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我们能依靠创新走出当前危机吗？
桑希尔：危机往往能酝酿出创新，但创新不能提供走出危机的蓝图。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重建意识形态与政治。https://thumbor.ftacademy.cn/unsafe/670x377/http://creatives.ftacademy.cn/picture/3/000084893_piclink.jpg
2020年5月6日 15:32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桑希尔
坦率地说，如果在这个充满全球不确定性的时期，科技传道者们没有抓住时机欢呼“危机是机遇之母”，那将是令人失望的。不出所料，他们发声了。
势不可挡的“人形扩音器”马克•安德雷森(Marc Andreessen)一直是舆论场上最响亮的声音。这名企业家兼风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联合创始人问道，为什么在2020年的美国，医院工作人员还要用雨衣充当防护服，而美国联邦政府还缺乏向数百万新失业者迅速转账的手段？
他在一篇题为《是建设的时候了》(It’s Time to Build)的文章中给出的回答是，应该以新的创新精神和积极的投资来建设新产品、新工业、新工厂和新科学，以重启美国梦。他问道：“超音速飞机在哪里？数以百万计的送货无人机在哪里？高速火车、高架单轨列车、超回路列车、还有飞行汽车在哪里？”
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执行创始人彼得•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也宣称，他对现在的可能性感到激动，并预测每5家现存企业当中就有1家将会倒闭。他表示：“如果你现在不进行颠覆性创新，你就完了。”
技术至上者的乐观主义甚至已经蔓延至欧洲。巴黎企业孵化中心Station F的负责人罗克珊•瓦尔扎(Roxanne Varza)指出，划时代的初创企业过去往往诞生在危机中，正如爱彼迎(Airbnb)、Spotify、优步(Uber)和Adyen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兴盛起来那样。她表示：“这是一个机会——是科技行业抓住这个机会的时候了。”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日子里，我们应该为这种要把世界建设得更好的乐观和雄心喝彩。而且，初创世界的规划图无疑是当今挑战应对之策的关键部分。但如果相信它能提供全部的答案，那就太天真了。适合于解决一种挑战的特殊方法并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蓝图。
时任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教授的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月亮与贫民窟》(The Moon and The Ghetto)中精彩地论述了这一观点。纳尔逊探讨了一个悖论，即为什么让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陆月球要比解决城市内部贫困问题容易。他认为，阿波罗(Apollo)太空任务的优势在于，它们没有威胁到既得利益者，贫民窟问题则恰恰相反。但纳尔逊总结道，进步的最大障碍是，不同决策方对问题和解决方案构建了不全面、而且往往是错误的概念。
经济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和技术专家都在自己的框架内理解问题，并会挑战其他观点的正确性。这种常常混淆价值观和事实的“帝国主义话术”导致了两败俱伤的政策斗争。某一领域的最优化话语会凌驾于折中、妥协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话语之上。
公平地说，安德雷森的确承认了更广泛的政治维度，强调了目前存在的限制——这些限制来自于裙带资本主义、监管俘虏(regulatory capture)、私营部门过度金融化以及对陈旧、根深蒂固且无关紧要的公共部门利益的顽固捍卫。他表示，建设的必要性必须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离。
问题在于，我们还不清楚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一点。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历史学教授帕特里克•麦克雷(Patrick McCray)曾撰文指出，很有必要维持——以及重塑——运转良好的体制。他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才是导致这场流行病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根本性原因。共和党的“饿死野兽”心态（通过削减税收来剥夺政府收入——译者注）和硅谷主张“私有化就对了”的那些人都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他表示：“灾害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社会和政治造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是典型的‘慢性灾难’案例。”
麦克雷设想了另一类不同的建设。他建议道：“为何不在公民和为他们提供支持的体制之间建设信任感？为何不构建对科学、事实和专业知识的尊重？”纳尔逊的观点则是，他抵制那些必然会令人失望的简单万能药方。他提供的谦逊建议是，要进行更开放的对话，对棘手问题采取循序渐进的、试验性的做法。
这正是我们需要建立以及重建的精神。但首先，正如安德雷森正确地论证的那样，我们必须找到这样做的想象力和意志力。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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