年危机之前达到66.4%，2015年下降到50.2%，但此后有提高，2017年52.1%。胡润财富4月报告显示，疫情后全球百强富豪仅9人财富增长，全来自中国。美国华盛顿智库政策学会报告指出，2008年危机之后，全美亿万富翁财富在不到30个月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次疫情影响下全美亿万富翁财富增加了10%。
4.GDP支出法的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结构
大型经济体都以消费需求为主。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所提高，2015年提高到69%，2019年下降到57.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2008年以来多为负值。因此，“三驾马车”中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经常性推手。次贷危机期间，2009年两大动力是房地产和十大振兴计划拉动，2008年、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3.3%和85.3%。但随后2010年动力不足，从2011年到2013年每次都需要刺激。刺激留下一系列隐患，造成了三期叠加。本届政府坚决杜绝“大水漫灌”，更多依靠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2015年以来坚持供给侧改革，不断稳住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必须彻底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内需。
5.GDP增加值法的就业结构
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美国20世纪初“有增长无就业”，即技术贡献了更多增长。美国也出现了90年代以来虽经济快速增长，但就业率下降的情况，所谓产业空心化。最近几年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低增长高就业”。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4年14.7%下降到中美贸易战前2017年7.3%，但是2007年就业人数75321万，农民工22542万人（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4%，失业人员830万。2017年就业人员77640万，农民工286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9%，失业人员972万。这说明中国经济结构从吸纳较少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快速转向了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滑了7.4%，而就业有增长。
6.GDP的民生福祉结构
GDP民生福祉包括可持续性和绿色GDP增加，要素构成中体现包容增长的劳动收入不断增加，支出法中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增加值法中高端产业比重提高，基本民生所需高质量全方位都能从本国增加值实现，还涉及到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从1978年前城镇57.5%和农村67.7%下降到2019年全国居民的28.2%，已经进入最富裕国家行列。
二、“六保”体现GDP结构中“基本盘”优先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坚持适度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并重。但在2020年极度不确定性背景下，我们必须要转变过去发展思路，创新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更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20年坚持经济工作的底线思维，坚决优先完成GDP结构中关于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部分，是“经济基本盘”，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内容。即417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保证GDP核心基本内容优先保证实现，GDP增加值法中国民基本需求优先满足，也可以理解为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优先于社交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的GDP创造。
古典宏观经济学一直区分“实体”和货币金融的“虚拟”经济。“六保”应该是今年政府工作对“实体”经济的约束性数量指标。
1.保就业要求估算社会承受的最高失业率和持续时间
虽然国际劳工组织最新警告，2季度全球有3亿500万人失去全职工作，比之前1.95亿人还多。但是发达国家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最新民意调查发现，有66%的美国人不愿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其中63%的人表示，希望得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于安全返岗的保证。只有25%的人表示会在5月恢复工作，而48%的人则说他们希望等到8月才恢复工作。因此，发达国家统计意义的失业不是很严重，因为没有就业意愿并且积极寻找。目前，中国就业监测指标包括城镇新增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表1可见，2014年以来，政府工作目标都明确当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但是实际增加均超过1300万。登记失业率小于4.5%，调查失业率5.6%左右。中国统计意义的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近3个月在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因此，三个月之内失业不算统计上失业人口。由于中国在一季度基本控制疫情，而国际机构估计2季度大概率全球控制疫情，因此疫情造成的统计意义失业在中国应该不严重。而且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社会承受失业周期相对较长。一是储蓄率全球最高，2019年储蓄率45%；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养育儿女赡养老人，代际馈赠较高；三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和东中西部经济周期不完全同轨，农民工兼具农民和工人角色，失业涵义不强烈，而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摩擦失业较易解决。2018年中国东、中部、西部，经济增长率分别是6.07%、8.56%、12.2%，按照农民工输入地农民工分别增长-1.2%、2.4%、4.2%。中、西部地区应该抓紧“新基建”时机布局产业，吸引流入本地熟练农民工。四是中国西部地区疫情控制相对较好，东部地区人口流动大，疫情复杂，一定程度延缓了农民工就业意愿。由于国际贸易萎缩，东部地区企业开工不足，进一步延缓了西部地区农民工到东部“寻业”时间。五是夏季农忙时节即将来临，中国北方6月中旬左右小麦收割，进一步延缓了农民工出行时间。六是如果疫情恶化时间较长，经济下滑，收入下降，中国可以不普惠式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而只是给贫困人口和失业人口，尤其是国家扶贫政策名单确定的困难家庭，发放现金，这与“十三五”脱贫工作一致，弥补中国社会保障不足，而且更加针对性刺激有较高平均消费倾向的群体。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现金消费率69%，5%困难户消费率高达97.7%，10%最低收入消费率88.9%，而10%最高收入户只有59%。
2.保基本民生要求物价稳定和居民实际收入长期向好
