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重大难题、关键节点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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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5日 12:22 叶胜舟 为FT中文网撰稿
昨天是中国大年三十，笔者没有一点年味，对央视春晚也无兴趣，更多忧虑、沉重和压抑。全国民众没心思过大年的肯定不少，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持续扩散，形势极其严峻。
一、重大难题
1.疫情进一步扩散。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和媒体动态统计，截至1月25日6时30分，全国确诊病例1287例，其中湖北729例、广东53例、浙江43例、北京 36例；死亡41例，病死率为3.2%，其中湖北39例、河北1例、黑龙江1例。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天津、安徽、北京、上海等18省市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另据在武汉一线采访的《新京报》、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对当事人的采访和报道，因医疗资源极其匮乏，有一批发热患者只能在家自我隔离，不能确诊，甚至有的患者经武汉医院诊断为“病毒性肺炎”而死亡。这意味着武汉还存在患者病例、死亡病例，未在官方统计内。
2.错失控制疫情“黄金时间”。据国家卫健委通报的17个死亡病例其中第7个，殷XX（女，48岁）早在2019年12月10日就无诱因出现发热。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分离、9日国家级专家组初步判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此时春运即将开始，全国高校第三多的武汉大学生、务工人员未返乡，如第一时间决定控制人员流动，可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可惜武汉错失良机，拖延两周后直至1月23日10时才实施，从发布到实施还留有约八小时离汉的“窗口期”。直接导致疫情扩散到除青海、西藏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区），境外确诊病例也扩散，包括香港5例、台湾3例、澳门2例，泰国5例、新加坡3例、日本2例、韩国2例，美国2例、法国2例、越南2例、尼泊尔1例。
3.武汉患者难以及时收治。病例爆发性增长，一线医护人员尽管满负荷工作，仍然不堪重负，不少病例只能在家自我隔离、保守治疗或未及时治疗或未治疗。经国家卫健委紧急部署，上海、江苏、四川等地呼吸科、感染科的医护骨干，已紧急出征救援武汉。但医护人数依然偏紧，线性增长赶不上病例的指数增长，何况目前本省疫情防治压力太大，难以全力支援武汉。武汉市政府借鉴北京市17年前抗击SARS的成熟经验，准备十天新建一个小汤山式的火神山隔离医院，但预设的700-1000张病床肯定不够，集中收治确诊病例都不能保证，大量疑似病例仍然不能集中收治，将为疫情继续扩散留下大漏洞。
4.病毒可能持续变异。1月22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与该方案的症状描述不同，已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已有确诊病例的首发症状，可表现为乏力、恶心、腹泻、头痛、胸闷、肌肉酸疼、结膜炎等之一或多种；潜伏期无症状且有传染性。换而言之，发热不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唯一首发症状、筛选标准。目前各地机场、火车场、高速公路人员进出时测量体温，不能完全筛选出病例，必有遗漏。
5.防护器材严重短缺。病例爆发性增长，武汉医疗系统储备不足，试剂盒供不应求，地方政府显然已无能为力。导致武汉协和医院、武大人民医院等十余家武汉医院直接向校友和全国求助，支援防护面罩、N95等医用口罩、护目镜、手术衣、防护服等器材。医护人员的安全必须重点保障，必须科学防治，如果暴露在感染环境中，他们很容易感染，那么病人只有更惨。
6.“封城”负面影响显现。1100万人的武汉大都市被强行“封闭”，湖北另有12个城市也接二连三“封城”，这是迫不得已的、迟到的、正确的决定，反证疫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拖延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武汉大部分健康市民因此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有的物品短缺或涨价、有的老小因上班或隔离无人照顾等，而且他们的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也容易焦虑恐慌，大家都清楚武汉如今是最大的重灾区。
7.武汉党委、政府治理能力欠缺。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以来，各地照本宣科多、脱胎换骨少，自我标榜多、自我革新少。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最有效的检验。目前看，中央政府和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党委政府应对更科学、规范、有序。武汉应对疫情有明显瑕疵。表现在：
（1）前文所述错失防疫“黄金时期”；
（2）涉嫌漠视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宣布，“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但1月21日，武汉相关人士又向胡锡进澄清，8位曾被认定为“违法”的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1月20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在记者会上确认有“人传染人”、有14个医务人员感染，此前武汉竟然一直没有主动公布如此重大的两个信息。
（3）涉嫌保持“维稳高于生命”的传统人治思维。武汉推迟公布疫情、减缓疫情严重程度，是否与湖北“两会”有关存疑。1月12日至17日、11日至15日，湖北省分别举行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十二届政协第三次会议，这的确是湖北以及省会武汉近期的中心政治事件，当地媒体依惯例集中报道。但相对于1100万武汉市民甚至14亿全国民众的生命健康而言，湖北“两会”微不足道。武汉党委政府是否在1月20日获得最高指示后，才真正“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4）舆论报道“内紧外松”甚至歌舞升平。1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举行第20届“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参加、共13986道菜品，当地媒体甚至央媒都正面宣传报道；1月20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举办“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春节联欢会，据该厅官网报道，还邀请三个单位领导联欢，自称“联欢会高潮迭起、欢乐喜悦”；1月21日，湖北省在洪山礼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本省众多重量级官员出席，依然用一贯的新闻通稿套路描述为“圆满举办”，竟然还有“演员带病出演，登台火力全开”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与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严峻形势极不吻合，与市民生命健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亟需隔离与救治的对比极为鲜明，引起全国关注和广泛批评。
二、关键节点
