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不同抗疫模式中的文化因素
本帖最后由 新鲜人 于 2020-4-12 18:49 编辑许纪霖：为何亚洲“四小龙”国家抗疫相对成功？为何几个天主教国家表现糟糕？一个国家的抗疫模式，不仅是技术性的，也受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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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2日 15:48 历史学家 许纪霖 为FT中文网撰稿
疫情发展至今，我们已经看到各国有不同的抗疫模式，第一阶段的胜负一目了然，但抗疫是一场可能持续1-2年的持久战，谁笑到最后，还远远难见分晓。
三种主要的抗疫模式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最典范的是三种模式，中国严防死守的休克模式、英国群体免疫的放任模式，和介乎二者之间的东亚四小龙模式。其他国家的模式暂时还不具有典范意义，意大利、西班牙是失败的，美国、德国是混合型的。
其他国家抄不了中国模式的作业。之所以抄不了，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不一样，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俄国）能够像中国这样具有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动员能力和管控能力。另一个是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民众听话，服从权威，也有封建割据的传统。封建割据与高度的中央集权可以同时存在，成为一种吊诡性的奇异现象，从历史到现实都是如此。当民众都躲避在一个个封闭的土围子里面，病毒自然就被闷死了。
另外一个极端是英国的群体免疫模式。这也是别的国家很难完全模仿的，具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独特的个性。这个民族不太相信、也不愿意政府为自己选择和管控，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会按照自我利益作出最理性的选择，只要告诉我真实的信息就ok了！约翰逊首相是牛津学霸，是丘吉尔之后英国最聪明的首相，他将最坏的结果告诉英国公众，反而起到了各种强制令起不到的禁足效果。当然，英国这种放任的群体免疫疗法，也是迫不得已，他们错过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期，感染已经大面积弥漫，只能将错就错，以英国功利主义的方式，用壮烈的局部代价换取全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两种极端的模式孰优孰劣？中国模式持久不了，英国模式代价昂贵。如今公认比较成功的抗疫典范，反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东亚四小龙模式，特别是韩国模式。韩国一度局部爆发，但成功地控制住了，但并不像中国那样，以社会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停摆为代价。技术上的成功大家都知道，采取的是大规模检测、迅速隔离的措施。
抗疫模式中的政治与文化因素
但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什么制度和文化上的因素？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东亚儒家资本主义之说，现在四小龙的成功抗疫是否也与儒家式的自由民主有关？我的初步结论是，自由/法治体制（新加坡、香港）和民主体制（韩国、台湾）使得信息比较透明，最大程度地抑制了对疫情的瞒报谎报，从而公众能够像英国人那样有明智的理性选择，也能对政府的社会公共政策有舆论的监督和矫正，比如香港的公共舆论和医生的公共行动倒逼特区政府采取更为坚决果断的措施。另一方面，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也使政府比较有权威，民众具有相当的自律，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继承了儒家的精英主义传统，尊重专家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抗疫模式，不仅是技术性的，也是政治性和文化性的，也就是说，受到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样是自由民主体制，不同的文化传统，就会形成不同的抗疫结果。相比较而言，民主国家里面，新教国家比如英美、德国和有儒家传统的东亚四小龙，在抗疫成绩单上，要比天主教国家好得多。这次意大利、西班牙全线溃败，与天主教文化传统不是全然没有关系。拉丁文化的民众，生来浪漫任性，政府也比较软弱无能，法治秩序与公民自律都及不上新教国家。
美国如今成为确认病例最多的国家，但我依然对它抱有审慎的乐观。这个乐观，不仅基于美国拥有世界上领先的完善医疗体系，更重要的是两个指标，一是国家的动员能力，二是社会的自治能力，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帝国，两者兼备，而许多国家，往往只具备其中的一个能力。
世界各国的抗疫模式，已经呈现出多元竞争的态势，不同的模式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完全可以互相借鉴，相抄作业。以中国为例，第一阶段严防死守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对付得了持久战，势必要借鉴东亚四小龙的经验。而当新冠病毒慢慢退化一个普通的大型流感时，最终也会与英国模式殊途同归，走向群体免疫之路。因此，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因此形成依赖路径，要善于学习，随机应变。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就是要按照疫情自身的内在法则去抗疫，尽可能地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尊重靠谱的专家的意见，以专业主义的态度办专业的事。
疫后世界将进入“全球化2.0时代”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到特朗普上台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经历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到这次全球大疫情，很有可能会为这一轮全球化划上句号。这并不意味着以后各国都完全是关门主义或贸易壁垒，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分工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按照最大效益原则，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将会是比经济效益更高的考量。
世界与中国的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中国的依赖度将大大降低，中国的世界工厂位置将大打折扣。不要期待疫情结束之后，还会回到原初，即使全球化还在延续，将是一个全新的2.0版，即我说的“后全球化时代”。这一新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不可逆转之趋势，其具体形态、交往方式和网络结构如何，将有待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们来提前预判。预判能力越强，中国越会处于主动，不犯方向性的错误。而以往的错误，往往是由于观念严重滞后于变化，看不清时代变化的大趋势、大方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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