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从众的抗疫政策将很快结束
本帖最后由 新鲜人 于 2020-4-10 19:43 编辑克勒斯特夫：疫情爆发初期，从众是稳妥做法。但随着各国深入了解本国疫情，继续从众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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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日 16:26 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任、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伊万•克勒斯特夫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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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是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Centre for Liberal Strategies)主任、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 IWM Vienna)研究员
模仿别人可以挽救你的生命。2015年，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武装分子袭击了肯尼亚的一所大学。他们将学生作为人质，只对那些能够通过背诵《古兰经》(Koran)中的一个关键章节来证明自己是穆斯林的人表现出仁慈。而不会背诵的人则会被射杀。
一位基督教徒学生目睹了她的同学们的遭遇，并迅速背下了那个章节。正如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盲从与叛逆》(Copycats and Contrarians)一书中论述的那样，这个女孩“通过社会学习、通过收集关于其他人的选择及结果的信息，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这种模仿的逻辑解释了欧洲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主要矛盾。这场危机迫使社会退回到民族主义，而不是互相合作。然而，与此同时，尽管每个欧盟(EU)成员国的社会传统和公共卫生系统的状况各不相同，但各国政府却表现出无限的热情，要复制基本上相同的一揽子政策来阻止疫情传播。
为什么那些在危机初期不愿合作的政府，现在却急于采取同样的政策措施？答案可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其1921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中论述的那样，不确定时期的政治与风险政治有明显的区别。奈特认为，虽然原则上未来是不可知的，但风险仍然是可以衡量的。如果以前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就可以用数据估算风险。而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则涉及我们无法预测或者从未预见过的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无法衡量的不确定性的时刻。在疫情初期，大规模检测是不可能的，政府无法衡量保持社交距离或者停工停产等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做最坏的打算、采取最规避风险的立场。管理风险是民主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处理不确定性是一项非常不同的游戏。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政府必须表现出已准备好采取非常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不一定奏效。与此同时，它们希望避免采取可能会在事后受到公民质疑的行动，因为公民非常清楚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
为了让公众相信局势已在控制之中，并说服他们有必要待在家里，戴上口罩，关闭企业，耐心遵守任何其他政策，效仿他人的做法变得至关重要。
试想一下，一半欧洲国家已经决定进入封锁状态，而另一半国家选择避免采取严格措施。要求双方政府改变路线的政治压力几乎都会是无法承受的。再想一下，一部分民主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另一部分没有，同时公布感染和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的对比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回应政策可能造成民众信心崩塌。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洲各国政府有强烈的动机去效仿最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国家采取的政策，尽管它们仍不确信这些政策是否是最佳方法。
瑞典是目前唯一一个决定不采取“保持社交距离”和停工停产政策的欧盟政府。所以，它是叛逆风险的最好体现。哥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危机沟通学教授奥尔拉•维格索(Orla Vigso)对《卫报》(The Guardian)表示：“人们开始问：‘其他人又愚蠢又偏执吗？还是瑞典做错了？’”如果现在瑞典的医院变得超负荷运转，死亡人数开始上升，瑞典政府将会比欧盟其他国家付出更高的政治代价，因为它是公认观点的反对者。
然而，尽管在各国政府缺乏关于新冠危机及其经济影响的可靠信息时，模仿的逻辑到目前为止还算行得通，但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当政策制定者开始收集有关新冠肺炎在本国传播的更多信息时（换句话说，在无法衡量的不确定性被普通风险取代的情况下），继续从众将是一个错误。
在决定国家应该何时、以何种方式开始放松严格的限制，以及将如何赔偿企业和劳动者方面——随着感染曲线趋于平缓，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正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时机和策略的多样化将成为政策健康的一个标志。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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