1.元宵节。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压倒一切。今年春节期间，不仅武汉及湖北，全国民众都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和集聚。如果元宵节后除湖北之外的各省病例稳定，那么值得庆幸，这是笔者最期待、最理想的状况。表明武汉错过了防疫“黄金时期”，全国没有错过。通过中央政府迅速动员和命令，兄弟省市齐抓共管，基本防住了全国扩散，进而也有更大余力支援湖北。否则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疑似和确诊病例太多，每个省都自身难保，很快医疗系统将瘫痪崩溃。世界卫生组织如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甚至直接界定为疫区国，那么世界各国都会纷纷限制中国人入境、限制本国人来华、限制与中国贸易往来。
2.清明节。中国人有回乡扫墓的传统，这也是春节之外的第二个人口流动高峰。届时疫情防治措施的严格程度，主要看3月底4月初确诊、疑似病例的变化。（1）湖北尤其武汉是疫情重灾区，无论如何必须严管，不能有任何松懈松绑，以免前功尽弃；（2）全国其他省如果都是零星病例2周以上，本省返乡扫墓依然需慎重，集聚依然需控制，管治最好从严；（3）本省如有较多病例（指确诊10人、或疑似20人以上），不应大面积、大范围人员流动，依然需持续严控。
3.五一节。冠状病毒对高温敏感。2003年SARS没有特效药，天气炎热后逐渐平息，来得凶猛，走得离奇。2019-nCoV也没有特效药，不排除继续变异的可能，期待气温升高后有助于防治。如果五一节公众假期五天后，全国疫情没有反复，那么这次重大考验基本过关。我们才有机会松口气，从容研制疫苗，复盘防治缺失，问责相关官员，完善制度建设。
三、政策建议
1.控制传染源。
紧急扩充武汉医疗资源，尽快集中隔离、集中收治所有确诊和疑似病例；紧急扩大生产试剂盒，在火车站、机场、高速公路上通过专业人员抽测，对进出流动人员现场筛选；鼓励公众自费购买价格优惠的试剂盒（不能免费否则极大浪费，且生产能力不足），指导自我测试，避免集中到医院发热门诊增加交叉感染风险，同时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1月以来，所有武汉返乡、途经武汉、或与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应自我隔离2周，向当地疾控部门主动报告，社区居委会和物业、村委会应掌握第一手的完整信息，并及时监督和报告；全国禁止捕杀、交易、运输野生动物，关闭交易市场，现有野生动物一律交由县级以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处理。
2.切断传播途径。
每日持续对全国所有医院、临时隔离区（如有）、农贸市场消毒；以元宵节、清明节、五一节前后的确诊与疑似病例，作为判断松绑交通封闭、解除其他管制的决策依据；解决好“封城”医护人员、疑似病人就诊的食、穿、用、行、住等后勤保障；湖北省可自行决定是否延长春节假期，实际上不解封，外地人员也很难进入武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二级响应机制未解除前，引导和鼓励各单位利用互联网异地办公、网上办公、分批办公；确诊、疑似病例的孩子、老人，如无人照顾，可征用郊区独立房子集中安置，指定专人照顾；中央财政专款补助中西部农村防疫，省级财政按1:1资金配套。
3.保护易感人群。
国家紧急调配，支援武汉一切民生和医疗所需，确保水、电、气、网、药、米、肉、菜的稳定稳价供应；对“封城”的市民尤其是武汉市民，给予积极的心理干预和服务，全国征集志愿者；直接征用武汉移动、联通、电信部门的客服热线和工作人员，改用于疫情热线电话；准备部署武警机动力量，预防武汉长期“封城”后失控，任何情况下不宜动用军队；元宵节之后，确诊病例依然低于10人以下的省，可抽调更多机动医护人员去武汉支援或轮换；每批支援的医护人员在一线3-4周即可，时间不能过长，过于辛劳，免疫力下降，医护人员自身感染风险也会增加；如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医护人员、物质供应不足，应主动向WHO和世界各国求助。
4.修订《刑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
建议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分别修订完善《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全面禁止和严厉惩罚猎捕、杀害、出售、生产、经营、食用、购买、运输、携带、寄递、利用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不限于现有法律中规定的濒危、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是最大的民意。国人已付出SARS、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多次沉重代价，不能再因贪吃重蹈覆辙了，漠视自己、他人的生命与健康，而且又将疾病输出影响境外，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声誉。
修订《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建议如下：
（1）将罪名“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改为“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生产、经营、食用、购买、运输、携带、寄递、利用野生动物罪”；
（2）增加第一款，“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生产、经营、食用、购买、运输、携带、寄递、利用野生动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3）原第一款改为第二款，起刑明确为三年以上，改为“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生产、经营、食用、购买、运输、携带、寄递、利用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面内容不变；
（4）原第二款改为第三款，最高刑期由三年提高到七年，改为“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如下：
（1）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禁止猎捕、杀害野生动物，而不限于原条款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第二款，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改为向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申请特许猎捕证，而非原条的省级。
（2）第二十二条，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狩猎证，改为“由省级以上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发”，而非原条的县级以上。
（3）第二十七条，改为“禁止出售、购买、利用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不限于原条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4）第三十条，改为“禁止生产、经营、出售、使用、食用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不限于原条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即使有合法来源证明，也不允许。
（5）第三十三条，运输、携带、寄递所有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明确需持有“省级以上”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许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以及检疫证明。取消原条允许县级、地（市）级的许可权限。
（6）第四十四至四十九条、五十一条、五十三条至五十五条的罚金太低，不足以威慑犯罪，还需大幅度提高。
最后，向钟南山院士和一线医护人员致敬！他们是防疫战场最可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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