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如何摇动“五四摇篮”
(2018-05-04 08:39:06) 浦江客的博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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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北大教授们（油画）（图源网络）
蔡元培如何摇动“五四摇篮”
说到五四运动，是不能不说起蔡元培先生的。长期以来，我们对蔡元培先生于五四的贡献知之甚少。无论主流媒体、文艺作品，还是教科书、宣讲稿，对五四运动的宣传是有所偏颇的。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讲到五四运动的准备时，说“在构成这知识氛围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余光中先生则把蔡元培先生形象地比喻为摇过五四摇篮的人。这些赞誉都毫不为过。
蔡元培先生对于五四运动，至少有两大贡献。
其一，蔡元培先生直接参与、支持了五四学生运动。
这是一段光耀中华民族史册的史实。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连续举行了三天的讲演大会。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登台发表了《公理战胜强权，正义战胜邪恶》的演说。对此，学生领袖罗家伦回忆说：“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的结果。”
1919年5月2日当天，蔡元培听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就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月3日，当蔡元培听说北京政府已密令巴黎代表团在和议上签字后，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及《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5月3日晚，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的准备次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大会，也事先得到蔡元培的首肯。会后，蔡元培又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给予鼓励。5月4日，当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时，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可以说，正是得力于蔡元培的通报消息和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方才成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地。
五四运动之后，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并逮捕学生。当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他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5月5日下午2时，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他又表示：“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北京各大专以上的校长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周旋于警察厅、教育部、总统府之间，负责营救被捕学生，蔡元培也因此被北洋政府视为倡导纵容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有传言政府将焚毁北大，严办学生。
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月8日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月9日，在此高压之下，蔡元培被迫辞职，秘密出京。他说：“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一面是为了保全学生，一面又不让政府为难，只有如此才可以保全大学。由此可见，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不遗余力，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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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油画）
其二，蔡元培先生精心培育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
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五四运动发祥地，并非偶然。这和蔡元培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原则，广延人才、网罗众家、高屋建瓴、领袖群伦的教育眼光，宽和谦逊，正派诚笃的人格风范，而使北大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了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分不开的。其间，蔡元培先生感召陈独秀进入北大就是一段佳话
。
1916年12月，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的任命出掌北大时，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正以其激烈评论在中国思想界搅起一阵又一阵的狂潮。当时北大的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与陈独秀早已相识的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遂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汤尔和的推介正中蔡元培的下怀。
1916年12月26日，急于聘到陈独秀的蔡元培，一大早即赶到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陈独秀的住地“守株待兔”。陈独秀有晚睡晚起的习惯，蔡元培就搬了把凳子端坐在门外等候陈独秀醒来。日上三竿之后，陈独秀起床开门，见到这位老翰林等在门外，大吃一惊：“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蔡元培说明来意，使得陈独秀这个挟风带雷，睥睨一世的人物，在伟岸如蔡元培先生的面前也不免谦虚一番。他提出一个现实问题：《新青年》社址在上海，两头牵挂多有不便。求才若渴的蔡元培当即答道：“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此时对能否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陈独秀尚无把握，还有些犹豫，提出能否先试行3个月。而一心认定北大文科学长非陈独秀莫属的蔡元培立即依着陈独秀
道：“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见，该行了吧！
”
可以说，蔡元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诚意而显现出个人魅力来打动陈独秀的。陈独秀对北大而言具有领袖效应，他和《新青年》的到来，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思想界除旧布新的新发源地。
黄仁宇在总结北大引进《新青年》后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时说道：“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新青年》行销达一万六千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非‘赛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工作时接近。……在《新青年》里，他发表了若干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
”
故而，蔡元培对陈独秀而言，具有荐拔引举、添翼助威的作用。倘使没有北大之聘，陈独秀的能量恐怕很难在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群中得到同道共鸣，《新青年》的影响也可能只是局限于东南一隅。因而对陈独秀而言，甚至对历史而言，真该感谢“喜此时幸遇先生蔡”的机缘。
五四运动至今已经走过了99周年，蔡元培先生等为五四作出巨大贡献的志士仁人已经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30多年前，台湾诗人余光中及其友人特意到香港埋葬蔡元培先生的华人坟场吊唁。蔡元培先生的坟墓早已被杂草掩埋，连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为何许人。
余光中先生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今天我们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切莫忘记了当年为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作出巨大贡献的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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