保基本民生至少包括物价稳定、以及十三五规划“民生福祉”确定的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以及保就业中的城镇新增就业。2020特殊时期，最核心的是保证物价稳定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出现大幅度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除了2017年和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外，其它时间都稍微低于经济增速。
3.保市场主体要理性辩证科学，变危为机淘汰部分产业
中国人均收入进入1万美元，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而部分企业却调整长期滞后。因此，部分市场主体消失是符合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符合供给侧结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原则，也是中美贸易战和反全球化下的优胜劣汰。部分“僵尸企业”也应该被淘汰，违背国家产业环保政策的行业应该加快优胜劣汰，当然符合产业政策的如数据行业要加快发展。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8年41.3%下降到2018年32.8%，批发零售从8.2%增加到9.7%，其它行业增加值从16.7%到22.2%，这是中国产业发展趋势。但是，建筑和房地产从10.5%提升到14.1%，与政府“房住不炒”政策相违背。2020年一季度疫情影响下滑最大的住宿和餐饮业下降35.3%，批发和零售业17.8%，建筑业17.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滑14%，制造业10.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9.4%，房地产下滑5.9%。我们要科学辩证看待部分行业下滑，允许房地产和建筑业有所调整。提高制造业竞争程度，对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实施临时保护和补贴，对1季度增长13.2%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加大扶持力度，这也与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相一致。
4. 保粮食安全短期防投机，长期加快农业供给侧改革
粮食安全有几个层次。一是粮食进口占比。表1 可见，2012年以来中国粮食进口提高较快，2015年达到4.88%，2019年下降到2.63%。若疫情持续，粮食出口国限制出口，或者疫情导致粮食贸易受阻，会对中国粮食安全有些微影响。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用世界粮食库存结转量比下年度粮食消费量的“世界粮食安全系数”17-18%为安全临界点，即库存粮食可供两个多月消费的需要。虽然农业农村部认为中国“稻谷、小麦的库存量能够满足一年以上的市场消费需求。”但是如果居民出现恐慌性粮食抢购囤积，不法商贩操控市场，则粮食安全构成问题。因此，政府要加强对粮食恐慌指数监测，打击垄断，稳定市场预期。三是长期看粮食安全需要农业供给侧改革和投入，提高中国粮食生产效率和自给程度。
5.保产业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
由于疫情失控，许多国家和地区禁足导致产业链出现断裂，为此需要企业合理预测市场，加大存货投资。总体看，中国存货投资历年波动较大，2018年下降了8.8%。为此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制定针对疫情信贷政策，研究因为疫情变化合格企业存货抵押贷款相关政策。
三、逆周期调节和供给侧结构改革综合发力实现“六稳”
2018年7月中央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近2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六稳”多是宏观变量，需要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就业是最突出的问题，“六保”和“六稳”都涉及，短期失业率提高宏观上需要财政金融政策持续支持。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7%。人民银行应该以LPR持续下降和这两个失业率挂钩，直到其恢复到适宜的水平如5.0%为止。
稳金融包括稳定金融市场和稳定金融机构，核心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我们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而且中国提前进行了去杠杆，金融体系比较稳健。截至2018年末，中国总杠杆率水平降至249.4%，与美国大体相当，这是我们稳金融的底线。稳外资、稳投资、稳外贸我们也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稳预期，稳短期预期需要增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长期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改革坚持在宏观调控中”，探索出通过改革稳定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的方法，通过改革化解稳定中的体制机制桎梏。
四、2020年经济目标是辩证处理GDP结构和总量关系
辩证地看，GDP增长目的是为了民生福祉，而“六保”在最困难的短期将经济增长中最基础最核心内容提出，实际是在总量不确定性下优先保证GDP中最关系国计民生的“硬核”。应该说实体经济“六保”是虚拟经济“六稳”的基础，短期特别时期，“六保”可能需要虚拟经济短期加杠杆实现。但是“六稳”也经常独立“六保”存在，甚至可能影响“六保”，如美国次贷危机期间金融稳定影响整个宏观稳定。“六保”和“六稳”是2020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是GDP增长子目标也是其基础构成部分。为了切实实现“六保”和“六稳”，各部门必须强化统计和监测，加强指标监测和预警，提高政策前瞻性、灵活性和精准发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主线不动摇，提高政策连续性。
1.“六保”和“六稳”目标短期化、数量化和可测性
国际经验表明，透明度有利于维护信心。为了贯彻中央“六保”和“六稳”精神，各部门，各省市必须做到“六保”和“六稳”指标数量化，及时编制指标，增加指标发布监测频率，大部分指标月度公布，特殊时期将相关季度预测指标月度化，如中国居民收入感受指数，就业预期指数等涉及民生的重要指标一直按照季度发布，预测滞后，应该增加调查频率。个别指标建立日监测和周监测制度。构建各项指标监测、预警和考核一套制度。
2.“六保”和“六稳”结构性指标和季度GDP总量指标应动态调整
由于经济增长只能季度公布数据，因此建议强化季度经济增长数据预测，同时以月度相关数据如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研判季度指标经济增长趋势。每季度研究结构性指标和总量指标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并及时调整结构性指标，也以最终指标季度GDP分析其对各个结构指标影响，深化对“六保”“六稳”结构指标与总量指标深度研究。只要保证各月“六保”和“六稳”都处在安全区，则2020年各季度GDP增长的目的就可以实现，那么全年GDP增长率只是个最终变量。当然，各个结构指标之间也相互影响，但普遍认为2020年疫情最多持续2个季度，因此变量之间交叉效应应该不大，复杂传导的一般均衡不会形成，结构性指标的累计负效果也不会太大。
3.三季度后完善一揽子结构性指标代替最终GDP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有取消经济增长目标的建议。西方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实施宏观调控。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问题较多导致调控误差较大。因此，“十三五规划”认为经济增长率是预期性指标，《政府工作报告》也认为是预期目标。在对二季度“六保”和“六稳”结构指标实施总结经验基础上，2020年3季度后，可以扩展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等一揽子结构性指标月度、季度和年度分解，以一揽子指标全面衡量当年经济社会任务，判断经济社会结构失衡程度，而年度经济增长率只能是GDP结构优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总量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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