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 欧美的新冠疫情为何恶化？
本帖最后由 华盛顿人 于 2020-4-4 20:32 编辑韩和元：欧美疫情恶化与疫情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有关，也与初期的轻视有关，未来一段时间里仍难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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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3日 03:56 韩和元 为FT中文网撰稿
自3月上旬以来，欧美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不断飙升，就好像在一夜之间，疫情全面失控。其中，尤以美国最为严重。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时，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45373例，死亡病例为6095例。这种趋势也让当地民众人心惶惶，乃至外界也感到瞠目结舌。人们不禁在问：欧美的疫情为何会失控？就该问题，个人认为，或与如下原因有关。
一、与疫情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有关
首先，相比于一般卫生服务，传染病的发生、流行和消亡等，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例如，人们，甚至包括专业人员，对新发传染病都存在着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这就是信息的不完全。这种不完全，决定了人们往往在短期内，很难认识到疾病的致病机理（譬如曾于14世纪引发欧洲黑死病的鼠疫杆菌，直到1894年方被发现），也很难认识到其传播的路径，更不要说后果。
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现有知识存在局限，这些关键知识包括：传染源、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毒性、传染性、感染和疾病进展的风险因素、监测、重症和危重病人的临床管理以及预防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控，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向。譬如，日本北海道在2月26日确诊人数达到63例感染者时，其知事铃木直道便宣布北海道将进入紧急状态。这位曾有公共卫生管理经验的官员认为：“（北海道）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疫情的扩散速度。当前正是最紧要关头，必须尽早结束。”
反观作为欧洲疫情“震中”的意大利，意大利疫情通报数据显示，截止2月27日晚19时止，该国伦巴第大区感染的确诊人数403人。疫情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同期的日本北海道，但当地的政治人物却持有与铃木知事截然不同的判断。虽然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曾宣布，从2月25日起，酒吧、咖啡馆、舞厅等营业场所，晚6时后一律禁止营业，希望借以减少居民的夜生活，防止疫情扩散。但该项禁令刚刚执行不到两天，政府迫于居民抗议和业者的压力，宣布从2月27日开始取消禁令。为庆祝解除宵禁，意大利执政党之一民主党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甚至专门前往米兰，邀请党内多位政治人物到街头集体喝开胃酒欢聚，并强调米兰市很安全，民众应走出家门恢复正常生活。
而在美国则表现为，专业机关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与最高行政机关白宫之间认知的巨大分歧。美国CDC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查特在2月25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现在，与其说（疫情大爆发）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还不如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其中又有多少人会患上重症或引发更多的并发症。”当天更早时，CDC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尼耶也说，新冠病毒迟早会在美国传播。但特朗普总统对CDC的上述言论，显然是不满的，他认为上述言论可能引发民众恐慌。为了降低CDC官员讲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朗普于2月26日就新冠病毒疫情召开记者会，强调美国面临的风险“非常低”。
此外，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可能引起的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反应过度。譬如，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先后发生人感染甲型H1N1病毒，其传染源主要为病猪和携带病毒的猪，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人也被证实可以传播病毒。为了防止该病蔓延，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事后人们普遍认为，当时各国政府和民众，都有反应过度的嫌疑，进而造成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资源的错配，进而造成对国家生活生产的干扰。
正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使得各方很难形成共识，这也就阻碍了各方能够于短期内，采取切实的措施，来阻断疫情的扩散。
二、医学正确与“政治正确”的冲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2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他们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民主”国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更低，因为“民主”国家的信息可以自由地流动，公众可以对问题公开探讨，能督促政府及时调整疫情策略。这一观点获得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赞同。但正如今天欧美的实际情况所表明的，事实可能并不是全是如此。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认为，新冠病毒疫情与SARS疫情相比，致死率较低，但传播力较强，传染速度快。有的患者甚至没有症状也可以传染，这为防控疫情增添了难度。为此利普金教授认为，于当前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和研发快速检测方法，仍然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则在第四章建议部分，一再提及各国应该立即（针对有输入性病例或疫情暴发国家）或做好随时启动（针对尚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最高级别应急响应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采取所有必要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以阻断疫情传播。
而所谓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开展积极主动监测，迅速发现并立即诊断、隔离病例，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引导民众理解并接受上述措施。此外还包括，实施停止群体性活动、延长假期、延迟开学、灵活复工、错峰出行，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受疫情影响城市的通道。简而言之就是，为阻断疫情传播，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时，人们的行动自由将大受影响。
何谓自由，根据霍布斯的说法，“自由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就是没有外界障碍的状态”。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一书里指出，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具体到行动自由，其关注的焦点是行动，一个人的行动是不是自由的，就在于他能不能够做其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在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时，人们不能上街，不能出行，不能进行政治集会这类群体性集会活动……这时为控制疫情所实施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就成了阻碍人们行动自由的外界障碍。这时，防疫措施与公民的自由，便处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人们很难将其理解为，这种措施是特殊手段，旨在于尽快控制疫情，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从而确保他们的人身权利，让他们真正享有自由的措施。人们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这是对其公民权利的冒犯和剥夺。
此外，自由也一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受制于如前所论的信息不完全，在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暴露出来之前，政府并不乐于将问题扩大。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政府的财力和物力，更事关地方的经济发展。于政府而言，一旦将自己管辖地区提升到疫区，那么，首先就是所辖地区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将受到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此，政府往往也倾向于赋予人们这种自由，以期通过人们的行动自由，来推动经济增长。
三、全球化及人员流动
全球化的特征是：商品、人员和服务的大规模国际流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更为加强。这就使得传染病源或病毒能够轻易地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从而使传染病的威胁对象扩大到了整个国际社会。而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又很难禁绝与他国的联系。而人口流动无疑又增加了人类接触的机会，进而在时间上加快了疫情的传播，在空间上拓宽了疫情扩散的范围。
四、对疫情的轻视
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所指称的那种来自欧美的傲慢和偏见所导致的对疫情轻视。3月24日的日本众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民主党议员吉良州司提及：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日本能否在20国集团（G20）等框架下倡议支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财政基础薄弱的发达国家？麻生则回应道：“2月底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说，欧洲那时认为“我们又没有感染者，疫情和我们没关系。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欧美国家的专家和政治家在全球疫情初期，将新冠病毒疫情与SARS疫情简单比较，进而得出新冠病毒跟SARS病毒一样，只在中国人中有显著反应的结论，进而导致轻视。
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了西方疫情的严重失控。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欧美各国，可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欧美的疫情仍难乐观。当然，应对和最终解决新冠疫情，除了欧美吸取教训及时调整应对举措之外，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和衷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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